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安理会决议被中俄否决，迁延超过十个月的叙利亚内部危机演化到新的阶段，此事中外主流社会对危机的成因、解决和障碍各有解读，有时针锋相对，但总的来说，也许是为了争论中己方的观点更能深入人心，从而都对问题做了极度简单化的处理。而从过去长达一万年的历史来看，类似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目前的危机实为某种复杂的历史综合征的症状，值得从更宏观的大历史视野加以了解。
叙利亚在欧洲中心视角的地理观上被称为近东，然而其丰富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历史则非常久远，在漫长的岁月里历经各种东西南北民族、部族、宗教人群的争夺，但从公元1世纪至公元7世纪，此地作为罗马的行省，已经发展为人口繁多、文明发达、沟通东西方的昌盛之地。漫长和丰富的历史留给叙利亚独特的遗产：这里既有早期史前和上古文明的传承，也有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等文明在内的众多遗传。这些丰富历史遗产一方面构成了现代叙利亚多彩的文化面貌，但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潜在的内部冲突的萌芽。这在本次危机中，无论在当局及其同盟者，还是各种理念不尽统一的反对派身上，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欧洲国家在本轮自北非到中东的风暴中，一直持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伦理立场，但如果追本溯源，造成今日叙利亚种种的源头却与在此事上持最高调的立场的欧洲大国关系直接。形成现代叙利亚基本国家范围的领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托管地，在建立现代殖民的过程中，除了充满后来在印度支那和北非再现的那种残忍与压制，法国人还充分利用了叙利亚宗教和民族及部族的矛盾。
在残酷镇压的基础上，殖民者主要利用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基督教来作为合作的对象。这一在非洲与其他地方常见的殖民手法留下的后遗症是，即使独立后至今，在军政等关键系统内，阿拉维派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在其总数高达60余万的军队中，80%的军官为阿拉维派，而在其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机械化部队中，则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阿拉维派。这种情况在东西方因冷战而相对均衡的年代，内有政治强人，基本尚能维系政治的稳定，而当外部环境变化，而内部强人不在，则人口占据多数的弱势阶层自然会激发强大的反抗热情。
本次作为危机解决主角出现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由于北非局变，现行的核心国家为海湾合作委员会诸国，而这些国家基本都是政体更为落后的专制君主国，但他们在宗教派系方面却是逊尼派的大本营，同时，这些国家基本都是与美欧关系相当友好的国家，因此，他们的积极介入除有巩固对阿盟的领导权意图之外，也应该说反映了美欧稳定和控制大局的心思――与其坐视局面朝不可预测方向演化，不如支持朋友去掌控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与黎巴嫩、伊拉克、约旦、土耳其等相邻国家在大历史上的渊源久远而且深厚，族群、宗教和国家历史严重纠结，这些复杂的纠结也在今日内部的各种武装和非武装反对派出现过程中起作用，而像沙特和土耳其这样有相当的地区雄心的国家不会对叙利亚的乱局袖手旁观，这都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危机的现实背景在政治上无可讳言，是由于少数派政治的长期不能自我革新，无法应对多数人的愤怒和挑战，而经济上则是由于石油资源枯竭和少数族群统治带来的不公正，这些常年积累的压力，在茉莉花风暴的催化下，演化成今日的危局，而现实的危机又唤醒了残忍、血腥和古老的历史综合征，因此，叙利亚问题前途，决不是一个政治形式的民主化可以简单解决的，也不是外部干预者的决心可以决定，混乱之门已经打开，到何时才能重建秩序，这恐怕需要耐心观察，其间，国际社会真正能做和该做的，唯一的正经事就是通过支持对话和有效压力，尽量减少和避免流血。
历史的病症只有历史可能提供疗救，入云的道德高调未必是真正的止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