没有一个人天生完美，所谓完美都是一步步修炼出来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就非常注意修身，其方法之一就是“研几”。几者，细节也。研几，就是重视细节、讲究细节。 曾国藩30岁以前非常喜欢交游，玩的时候忘乎所以，回家后又非常后悔。他的日记不止一次写过对自己浮躁心性的反省。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晨读完《易经》，出门拜访朋友，后到杜兰溪家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参加完婚礼，本想回家用功读书，突然又记起这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便又去何家庆生。吃饭、听昆曲，直到初更时分才回家。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批评自己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国藩年轻时心高气傲，说话又过于直接，不懂得迂回，经常跟朋友发生冲突。比如他曾因一件小事，与同乡郑小珊互相谩骂，说了不少脏话。曾国藩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应该，在日记里反省说：“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论其他？”
曾国藩有时心高气傲，有时又无原则地吹捧。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前来拜访他，给他看自己新写的诗，曾国藩内心觉得写得并不怎样，但在言语上却极力夸奖。对自己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曾国藩很不满意，在日记中说：“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忘作深语。”在另一篇日记中他更进一步反思此类事情，说：“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到漂亮异性，多瞥几眼，本是人之常情，曾国藩却不允许自己这么做。在朋友家里看到女主人，“注视数次”，他觉得“大无礼”。在另一位朋友家看到漂亮的姬妾，“目屡邪视”，他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清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买了100亩土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曾国藩立即写信予以拒绝，他说：“国藩出仕二十年，官到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且未分析，两世兄弟洽洽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垄相近，尢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
我是从张宏杰先生《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中看到如此精彩素材的。曾氏如此注重个人细节，我内心充满了感动。曾氏也算是个幸运之人，中进士后10年7次升迁，不到40岁就当了副部长，以后又办湘军，事业风生水起。然而，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极其严苛，一点也不会因为春风得意而放松自我约束。反省自己到如此境界，不要说在晚清那样的乱世，就是现在的太平时期，又有几个人可以真正做到？
古人做事业的一个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曾国藩也不例外，而做官无疑是光宗耀祖的捷径。想做官，就必须得到同僚和上级的认同。注重细节，正是取得大家认同的方式之一。曾国藩也想通过“研几”教育家人。曾国藩是个忧患意识较强的人，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尽心国事，希望不因自己的过失让朝廷生出疑心，从而避免灾祸，还表现在他期望弟弟和子孙读书明理，学会以正确的方法做人处世。让家人做好某种事，自然先得自己做个榜样。当然，除了上面这些世俗的目的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学做圣人最后成为圣人。曾国藩的日记和书信都不止一次引用圣人如何说、怎样做的事例，以此鞭策自己成为圣人。他是希望以圣人的要求为标杆，圣人觉得对的，他才去做；圣人认为不对的，他坚决不做。
“非常之人总有非常之处”，用这句话去套曾国藩的“研几”，真是恰当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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