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七年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期间产生的种种文学批判现象更是一重要特征。通过对这些文学批判现象的研究，找出其中的深刻内涵，究其产生原因，是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文学 政治 十七年 文学批判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短短十七年的时间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定的称谓“十七年文学”。这段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与当时我国的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规模侵袭让文学作品的创作普遍与当时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作品在当时有着严格的写作模式，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内容，缺少真情实感。而且十七年里文学批评现象十分普遍，某些文学作品的批评甚至发展为大规模的文学批判运动，由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发起，受到批评的作家个人或集体一般都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若是领导人认为文学作品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倾向和文学方向问题，可以直接对作家、学者、学术团体采取生杀大权，对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三家村”以及《海瑞罢官》的批判等等，都是一些案例。
对于十七年文学批判的研究，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研究可以使我们理解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得出文学的特殊地位，找到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点，对那个时代文学被打上强烈的政治烙印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把握文学在社会环境中的真正地位，建设和谐的文学环境。
一
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新文学，带来了不同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派别，也带来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冲突自二十年代就有，三十年代进一步发展，开始是由于文学主张的不同，和各文学派别的利益，后来由于政治集团因素的加入，冲突更加尖锐。其中左翼文艺界内部的矛盾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中国左翼文艺界内部的争论、冲突，较重要的有：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钱杏?、李初梨等与鲁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三十年代初，在对待“第三种人”问题上，瞿秋白、周起应（周扬）与冯雪峰等的不同态度；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年，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便退居次要地位，文坛暂时出现了相对整齐统一的现象。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次会议被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起点，会上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成为具有话语权威的纲领性文件。
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文艺也必须为此服务，便很自然地提了出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翻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他“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并认为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在这里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结合了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文学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便在文学中生根发芽进而深深地植于作家的思想意识中。为此无论是解放区作家或是来到解放区的原国统区作家，当他们接受这一文学观念的同时，就会自然地把这种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遵守这种规范，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作品本身的美感则退居二线地位。因此文学普遍呈现一种单调呆滞的局面，个性化的叙事语言，抒情化的思想情感逐渐丧失，而以特定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方法标准成为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带有突出政治方向的特点。建国之后这种形式变得更加明显，文学不但在内容、情感方面依附于政治，甚至在叙述、描写等方面也完全按照政治要求的去做。因此建国之后的文学潮流、思想、形式等方面无一不受政治发展的制约，在文学的批评中也受到政治的干涉，甚至文学的简单的批评讨论都要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导致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仅仅起着宣传政治思想，开展政治运动的前哨作用，文学自身的价值意义已经失去了。
在这种特殊的文学与政治的环境中，政治话语因素具有强大的力量，将对任何文学的批评都极大限度地牵涉到政治中来，用强烈的政治话语进行批判，任何不以政治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文学作品都会被打上违背政治的标签进行批判，而且在政治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环境中，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打压，都会被视作对政治的反叛。因此在这里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功能已经完全被破坏，已经被纯政治功能所代替，文学的审美价值功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五六十年代，文艺批评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也不是作品解读，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审判，体现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目的。文艺批判通过政治性的手段打击一切对统治阶级权威思想有所触及的各类文学模式。他可以赞扬那些符合统治阶级自身政治思想的作家作品，也可以打击那些有偏离的作家作品，给予警告。而当统治阶级认为某些文学思想、文学作品、文学作家可能对已有的依附于政治的主流文学路线提出挑战，那么就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文学批判运动，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造成巨大的文学轰动。50到60年代，全国主要的文学批判运动有：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4月至7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1年零5个月，在中国大地上就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推动的，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特别是文化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电影《武训传》主要描叙了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乞讨办学的事迹，电影播出后赢得了一片赞扬声，但后来出现了反对声音。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决定发动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展了对《武训传》的政治大批判运动，要求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还调查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成果发表。
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2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研究》一书，对其研究《红楼梦》成果的重要总结。1954年，两位初涉文艺研究领域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个由两个“小人物”挑起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尖锐的学术争端，引起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特别重视。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有关方面领导人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直接干预了这场争论，由此发动了一场远远超过原来学术批评范围的政治批判运动。毛泽东在信的结尾里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这封信所表达的政治意象是极为鲜明的。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个导火索、突破口，而批判的主要目标则直接指向胡适，发动政治批判运动的目的也是清除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哲学和文化学术领域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混淆学术认识与政治立场的界限，也就很难谈得上批判的科学性。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早年在左翼文学界“两个口号”的论证中就被别人批评围攻过，矛盾由来已久。从1953年开始先是在学术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在1955年发展成为政治批判，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在长期内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必须彻底加以批判，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定性成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大部分文章及序言。一个真正的文艺问题的论争，经由政治批判阶段，最终演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4、六十年代对“三家村”的批判。所谓“三家村”取名于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在1961年10月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为主，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也有些是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揭露，对错误思想的批评。1965年姚文元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无中生有地提到了1961年的阶级斗争，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三家村”自然也受到了批判。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批判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以空前系统、全面的文字，将“三家村”判定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由此构筑成这一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5、“文化大革命”导火索――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创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在江青一伙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整个事件由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起，认为《海瑞罢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姚文受到多数人反对。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整理出《二月提纲》，试图将《海瑞罢官》的讨论定性为学术讨论的性质。然而毛泽东亲自出面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表达对《二月提纲》的反对，号召全党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
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斗争和政治批判一直贯穿始终。文学自身的一些分歧，包括文学思想、艺术特征、创作方法等等都被当做所谓的政治问题进行处理，被看成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思想上和政治路线上的碰撞的较量。而且诸多文学批判并不遵循真正的艺术原理，多半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而且批判者多数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对被批判者进行肆意地污蔑、打压，而被批判者也多数失去为自身辩护的权利。只能敢怒不敢言地听从批判者强增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导致以后人生种种悲惨的境遇。可以说这种方式的批判运动正好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制造出了这种文学依附政治生存的现象。文学界种种的批判运动，也体现出中国文学长期存在的种种思想分歧和流派利益冲突在新中国时期的延续。
三
纵观十七年期间的文学批判运动，是将正常的学术思想的争论硬划为不同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良知长期受到压抑和扭曲。文学艺术的发展日益陷入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狭窄天地，文艺家在政治概念与艺术追求的两难抉择中，不得不钝化艺术感觉、压抑创造精神，去服从“革命功利主义”要求，为政治服务或为政策作形象注释，文学家的主体意识与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几乎消失殆尽，严重阻碍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那么十七年的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政治批判现象？主要看来有以下几点：
1、特殊的历史背景
建国之初，国内国际形势都非常严峻。国际上新中国虽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并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制裁。在国内上，一方面进行抗美援朝的战争，另一方面实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措施都在进行中。而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之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自然对任何阶级敌人都深恶痛绝，不打倒阶级敌人誓不罢休。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本人迫切希望知识分子能完成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再加上受当时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容易把普通的学术分歧当成是政治上的不同路线，进而认为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攻。人们普遍受到“阶级敌人”、“路线斗争”等概念的影响，也勇于参加这些斗争。这是文学批判运动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2、复杂的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在国际上面临着自身周边的安全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另一方面在国内则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阶级斗争。因此在这种困难时期大力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就十分必要了。但是这种情况又容易使人过于敏感，错误地将任何非阶级矛盾全部视为阶级矛盾。而且毛泽东又是一个对阶级斗争及其方法运用非常娴熟的人，他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发动千百万人斗垮了蒋介石，又斗垮了党内的“左”、“右”倾势力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人。因此，他时刻都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旦发现这种新动向，就不惜改变既定的战略来进行一场阶级斗争。与其说批判的重点是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本身，不如说是写出文学作品的作者及他们的真实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想发动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来清除所有不合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各种思想。然而长期号召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正常的学术分歧，阻碍和破坏了国家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很多正常工作。
3、左倾的指导思想
从1956年开始，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指导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双百”方针，但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成见和习惯性做法，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及在党内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方针也走上越来越“左”的轨道。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指导思想下，对意识形态政治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一部文学作品在正常学术讨论时，毛泽东便自然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各种文学冤案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4、毛泽东本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早年受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有着“动”和“斗”的人生观，看重现实，重视实践，对那些纯理论的学习较为排斥，这对他建国后一直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等改造运动不无关系。而且毛泽东本人出身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又是依靠农民支持夺得革命胜利的，因此他对农民是熟悉的，也是有感情的。对知识分子则往往从家庭出身、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进而不信任知识分子。为此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上把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则把知识分子明确地归到资产阶级范畴。虽然周恩来在1962年的科学工作者会议上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但毛泽东并不同意，他对我国的阶级斗争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下，把不同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对许多文艺作品、理论观点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以至于1965年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直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上都表现出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就造成了多次政治干涉学术的现象。
总的看来，由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多方面、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政治运动方式来处理，造成了学术研究中的行政干预现象不断强化，失去了学术发展所必需的民主气氛和自由争论的环境，也使众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否定了他们在学术领域方面的突出成果，也剥夺了他们在提高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做出建设的权利。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失去平衡，并为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但是，这种服务绝不是简单地表现某一项政治运动，更不能仅从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个发言甚至一个表情来理解其特殊内涵。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研究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硬要把它们同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势必造成荒唐的后果，而一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一旦受到这荒唐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其结果是必然悲剧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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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洁.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之研究.
[6]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10
作者简介：翟斯羽（1988.3--)，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