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对文化本质的理解，有必要把话题说得再详细一点。说文化模式的原因，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变迁有没有规律？有没有像当初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社会的变迁一样的“文化发展法则”在主导着人类文化的变迁？――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就能看清楚中国文化将来会向何处去了。
迄今为止，一切存留于世的文化都因为其“适应性”的强劲而生存着，都有其“生存模式”，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例如“海盗文明”。海盗文明不应因为其野蛮而不被称之为一种文明，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海盗文化的特征是，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寄生性，以及民族内部分配制度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决定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历史局限性，当一种相对强大的文明体崛起以后，它就自然会被消灭或抑制住。用这个例证来说明任何一个文化模式永远是受到文化发展法则的支配的。
中国文化的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这个民族必须寄生于土地，必须有天赐的适合农业生产的广袤空间，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农人群体和他们共同崇拜的“活人神”，有一套为这个“活人神”贴身服务的护身符――儒家学说。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有其“长处”：它能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里，造就一段相对太平的时期，中国人把它称为“盛世”。中国人就是在不断地追求那段“盛世”的过程中延续自己民族的文化，在“盛世”，那就不用说了，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很有的说，一味地歌功颂德，他们也因为肉麻地高唱赞歌而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即使在“末世”，那些见识短浅的文人们也会制造各种“说法”（例如“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之类），以验证儒家理论的正确――其实就是出了“圣人”，造就出了“盛世”，也不过又是一片飘渺的浮云，最终还是那个周期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悲惨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决定了它日趋落伍的宿命。这是中国文化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决定了的，那个缺陷就是它的反自然性。要想克服这个缺陷，必须要打破它的模式，彻底清除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基础――专制的皇权和为它保驾的儒家学说。
以前，有一个说法，说中国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会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依据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已经定型，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情况下，它会如此这般地从“盛世到战乱再到盛世再到战乱?”永远震荡下去，就像从西汉到明清那样改朝换代，永远会复制那种大朝代的统治模式。即使有了外来的冲击，如果冲击的力度不够大，中国人也会自信地维持祖宗的作法，这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内在动力在起作用。要打破中国历史周期性的震荡，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个外来文化，非现代西方文化莫属。因为这股入侵的力量如果不够大，很有可能在进入中国文化圈不久以后就被同化掉，如古代契丹人、宋代末年的蒙古人，明末的女贞人那样，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是这样一个文化体系：它对掌握住一个社会的绝对权力的集团来说，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最为有利的一套现成的工具。谁掌握了那样的绝对权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借用过来，犹如海洛因之于吸毒者。中国文化是完全从统治者角度建立的一套“说法”，信奉这套“说法”的不仅仅是直接得利者，还有那些被称为“被压迫者”的中国亿万农民，尽管他们身受其害，但在那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儒家学说的愚弄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那个扭曲人际关系的社会的一块基石。在儒家学说的安排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做稳了奴才的和当不上奴才之间的关系。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人有幸遇到了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思想潮流的浸润，这才使得中国有可能从那个周期率中解脱出来，从此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艰辛曲折，但是一经上路，就不会有穷期。那么，中国文化将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回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中国文化的趋势
最后，我要试着描述一下我对中国文化前途的理解。首先我认为中国文化永远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以其丰富悠久的文化成果铸成其宏大的精神-物质体系，足可以面对今后任何形式的质疑和冲击，以其韬晦、隐忍和变通的本能而永存于人类文化殿堂之中。但这样一种前途和结果并不能让那些所谓的“国学家”们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文化绝对不能以那些“国学家”们的意愿那样原封不动地信守下去，它会在今后的世界文化大潮的持久冲击下，不断地改变自己，甚至变得让今天的那些“国学家”们认不得了。
100年后，中国文化会是怎样一个模样，谁也说不清，但是我能断定，中国文化一定按照下面我所说的“四化”方向发展下去。所谓“四化”就是国际化、全球化、人性化、个性化。
国际化。中国文化发生变化的第一步，是国际化，这个过程早在170年前就开始了。中国文化国际化的含义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这样一股力图走出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圈的力量，从外部世界中找寻可供改革自身的借鉴和思路。最早的国际化努力是林则徐那一批有国际眼光的志士做出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魏源的出国考察和写作《海国图志》的创举。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影响没有在邻国日本的影响那么大，可以这样说，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与这部著作有着一定关联。日本人实现了日本文化的国际化，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则步履颟顸。在以前被学术界长期否定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体制内实力派的有识之士――李鸿章、郑观应、张之洞等人发动和领导的，使中国文化走向国际化的可贵探索。他们的事业有成功的一面，例如创建了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武汉钢铁公司、开滦矿务局以及修建了京汉铁路京张铁路等交通工程，但是他们很不幸（也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在外敌的入侵和国内民族内战中，这场“自强运动”没有能像日本那样把中国的国力振兴起来。直到30多年前，在举国体制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才大踏步地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应当看到，尽管我们国家已经在包括联合国那样的权威组织都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我们现在的“国际化”仍然还很不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进一步走下去。
全球化。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是国际化的具体成果，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发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全球化的内容是：中国文化受到现代世界文化的承认，同时中国文化也开始自觉地把外部文化的基因植入自己的文化实体内部。最近的一个事件能最好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全球化进程。2011年1月，为国内的高失业率问题所困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找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谈话，他问后者为什么不能把苹果公司的岗位转移到美国来，谁知乔步斯却“大不敬”地回答：“这些岗位永远也不会回到美国来的。”他甚至没有给出解释。一年以后斯人已逝，总统向乔布斯的继任者再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次他得到了比较温和的解释：“中国企业（指富士康工厂）的成本和效率是没有人能比肩的，他们的70万员工里有3万高质量的工程师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当然也包括所有美国的企业）都不可能拥有这样庞大的工程师群体。”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的企业已经为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实体所承认，他们离不开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他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的最好写照。西方人承认我们的企业的另一个观察面，就是我们把他们的文化理念植入我们的文化肌体以后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成果，例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用政府取代朝廷的改造，用学校教育取代私塾教育，用对偶家庭生活方式取代家族或宗族群居传统生活方式等等。但只要“中国特色”这顶帽子还要戴在头上，那么这个文化实体的全球化进程就还没有最后完成，就仍然还有变革的余地和必要。
人性化。中国文化要想得到世人的认可，必须要进行人性化的改造。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人性化，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就能让人们想起抱着亡夫的灵位守寡的少妇，为了给母亲解馋而赤身卧冰求鱼的孝子。这些“美德”沐浴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少年，直到不久前还有它的影子出现在现实生活中。20多年前，有一个少年叫赖宁（1974～1988），他因为参加救火而牺牲，于是就有了全国性的“学习赖宁”的运动，这种非理性的“号召”，其后果如何，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揭示。但是，最近的一条法律――《辽宁省消防条例》就明文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活动，这条新法律所体现的人性是以往中国文化理念所不曾包含的，而那种标榜“英雄主义”的号召，则是体现了与“卧冰求鲤”这样的传统文化一样的文化传承。
中国文化有一条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是支撑中国文化的一块基石，那就是所谓“尊卑有序”。为了君主、为了大人、为了长辈，位卑者的权利是不受尊重的、没有保障的。如果中国人真的能找到让圣贤永远把控着中国文化绝对权力的机制，何妨不让那些最有威望、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人永远处于“人上人”的地位，以使得中国文化日日新、年年新？遗憾的是，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样一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就违反了自然法则，这就是它的反人性原则，而上面所说的“尊卑有序”这一原则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关系扭曲的根源。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尊卑有序”就是确认社会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要让一些“大人”来统治和管理占总人口多数人的“小人”，只这一条“罪状”，就要在中国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前，好好地反思之、清除之，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平等”这样个最重要的观念深深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个性化。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病都源于它对中国人个性的戕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求划一。在以往皇权当政的年代，有“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能不亡”的教条，由此，才有全国政治上的僵硬的统一，社会管理方式的单向性和强制性，文化上的表现是“为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和鄙视“蛮夷”（一切与儒家学说相冲突的思维方式）。受到这样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教诲，在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行政管理方式还是经济生活的安排和督导，只要是上面的人一句话，下面的人们就会无条件不计代价地执行，这就是所谓“全国一盘棋精神”。在个性化被泯灭的时代，人们的思想高度地“一致”，行动整齐化一，开会时表决结果必须100%地通过，就连街上人们的服装，也是清一色的工作装。现在被大家批评的市政建设，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弊病，不管是南方北方，大城市小城市，都把原来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拆除了，弄得都是同一个面孔了。秦始皇以武力推行的对天下实行“格式化”的大一统政策，和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正面意义，但是它的负面的影响则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所有的文化领域。它把在春秋时期的文化和思想的多样性扫荡一空，这种武断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当时的和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使得中国社会发展陷入了停滞。对比一下与中国大小相似的整个欧洲，它没有过统一的历史，却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停步，以致于后来居上，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领头羊”。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夙愿，那就是把自身做大，这就是“欧洲统一”这个问题被提出的内在缘由。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地实现统一，因为这与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冲突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实现统一的道路上克服障碍以后，未来的欧洲会是既有“大”的长处，又能保存住民族文化多样性这样的特征。而我们所要做的正相反，“大”我们是有了，问题是怎样使得我们的文化实现多样化，这只能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来实现。有一句话说“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往政府主导一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应当彻底改一改了，多把决策权利下放一些，就能够激发地方和单位的个性化的发展，这也是鼓励各行各业能够出创新人才、出有分量的开创性的成果的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也叫“实现社会转型”。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中国文化已经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但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力量太大，蕴涵在亿万民众的精神世界太深，要真正完成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改造，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且我们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也主要是从形式开始，往往深入下去很难，往往也局限于形式，难以克服来自传统文化力量的浸润，比如城市管理部门是维护社会正常运作是必要的，但是不少城市管理人员总难以克服旧时衙门皂隶的粗暴作风，城市规划建设部门是必要的，但是工作作风常常表现出他们是土地上的“霸主”，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全然没有想到拆迁对象的疾苦和其他政府部门（历史文物管理部门）的意愿。最近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拆除，蒋介石重庆行辕的拆除，都让人们联想起封建社会里那些恶官们狐假虎威、目空一切的做法。有一句很中肯的话说“改革的难点不在下面，而在于那些手握重权的管理者的头脑里”，今后如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有远见的政治家的督促，“就会把摸着石头过河”变成“只摸石头不过河”，这就贻误了改革的时机，辜负了广大民众的期望。
历史发展到这一天，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演进是不可逆转的，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希望着它的转型来得更顺利更迅捷一些，早日实现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再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