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民谣”：一等记者搞承包，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编编稿。瞧瞧，能拿红包的记者还不算“出类拔萃”。 新闻，追求的是真实和准确――新闻从业人员在接触这科门类的第一天起，就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说来简单做时难，为了真实二字，多少记者、编辑前赴后继栽了跟头，为了准确一词，又有多少人在现实诱惑的泥沼中慢慢沦陷。
我们身处在一个信息空前爆炸的年代，假新闻迟早会被抽丝剥茧般赤裸裸地暴露于真相当中，甚至那些“基本正确”的媒体言论也会被围观群众用秋风扫落叶般的冷酷无情鞭笞得体无完肤。
错就是错了。那些笔下的虚妄之言，如若是主观的臆断出错，那说明专业水平不行；拿着别人的钱写文章说谎不带磕绊，那就属于道德沦丧的级别了，被人骂“妓者”，顶着合法交易的幌子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丢人！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日益突出，且有蔓延发展之势。新闻内容不良率的提升，把受众培养成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不知道是不是件喜事。
吓坏外国记者的“车马费”
车马费，又叫路费，明着讲就是红包，再坦白一点，就是好处费。往邪恶里找补一下，可能就变成封口费了。
在任何一个圈子待得时间长了，就越会在里面发现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媒体圈，老记者和名编辑尤其精通，懂得潜规则里面的暗礁沉浮，了解你来我往的世态炎凉。比如某公关公司搞个新闻发布会，发个200-500元的红包给每家媒体都是小意思，这里面分类严谨，给网络、平面、电视台不同媒体的车马费会各有不同。记者一天之内为了各种会忙着赶场，拿红包拿到手软，灰色收入远远超过了工资。
可这东西只能算中国的潜规则，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记者来说，这样硬塞红包的举动有点“异国风情”的味道。2011年7月，一名从西班牙远道而来跟拍中国国家男足比赛的记者，西班牙《阿斯报》副主编就在赛前发布会上收到了这“莫名”的惊喜，可谁想到这位老兄看着这些人民币，有点兴奋过头，当晚就在酒店里面录了一段手拿三张“大人头”的视频并放到了互联网上，这一“优良传统”瞬间变成
得人钱财，为人消灾。这个“灾”就是办事，说点好听的话。赚点辛苦钱如果还能原谅，那办事的规矩就更多了。很多场合下，记者都会在现场得到主办方发来的一份“新闻通稿”作为底案，以此撰写稿件，省时省力是最好的借口。但仔细一琢磨，这“通稿”大多是身经百战的公关公司磨了多少个晚上、拿捏了成千上万个措辞之后撰写而成，里面本就蜜糖甜稠，内容往往大快人心，充满了拐弯抹角的小伎俩，怎么瞅都是一个“好”。于是乎，记者们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描眉勾凤地添添补补，删删改改，一篇没什么营养的文章就诞生了。
当你被一部电影的前期宣传冲昏了头脑，欢快地走进电影院，铁青脸出来的时候；当你被某新盖的人工景点报道忽悠得心花怒放，去了之后只看见两棵树都是枣树的时候；当你认真把一家西饼店的开业典礼词都能背下来，品尝之后觉得还不如姥姥家小熊饼干的时候，恭喜你，中了文字工作者和奸商们温柔的一枪。
如果以上能算“选择性报道”的话，那封口费基本上就属于犯罪范畴了。山西霍宝干河煤矿2011年9月20日发生矿难，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矿方瞒报，引发所谓“封口费”事件。煤矿以订报费、宣传费、广告费、购买安全教育光盘等各种名义给六家媒体支付了总计12.57万元的费用。封上的是嘴，丢掉的是心。
“这很糟糕。对中国新闻业来说，这很尴尬……是一种腐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说得很直接。以至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民谣”：一等记者搞承包，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编编稿。瞧瞧，能拿红包的记者还不算“出类拔萃”。
组织下的无纪律者
从概率的角度来说，数量的增长必然就会造成质量的下降。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记者数量已经突破百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地扩展。这一大撮人每天在地球上跑来跑去，不出错误反倒不正常。错误不可免，写个错字，说错个音都是人之常情，谁也不是移动词典，没事还能自己百度一下。错就错在某些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实在难以恭维，都说记者要针砭时弊，不畏艰难云云，但其实说到根本上，任何职业第一条素养都是“做人”，做人第一要素就是尊重事实和尊重对象。当年李亚鹏在机场将一名记者的设备摔坏，甚至掌掴这个将镜头直抵尚在襁褓中患唇腭裂女儿的记者，记者从一个高尚的名号变身为无所不拍、专注私人隐私的狗仔，很多人说这还侮辱了为人忠诚的狗。
2010年3月23日贵州省贵阳市一女司机驾驶无牌轿车逆向行驶，被交警“逮”个正着。无牌上路、逆行属于违章行为，当车主正在接受警察询问时，突然从身后伸来一只话筒，一位在马路上找新闻（行话叫“扫街”）不得其法的记者，瞅见了猎物般冲上前问道：“现在我市正在开展‘三创一办’，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做给贵阳人民丢脸啊？”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一大清早，本就被警察拦车搞得心情郁闷的司机遇上这样的事，心里指不定怎么搓火了，突然冒出个镜头对着自己，加上记者嘴里不怀好意的质问，能不火上浇油么？我是违章了，但也绝不是故意的，这样就给几百万的市民丢脸了吗？每天违章交通现象那么多，只要承认丢脸了就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记者借了社会公器，站在了道德顶峰之后，有点不自觉地在采访中变成一位法官和审讯者，这种虚假的外衣因为没有实际的威权保护，很容易让自己很受伤，那位将话筒伸向别人鼻孔上的记者，很不幸地被司机当场揍了一次。这种痛可能会记一辈子。
出来编，迟早要被骂的
写不出东西？编的行不行？或者少编一点再揉点真实的事件好不好嘛？真矫情，新闻最怕眼里揉砂一清做不到二白。好莱坞有一部大片叫《欲盖弥彰》，听名字就能想到这里面肯定藏着多少猫腻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内容正是反映新闻工作者因为追求过度的新奇和独创性，以至于走上了一条“我编我编我编编编”的不归路。当年北京某记者炮制出的“纸屑包子”事件，经过这几年媒体往更深层次的堕落，反倒变得没那么显眼。
电影终归是电影，在现实生活中，一条新闻经过作者、编辑和法律顾问三次核实基本上就能付印了，内容上的审查往往流于形式。要说记者辛苦，也确实如此，每天顶着任务量生存，如果不是有异于常人的抗压能力，时间长了每个人的压力都会增加。写写假新闻一旦被戳穿，支支吾吾的否认和借口显得很滑稽。
2006年7月19日出版的《信息时报》报道了一则“西瓜打红药水”的假新闻，导致了广东、河南两省部分地区的西瓜卖不出去，而实际上给瓜注水如同“杀鸡取卵”，瓜农不可能做这样的傻事。国家质检总局获悉后，调查了当年1～7月份报检1042批共计1.16万吨西瓜，经检验检疫未发现西瓜被注水或注射红药水等异常情况。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记者曾就此事采访记者本人：“你什么时候想出要作这样一篇报道？”他回答：“我买到一个西瓜，发现不那么好吃，就想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央视记者又问：“那你报道中的市民杨女士现在在哪里？” “事情过得太久，忘记怎么联系了。”记者还不罢休：“那有电话吗，她电话号码多少？”他再次沉默一阵回答：“忘记了。”
媒体就像是嗜蜜的虫子，往往一哄而上，“一骑红尘妃子笑”，妃子就是媒体受众，这红尘般的速度是对媒体的要求。其实这一方面是奋进的动力，另一方面却成了无情的枷锁，让媒体在沙漏的流沙中，渐渐变得饥不择食。
但搞怪就另当别论了，美国就有个专门发布假新闻的“洋葱新闻网”，“奥巴马携8700万巨款潜逃国外”、“贾斯汀?伯格竟是51岁恋童癖”、“美国前总统布什是个诈骗犯”、“谷歌要销毁所有它搜索不到的资料”等等骇人听闻，听个乐还行，甚至这些新闻曾多次申请“普利策奖”，“假新闻”申请“普利策”，也算是一种创举，个中滋味仁者见仁吧。
很多同行都在抱怨自己的地位如何地下，生存如何艰苦。刨去本身的职场压力之外，大多和自身的问题有关，“防火防盗防记者”也反映出世人对于媒体人的轻视和排斥，自己不疼别人不爱，还拿什么去说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