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初，诗歌批评在整个社会“拨乱反正”的大潮之下开始了重建诗歌价值标准的进程，批评家们普遍怀有为诗歌重新立法的雄心，但随着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大规模出现一直到90年代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边缘化，这种信心逐渐丧失，批评家们不得不采取一种阐释者的话语策略。在当代诗歌缺乏最基本的价值标准的情况下，批评家的身份认同面临着两难选择的困境。
关键词：立法者 阐释者 身份认同 话语策略
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齐格蒙?鲍曼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自启蒙时代以来，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历史境遇中，西方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认同与实践模式的变化。当然，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只是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绝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尽管“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话题，但就诗歌批评在此期间所面对的历史境遇和采取的话语策略来说，也有这种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身份转换和主导模式的变化。80年代初，随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拨乱反正”，批评家们也曾有过强烈的为诗歌重新“立法”冲动，但90年代以后，这种信念被彻底打破了，批评家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姿态，以一种“阐释者”的角色展开自己的话语实践。
一、断裂与重建
7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强烈的创伤体验和重新开始的欣喜中进行他们的话语实践的，就诗歌领域来说，对“归来”的诗和“复出”的诗人的指认和欢呼就集中体现了此时诗人和批评家悲喜交集的心态。对批评家们来说，诗人们的“归来”和“复出”，意味着知识分子从被遗弃、流放、压抑的境地重新回归到了文化秩序的中心，重新占有了被剥夺的话语权利，并有机会建构一种理想的文学秩序。
（一）断裂
在重构自我的新身份时，诗歌批评采取了与不愉快的过去“断裂”的话语策略――与“文革”诗歌相区隔。“归来者”的诗与“文革”诗歌，被置于真实/虚假的二元对立中，从道德上肯定“归来”的合法性，而“虚假”、“虚伪”则被作为否定“文革”诗歌的根据。由此，“真实”成了诗歌的首要标准。
艾青较早提出了诗人必须说真话的问题，他认为，在“文革”时期，“政治上的堕落带来了艺术上的堕落。政治成了标签，艺术就成了卖淫妇脸上的脂粉。文艺变成了篡党夺权者的吹鼓手，出现的不外是既空洞而又虚假的豪言壮语”，因此，“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到自己良心的检查”。①公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诗与诚实》中认为，诗最重要的是“真实性”，“诚实无罪，诚实长寿，诚实即使被迫沉默依然不失为忠贞的诚实，在棍子的得意呼啸中也不过是没有心肝的棍子。”②在他看来，“诗必须对人民诚实，这也谈不上是哲学，谈不上是美学，而不过是革命者起码的为人之道”③。这种对“文革”的否定和区隔，构成了新时期诗歌重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为诗人与批评家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基本话语策略。
“断裂”的另一种形式是重新定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在文论界展开。1979年，上海的《戏剧艺术》在该年第一期发表了《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权威观点发难；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指出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艺创作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质，而仅仅把文学艺术当做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④《上海文学》还为此开辟“关于《为文艺正名》的讨论”专栏，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但是，正如有人指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首先是指向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但是讨论终无法绕开对于过去很长历史时期内党的文艺政策的反思和认识，这自然引起权力话语的参与和裁判。”⑤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就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出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口号。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式宣布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指出“为政治服务诚然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责，但并不是它的唯一职责”。到1982年胡乔木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是需要的，但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至此，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政治话语的裁决而结束。⑥
（二）重建
与“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区隔，重新定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寻找摆脱政治的束缚，为文学重新立法的初步尝试，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的出现，则给诗歌批评重新定义诗歌提供了支点，把“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作为诗歌重生的表征，是这时诗歌批评的主要话语策略。刘登翰认为，“把诗歌表现的核心从描写无数英雄创造的历史，转向描写创造历史的无数英雄――普通的人，这个变化有着深长的意义。它反映了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们的人民和作家的觉醒；反映了在批判长久以来僵化我们思想的极‘左’思潮以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价在我们诗歌中激起的回响。”⑦孙绍振在分析诗歌革新者与传统的美学原则的不同时认为，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⑧。在当时，这种重新定义中所包含的异质性因素，已经超出了权力话语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很快就遭到了敏感的意识形态代理人的集体围攻。
批评家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重新立法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不仅仅借助意识形态重塑合法性的政治权威，就“崛起论”的代表谢冕看，至少还求助于历史和世界诗歌（西方诗歌）这两个文化权威。在他那篇著名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里，为“古怪”诗辩护，确认其为“新的崛起”时，就首先把当下和“五四”联系在一起。“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五四新诗“以引进外来形式为武器，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因此，在重获解放的今天，应该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⑨在中国语境里，“五四”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权威，而世界（西方）则代表着另一个文化的权威，这样，通过重新评估诗歌历史，谢冕借助历史和西方这两个权威，证明“古怪诗”的出现，不仅正常合理，而且还是诗歌的希望。这种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与“人的文学”联系起来，建构一种“启蒙”重新开始的历史叙述，同时又在横的方面复活近现代以来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话语策略，在80年代初非常普遍。
二、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在齐格蒙?鲍曼看来，阐释者这一角色隐喻，是和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世界观相联系。“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⑩就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看，“后现代的世界观”在整个知识阶层中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还难以准确说明，但最起码在人文知识领域，在旧秩序崩坏、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的阶段，寻找、建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建立更为理想的新秩序，与承认世界、知识的多元性和相对性，承认每一种建构与阐释活动以及所建构的秩序和价值尺度的限度，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换句话说，建构普遍价值与不得不承认价值的相对性和有限性，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话语实践中的两难困境；不仅如此，到90年代，他们甚至还需要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论证和辩护。因而，90年代以后，诗歌批评主体的阐释者角色总是和为诗歌“立法”的强烈冲动纠缠在一起。
新时期诗歌批评为诗歌重新立法的话语实践，具体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重建诗歌历史。借政治领域拨乱反正的东风，诗歌领域也在为历史平反，之前被贬低、斥为“逆流”、“反动”的象征主义诗歌、新月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等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地位得到提升，而之前几十年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诗人们则不再受到青睐。2.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在当下的诗歌写作实践中进行选择、甄别，确认哪些才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以此确立建构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在80年代，他们尝试以朦胧诗为基础，确立一种现代主义的美学标准。3.省略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