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农抑商”是我国古代长期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农、工商对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由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对专制王权的加强构成了威胁，不利于当时兼并战争的需要，同时也向正处于上升期的等级秩序发起了挑战，对构建简朴、愚昧、安土重迁的民风产生破坏性影响。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帝国时代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关键词：重农抑商；专制王权；劳动力；战争；等级秩序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１
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很早便开始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其产生初期，对巩固经济基础、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它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经济政策，不利于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阻塞了工商业发展的道路。下面，本文就从法家“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原因入手，希望能通过多方面的分析，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的理解。
一 、我国一贯的重农传统
中国很早便产生了重农的经济观念，上古神农氏时期就有“神农教耕而王天下”的传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人们对农业的理性思考得到长足发展。法家直接将农业视作衣食之源、民富之本，说“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相反“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
农业是国家财富积累和财政收入的源泉，国家贫富的标志，对此，韩非说到：“富国以农”，又“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同时，它还为兼并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管子》中说到的“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二 、 争夺劳动力的需要
尽管春秋时期，我国便出现了铁器、牛耕等生产工具，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总体来说，当时的生产力还是低下的，农产品总量的增加，主要还是得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剥削形式逐渐转变为地租剥削，因而对统治阶层来说，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也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进行农事或者开荒。
另外，在那样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农业劳动力的增加还直接为国家提供了“兵”与“粮”两种资源――而这正是战争所最需的，即所谓“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但是，在法家看来，不管是统治阶层剥削的需求还是国家战争的需要，都因为商业的发展以及随之形成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的观念而遭到了破坏。在利益的驱使下，相当一部分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走上了经营逐利的道路，显然与战国七雄富国强兵、统一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三 、 商人盘剥对小农经济的破坏
战国时期，个体小农经济已开始成为了国家的统治基础。但是，商业还因为商人对农民的盘剥，使得农民日益贫困，从而严重侵蚀了这一君主专制所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
首先，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利用自然条件变化造成的年成丰歉和政令缓急造成的市场波动，操纵市场加倍盘剥农民，加重了人民的困苦，“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则足矣。然而民有疾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铁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其次，商人还利用农民为国家纳税造成的困难乘机剥削农民， “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再次，商人利用战争危机大发国难财， “今天下起兵加我… …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 …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在这种农民遭受残酷盘剥甚至破产的的情况下，想实现国家富强必然沦为空谈，因此，法家坚决主张抑制商业的发展。
四 、 商人对专制王权的威胁以及对等级秩序的挑战
战争使得加强王权变得更加迫切，同时也使它变得更加可能。它要求人们绝对服从王权，不允许有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存在。然而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并进而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使得社会在对王权服从的同时，又产生了对财产金钱的崇拜――国君的威严和权力也就随之下降。对此，《管子》分析说：“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随着他们这种强大而来的，还有他们以金钱为基础，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政治权力。但是这触犯了新兴阶级的利益，也与法家农战的主张以及构建一个专制王权的社会理想不合，所以，等法家一登上历史舞台，便站在了其对立面。
五 、 商业不利于构建有利于统治的社会风气
法家所努力构建的专制王权是建立在一家一户封闭的小农经济之上，建立在人们的愚昧无知、孤陋寡闻之上的，即如《商君书》中所说：“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等。但工商业则不然，它发展的结果是促使人们竞争，造成民智日开。随之则出现了人民不畏王权，不顾纲常礼法的现象，败坏有利于统治的社会风气――“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同时，商贾强烈的流动性，财富的易于转移，还使得君主对其难以控制，这一方面容易使得财富流失，另一方面还让因此被视为 “轻迁徙”、“皆有远志”、“无有居心”的群体，因而认为他们难以控制，不会与国家共患难。
六 、 义利观的影响
法家主张人是自利的。在商鞅看来，“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战国后期的韩非则更是将这种自利的范围推到极端，甚至推广到经济生活领域以外的地方，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于是，在这种自利观的基础上，法家便将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作为了他们施展封建法禁威力的凭借――既然人本性如此，那么只有利用这一点，用厚赏重刑的法令来控制经济和利益分配才是治国的基础，即只有牢牢扼住人们的经济命脉和财富的得失予夺，才能真正控制社会政治局面。
参考文献
1） 期刊
［1］范红霞，《1980年以来关于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的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信息》，1997年第六期
［2］张建军著，《〈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第31卷第2期
2） 书籍
［3］郭沫若等著，《管子集校》［M］，科学出版社，1956年
［4］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年
［5］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M］，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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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8］李剑农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先秦两汉部分》［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9］傅筑夫著，《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