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轻狂，黄土地上脱胎换骨 1953年，许小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他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后来，他的父母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淮海战役结束后，他们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机械工业部,许小年也随之扎根北京。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他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回想“文革”，许小年说：“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1969年，许小年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延安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他把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
后来，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博得了老师的赞赏，并因之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81年，刚毕业的许小年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同时,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客观地说，他们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年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
“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执意去职留美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
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理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特立独行者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
但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等。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按照体制内的眼光，许小年就是一个“刺儿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