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中国妇女》等媒体60多年对女性形象的宣传报道轨迹，从定量研究和质性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国家话语与女性形象的变迁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
一、角色探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经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主导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将女性的经济独立视为男女平等的重要内容。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实现妇女解放目标的主导话语就是“男女平等”。为了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国家制定了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从立法上给予女性平等地位，并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转换成制度，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从而使男女平等思想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男女平等更提出了一系列口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终使妇女的男性化发展模式走向极致，酿成“一性化”发展的倾向。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出现“回归”女性的风潮，这并不是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仅仅出于对“文革”抹煞性别差异意识形态的厌恶和反抗。随后大量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难，男性提出的“女人回家”论调高涨，失去依附的女性无所适从。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男权意识形态迅速复苏。市场经济的转型似乎并未带来女性命运的改变，一方面，女性继续承担着“在外像铁人，在家像女人”的双重角色，努力保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奋力拼搏；另一方面，女性沦为男性“观看”的对象。消费社会中男本位的大众文化将男性与女性置入了“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成为被男性所观看的审美客体、观赏对象。当女性仅仅成为被看对象时，其观赏性成为衡量她们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的独立人格、自我意识和创造性就被抹杀了。大众媒介中呈现的女性形象无情地被性化、物化、商品化。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塑造社会价值观、舆论宣传的工具，也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最直接的载体。因此，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构建的女性形象必将随着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转换而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的性别气质也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相应的变化。
二、理论解读
严格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一本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但他们对于妇女问题有许多闪耀着真知灼见的论述，散见于众多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关于妇女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系统看法，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科学阐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出妇女解放的目标、条件和途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一般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通常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状况结合，根据中国的理论研究现实及社会生活实际，由主流政治话语界定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妇女观。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观点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是关于阶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质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实质是阶级奴役和阶级压迫。
其次，是妇女解放的标志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标志是“男女平等”。恩格斯认为，妇女只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才会有妇女的社会地位。否则，“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列宁曾说，“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倍倍尔也指出，“如果没有两性间的独立和平等，那么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最后，是关于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深刻阐述了妇女解放问题，提出妇女解放需要的条件：一是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二是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三是家务劳动与儿童养育的社会化。
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是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它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家务劳动以及儿童养育等劳动的社会化成为可能，否则，必将造成妇女的双重负担问题。二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妇女解放能够实现的主观条件。因为女性不仅要从经济上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而且必须从精神、心理到情感等方面彻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从而实现自我解放，做自己的主人。三是人类社会思想和观念的解放。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教育等方面制度的完善。此为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
有学者认为，女性的受压迫不仅是一个阶级问题,还是一个性别问题,它需要被当成一个独立的问题加以系统地关注和探讨。前苏联、朝鲜、中国等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层出不穷的女性问题，这些国家的女性仍然或多或少地承受着在阶级社会所遭遇的不平等或歧视，这一事实说明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但它不能掩盖和取代性别问题。对于这一点，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流派在理论上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指出：女性承受着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双重压迫，其根源分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因此，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
笔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阶级的消灭，未能推翻父权制，未能消除男权文化。传统的性别秩序，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存在于社会主流思想观念中，尽管其一度被遮蔽。同时，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妇女承受“家庭―事业”这“双重负担”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走向社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沉重的家务劳动、养育儿女的重担仍然让她们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损，造成其社会、家庭角色冲突。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不是一句简单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就能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将妇女解放等同于无产阶级解放，但忽略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其自身所特有的问题。
三、形象变化
纵观新中国建国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女性形象宣传的变化特点：从工人、农民转向女企业家、当红女明星。
从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的角度来看，媒体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会选择不同女性形象作为视觉文化的图像，其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变迁。在第一时期，作为“生产偶像”的以工农为主的劳动者形象，它宣扬和倡导的价值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心系革命大业的理想主义价值。而在第二、第三时期的以明星形象为主的“消费偶像”，则旨在张扬一种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这些明星、名人代表了注重个人名利、强调享乐快感的消费文化价值观。说明她们的象征价值、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们的形象资本已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肯定。由此看出，女性形象的变化实际反映了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心理导向的变化。因此，大众媒介反映了主流的社会价值观。
这说明，女性典型人物的职业从最初的技术含量低、体力劳动为主的工农转向重知识重科学的知识分子职业，以及重外在形象的当红明星，最后是当红明星和成功女企业家。即人物形象从“生产偶像”到“生活偶像”，再到“消费偶像”，展现出媒介从倡导“为集体无私奉献”到注重“追求个人成功与名望”的文化价值的嬗变，集体主义最终失落于消费主义之中。
同时，三个时期女性人物活动环境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女性人物的城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农村女性越来越少，到最后全是城市女性；人物活动场所由工作地点转向无背景。因此，第一时期人物活动背景为工作地点，如生产车间等，重在突出人物的劳动生产场面；第二时期人物活动背景主要是工作地点和公共场所，将人物的工作和休闲并重；第三时期人物无背景，注重突出人物的个人形象。
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个时期中人物活动场所为家居环境的比例则呈现上升趋势，尽管上升幅度不算大，但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第一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宣扬集体主义思想，强调女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的精神，要求妇女全身心投入生产劳动。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人物绝大多数是活动在工作地点，在家居环境中的比例极低。第二、第三时期，社会发生了很大变革，主流话语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关注程度有了显著提升。观念的开放，经济的宽裕，使人们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有了对休闲愉悦的生活方式和温馨家居生活的向往。媒介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中的这一变化，人物活动于家居环境的比例增加了。显然，后两个时期媒体对女性典型人物个体本身的关注已超越了第一时期中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宣扬。
（作者：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