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由于古代科学不发达所致，还是古人故意而为之，他们把大脑的思?功能归功于心脏，于是从古至今，描述人的思?活动，就被说成了“心想”、“心系”、“心属”、“心愿”、“心痛”等等，现代人己经懂得，人的一切思?活动，都是由大脑来完成的，心脏只是一个发动机，?系全身的血液循环。准确地说，和“心”连在一起的形容词都应该被改为“脑”，比如“脑想”、“脑系”、“脑属”……但是两次离别，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心”是会痛的！
母亲生我的那年刚好三十岁，六十几年前，那绝对算是个高龄产妇，就当全家沉浸在喜得贵子喜悦中时，算命先生的一句话，为母亲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能送父亲的终，送不了妈的终。我不信算命先生的那一套，所以当我从母亲口中知道这句话时，我就安慰母亲说，别听他胡说，你就在我身边，我怎么会不能送你终呢。四十六岁那年，我正和朋友在沈阳创作一个剧本，突然得知母亲病重，便连夜朝家里赶，车至本溪境内，我便感到心被一只手攥了一下那样痛，于是我对朋友说，坏了，我看不见妈了。朋友安慰说，不会，眼见就到了。事后知道，妈就在那一刻走了。当我赶到医院，见所有朋友都在等我，我就知道，回来晚了，当我扑到太平间，看见母亲己安静地睡在那里时，我突然觉得心再次被攥紧，我觉得心好痛好痛。
2011年7月1日，当看到我的尊师挚友佟畴遗容的时候，我再次体验了心痛的感觉。
当年正月初二，佟老师在电话里说，金力，初六过来一趟，我搬新家了，请老朋友们到一起聚聚。我高兴地应下了。知道佟老师平日不怎么喝酒，我还在电话中说，酒你就不用准备了，我给你带去。于是，正月初六我带着夫人，开车去了佟老师家。
佟老师的新家座落在鸭绿江畔，一百四五十平米的大房子，宽敝明亮。佟老师的老朋友都到了，都是丹东文学界的前辈，我竟然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席间我们都祝贺佟老师有福气，女儿给买了这么好的房子，老两口可以在这里安度晚年了。佟老师那天心情也特别好，平日不喝酒也陪着大家少喝了一点，饭后又安排了两桌麻将，大家直玩到天黑才不舍地散去。临走，佟老师夫妇还一再叮嘱，有空过来玩，在这儿住几天，这回更宽敝了。佟老师锦江山下那个房子，我们两口子去过，还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所以当时我们满口应下，可谁想，那便是我们和佟老师的最后一别。
2011年5月，文联组织退休干部体检，没有见到佟老师，我便打听佟老师为什么没来。有人说，身体不太好，去北京女儿那检查去了。我没有在意。我知道佟老师夫人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都是佟老师照顾她，在我印象中，佟老师没什么病，正月见面还是好好的，就算有点什么病，女儿女婿那么孝顺，北京又是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现代医学又那么发达，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当时还想着，过些日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那以后忙东忙西，直到有一天，文联同志告诉我，佟老师病重，住在丹东中医院。我才一惊，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和朋友一起驱车朝丹东赶。路上，我脑子里曾闪过：会不会见不到佟老师啊？但马上被自己否定掉了。怎么会呢？这么短时间，就算是那种不好的病，也绝不会这么快。我脑子里甚至闪出，见面后，佟老师依然带着那慈祥的笑容安慰我们：没事，过几天就会好的，我们还要在一起玩麻将呢。车行至丹东中医院楼下，朋友刚泊好车，突然接到文联一个朋友电话，告知佟老师走了。我一下子僵在了车座上，只差几个小时，我竟然没有见到佟老师最后一面啊。在去宾仪馆的路上，我一直深陷痛苦和自责之中：为什么没打电话问一问佟老师的病情啊，为什么不早来一步啊！他是你一生中最尊敬的师长，最挚爱的朋友，你竟然没能送他人生最后的一程啊！终于在灵堂看见了佟老师，可他己经躺进那冰冷的玻璃罩子中了，再也不能说话，再也不能慈祥地看着你微笑……我的心一下子被攥痛了，越来越痛，我禁不住扑到佟老师灵前号啕大哭。
佟老师说，他早就认识我。那还是在一九七几年，一次文化系统的大会上，当时的市革委会宣传组一位领导介绍全市文化战线大好形势时说道，……现在，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凤城县大山沟里一个叫王金力的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业余创作……说到这里，领导顿住，问道：谁是王金力。于是人群中站起一个又黑又瘦身穿带补丁衣服的青年人……
佟老师说的不错，那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参加丹东市群众文艺创作班时的情景。那以后，我就被留在了县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再后来，就有机会和市里的一些文学艺术前辈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文艺作品。我是一个在创作上非常执拗的人，讨论作品时，我认为错的我会改，我认为对的，就坚决不改。所以，每每提起当年的我，佟老师总会笑着说：你们可不知道，这小子当年才犟呢！
佟老师是个诗人，我搞的是小说和戏剧创作，起初我们虽然也经常见面但交往并不深，直到有一年，省里组织编写一套企业家系列丛书，我负责丹东卷的工作，我特请了佟老师做这部书的编审。那期间，我们在一起讨论稿件，研究书的装帧设计，去印刷厂校对，经常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友谊一天天深厚起来。
当时为了省钱，书稿送到偏远的宽甸印刷厂印刷，每次去印刷厂校对，我们就事先约好，佟老师从丹东先上车，车到凤城我再上车，沿着车箱一节节朝后走，直到看着佟老师一脸慈祥笑容朝我招手，我便坐到他事先为我占好的座位上，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老式车箱里，看着窗外的山水光景，听着列车叮叮咣咣的音乐，朝着那偏远里的县城驶去。白天校对完书稿，晚上就找一个小饭店坐下，要几个小菜，几两白酒。佟老师平时不喝酒，这时为了陪我，也少倒一点，我们就坐在小饭店，慢慢地吃着喝着聊着，小饭店里烟雾缭绕，喝了酒的佟老师眼圈先红了，他不怎么说话，点着支烟，微笑着听我高门大嗓地谈这论那，偶尔也会插上几句，聊到高兴处，两人便一起哈哈笑起来……那段日子，辛苦却愉快美好。如今过去多年，现在想起仍然历历在目，我和佟老师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了，逐渐深厚起来。
佟老师文化不高，他是靠自己的一份执着和勤奋，最终走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来。所以，当他成了名，当上《满族文学》编辑、主编之后，深知刚踏上文学创作那条路的文学青年们是多么的艰辛，多么地不容易，所以，他对文学青年格外地热情，发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好苗子，便如获至宝，千方百计帮助创造条件，使其写出好作品来。我们凤城县（当时还是县）农村原来有个写诗的业余作者叫安涛，当佟老师读了他的诗稿后，亲自到偏远的农村去看望他，鼓励他。正是在佟老师的关怀和鼓舞下，安涛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作品质量越来越好，最后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县里将还是农民的安涛做为特殊人才招进县文化馆，转为国家干部。只可惜安涛英年早逝，每每提及，佟老师都感到痛惜不已。佟老师在做编辑和主编的这些年，可以说，凡是丹东地区写诗的文学青年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导，他从来不说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那样的大话，他总是说，咱就是从他们那时候走过来的，拉他们一把，就可以让他们少走许多弯路。
退休之后，佟老师渐渐淡出文学圈，但他依然对我特别关注，听说我有作品发表，听说有我写的影视剧播出，他也一定要亲睹为快。见了面也总是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总是叮嘱：有电视剧播出告诉我一声啊。眼神里透着关心，关切，也透出一种老辈对小辈的关爱。有时看了我写的电视剧也会给我打个电话，金力，这个戏写得真不错。话语中我感受到他对我的鼓励和肯定，也感受到他为自己学生而骄傲的那份喜悦。
我和佟老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善良，朴实、真诚（也有不同之处，他抽烟，我不抽，他不喝酒，我喝酒）。还有一个共同嗜好：打麻将。他不但是我的尊师挚友，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好麻友。每每我去丹东，每每佟老师到凤城，或是我们共同参加什么创作班，我们都要抽时间在一起搓搓麻将。佟老师不但牌打的精，而且麻风正、麻德高，牌多牌少肯定不和，多给了钱一定还回去，更谈不上什么偷牌赖帐了。到了牌桌上，佟老师立刻显出他的大将风度，牌好绝不喜形于色，牌坏也绝不唉声叹气，永远一副不卑不亢的表情，即便是和了，也绝不大声叫嚷，有时候下家迫不及待地把牌推倒，他会笑着说：等等，然后把牌轻轻推倒，这时候你才知道他截了你的和。一次我们同在五龙背疗养院参加笔会，晚上便凑了一桌麻将，佟老师连做了七庄，直到这时候，你才能在他那一贯的微笑表情中看出一丝得意来。那一次文友做了一副对联，其中上联就是赞佟老师的：佟老师坐庄自摸七屉有道麻圣也。
和佟老师打麻将，曾留下许多趣事。一次佟老师到凤城来，住在县招待所后面那个二层旧楼上，我和几个朋友陪他打麻将，当时正逢雷雨天，不知雷的作用还是雨的作用，房间内的灯突然灭掉了，当时我想到，也许是屋内温度低，圆形日光灯管挑泡带不起来，便端了一盆热水举到灯管下，希望靠热水温度把灯管烘亮，此举失败后，我们发现壁灯还亮着，电视也有亮光，于是我们一面借着壁灯的光亮，另一面借着电视的光亮，继续坚持战斗；谁知好景不长，壁灯和电视也相继灭掉了。不甘心地我们发现，进门那小走廊的灯还亮着，于是我们把桌子搬到小走廊里，走廊太窄，只能坐两个人，另两个人便一个坐到卫生间去，另一个坐到大衣柜里。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坚持打了半宿麻将。那以后见面常把这事儿当着乐子提起，正月在佟老师家又提起这事，佟老师和我们又乐了一回。
可惜，往后再提起这段趣事，怕乐不起来了，因为我们的“麻圣”――佟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佟老师走了，但我一闭上眼睛，他便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稀疏的白发，亲切的眼神，总是乐呵呵地看着我。于是我突然想到，佟老师有病没有告诉我，一定是不想让我看见他的病容，不忍和我做最后的离别，他要把一个健康乐观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佟老师，真想你！
佟老师，安息吧。
〔责任编辑 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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