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促突击”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1933年，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放弃了积极防御方针和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与游击战战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短促突击”，即当国民党军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时，红军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当国民党军走出堡垒向前推进时，红军要迅速的短促突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也正是这种战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曾撰文对这一战术进行了分析，但近年来颇遭非议，被认为是靠近博古、李德的“一个，林彪这一做法政治上的表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的新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能力，使红军以往运用自如的运动战、游击战面临严峻考验。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都主张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针。9月底，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受到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信赖和支持，被赋予“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的大权。面对国民党军的新战略，李德曾给出了三种应对方法：到外线进行运动战、诱敌深入进行内线运动战、“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在难以到外线作战，又希望坚守苏区现有地域的情况下，李德决定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这一战术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来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国民党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已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但是，11月下旬，中革军委专门下达命令，要红军继续运用“短促突击”战术作战。
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命令主力从北、东两面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政策，逐步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展开阵地防御战和阵前“短促突击”，抗击国民党军进攻，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却没能阻止国民党军进攻。对李德的做法，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是不赞同的，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战术。李德也承认“林彪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家，他不赞赏其他作战方式，在军事问题上，特别是关于战略战术的领导问题，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林彪的这一生》一书称：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红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活办不成大事”一语，他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那么，上述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林彪请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确有其事。据聂荣臻回忆，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红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实际上当时红军部队请上级领导作报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请李德作报告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彭德怀，下文将提到，因此，请李德到部队作报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上，林彪请李德作报告之后，为从战术上找到出路，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在三甲嶂战斗的当天，即2月10日，就与聂荣臻起草《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并上报中革军委，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应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今后应采用运动战，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中革军委复电承认这一建议原则上是对的，但仍要求红一军团坚决服从命令。
为了进一步宣传“短促突击”战术，1934年4月1日，李德在《革命与战争》第2期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大谈“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当敌人在我阵地前沿出现时，应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利用短促突击和奇袭的方法，加以驱散和消灭。”对此，林彪表示了不同意见。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4月3日，林彪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地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
4月10日，国民党军开始向中央苏区北部门户广昌进攻。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第13师、红九军团与国民党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进行“短促突击”的阵地战。针对李德军事部署完全脱离当时实际的情况，4月1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详细陈述了与敌对峙的不利，指出：“这种对峙距敌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建议红军主力应采取运动防御，机动地歼灭敌人。博古、李德看完电报，不屑地说：“这是标准的战场机会主义。”随后，4月20日，李德又在《革命与战争》第3期发表了《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一文，阐述了“短促突击”战术的主要原则。广昌保卫战，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血战18天，虽然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5093人，这是红军作战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广昌战役结束当天的4月28日晚，彭德怀与李德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彭德怀回忆说：“当日约8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错误的，每一战都要同敌人拼消耗。你懂吗？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而红军则只能取之于敌，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怎能同敌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红军有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们葬送了，江西苏区几乎被断送给敌人，你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就在两人的争论结束后不久，5月1日，李德在红三军团的一次大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的报告，“他，象先前在红一军团那样，说明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我们所应采取的对策。”
二
广昌保卫战结束后，红一军团奉命东进，5月4日到达建宁地区，参加保卫建宁的战斗。鉴于建宁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广昌保卫战的教训，林彪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认为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十五里至二十五里，甚至三十里，在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在这一建议中，不仅是在谈作战的具体问题，而且对战略方针有所涉及，其中对广昌战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在军团一级上报的建议中是十分罕见的。但林彪的建议，又一次遭到博古、李德的断然拒绝，他们在复信中写道：“人们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他们仍命令红一军团继续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拼消耗。
随着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步步逼近，形势变得十分严峻。6月至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战，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1934年6月17日，林彪在《革命与战争》第6期发表了《论短促突击》一文。李德回忆说：“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前线视察的时候，我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谈话中林维护他和毛的战术观点。我建议他为《革命与战争》写一篇文章，阐明他的思想，他真的写了。”从李德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该文不是林彪主动写的，是在李德的建议下写的；其次，林彪依然坚持打运动战的观点。我们再来看看《论短促突击》一文，在文章中，林彪虽然不再反对“短促突击”战术，但没有无条件地赞同“短促突击”，而是对“短促突击”进行了辩证地分析，既肯定了“短促突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坚持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针。他指出：“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也指出：“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事实上，当时除李德外，不只林彪一个人写文章论述“短促突击”，朱德、彭德怀等人也有相关论述。8月5日，国民党军北路军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防御战和14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为了总结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朱德在9月10日《革命与战争》第9期上，发表了《一个支撑点和短促突击的战例》一文，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队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彭德怀也被指定写了一篇证明“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给某师长的信》，同样发表在《革命与战争》第9期上，文章指出“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财，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因此，仅仅依据《论短促突击》一文认定林彪倒向李德，是“在政治上的表态”，是比较牵强的。
林彪不仅在理论上坚持运动战原则，而且在实战中通过运动战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8月底，国民党军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队，从连城出发，向长汀推进，企图先占领汀州，尔后会同北路军、南路军总攻瑞金。林彪判断朋口之敌有可能推进到温坊地区，决定抓住敌人远离堡垒孤军深入之际，以运动战歼灭该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意红一军团意见，并指示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和红24师由林彪统一指挥。8月30日，国民党军李延年等部4个师集结于朋口、营溪、璧州、洋坊尾一带，准备向汀州推进。为诱歼该敌，林彪命令红24师以一部兵力继续构筑工事，诱敌深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隐蔽集结待战。8月31日，李延年部第三师第8旅自朋口进至温坊地区，开始构筑堡垒。红军迅速将国民党军包围，并向其发起突然攻击。激战至9月1日拂晓，将敌歼灭，仅红一军团就俘敌1600人。国民党军第三师第8旅被歼后，蒋鼎文立即派第九师并指挥第三师余部共8个团由朋口向温坊进行反扑。9月3日，国民党军第九师先头部队第50团进至温坊，其余部队抢占温坊两侧有利地形，企图与红军决战。林彪决定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歼灭其第50团。当日9时，红军发起攻击，激战至16时，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歼敌4000余人，缴获枪支1800余支，迫击炮6门，这次战斗给“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东路军以沉重打击，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
从以上可见，针对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所采取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略，林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主张采用更加灵活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撰文辩证地阐述“短促突击”战术，并始终坚持运动战、游击战方针，而不是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这属于正常探讨军事战略战术的范畴，而不属于“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