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对中东变局冲击的外交应对经历了一个从紧急应对到全面统筹的过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前，中国要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认识中东变局的影响，要从“外部环境考验”的高度认识中东变局的冲击；要客观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要进一步总结应对中东变局宝贵经验，并对存在的不足与偏差加以改进；要科学谋划中长期的中国中东外交战略及实现手段，尤其要进一步增强对中东战略地位的认识，并在坚持传统外交原则的同时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
关键词：中东变局 影响 经验总结 中国中东外交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1-0016-22
自2010年底以来，中国对中东变局冲击的应对经历了一个从紧急应对到全面统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既成功消解了中东形势动荡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冲击，圆满完成利比亚撤侨的使命；也平稳完成了应对利比亚危机、协调大国关系、巩固和调整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外交任务。在此过程中，尽管国内舆论围绕中国应对中东变局的战略、策略、手段、方式等问题有部分批评意见，但必须肯定的是，对中东变局的成功应对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在危机管理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当前，中东变局仍处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需要中国予以积极的外交应对。但是，当前中国对中东变局的认识以及战略调整显然应超越局部应对的具体范畴，而应该从未来中长期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中东地区环境变化、中国中东战略调整等视角，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应做出的战略安排，在更宏大的战略视野下考量中国中东外交的目标和手段。
一、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认识中东变局的影响
正确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的影响，是制定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基础所在。在此过程中，一定要超越只关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狭隘思维，同时也要克服盲目悲观或乐观的僵化、简单化思维，要立足中长期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的复杂影响。
(一)从“外部环境考验”的高度认识中东变局的冲击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清醒认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而中东变局正是近期中国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考验”，其发生的突然性、性质的复杂性、波及范围的广泛性、影响的深远性，均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从“外部环境考验”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国国内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不仅一度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新一轮认识与争论，而西方舆论更是推波助澜，期待“阿拉伯之春”能蔓延到中国，进而冲击中国社会稳定并减缓中国崛起的步伐。
当前，在国内存在着一种典型的消极思想，其特点是简单将引发中东变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矛盾相类比，进而上升为对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的无端批评与指责，甚至丧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心。因此，中国自身尤其是思想界和知识界目前亟需深入研究中东变局的复杂性，同时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的总结，以消除思想混乱。在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的过程中，中国应更加坚信自身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及其成功经验，同时也要从中东变局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事实上，中东变局从反面印证了中共执政理念的正确性与先进性，它也应使中国更加自信地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第一，中国始终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功探索出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东动荡的本质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第二，中国不断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的执政党合法性建设，巩固和扩大了自身的执政基础，而中东国家的僵化政治体制和因循守旧，则使其逐步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第三，中国妥善地处理了开放与稳定的关系，较好地保持了开放与秩序之间的平衡。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同时，不断通过柔性政策调整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中国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要比中东的政权小得多”，因为中国比较好地处理了“开放与秩序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第四，中国妥善地处理了独立自主外交与参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同时赢得了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而中东国家或者长期充当美国盟友，丧失外交自主性；或者长期与西方对抗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或者在二者之间进行激进的摇摆，其结果是长期追随西方的国家在国内丧失了民意，而对抗国际体系的国家丧失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
当然，深入认识中东国家陷入动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在探索自主性、创新性的发展道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目前仍处在全球经济链条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企业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较差、GDP产出的能源与资源高消耗、区域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落后、经济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都是需要执政党通过发展创新加以解决的难题。第二，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中东变局发生后，胡锦涛主席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科学化这一重要命题。在处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实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仍将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课题。第三，“互联网政治”和“互联网外交”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互联网已成为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和进行政治渗透的主要方式，应对“互联网外交”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常态化政治和社会议题。
(二)客观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要客观认识中东变局对中国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中东变局并未改变美国战略东移决心。当前，国内舆论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它突出表现为盲目夸大中东变局对美国战略东移的牵制作用，并认为中国迎来了继“9?11”事件之后又一战略机遇期。但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战略东移步伐并未因中东乱局而减缓，相反美国对我周边南海问题的介入和干预呈现出进一步加强的态势。美国对中东变局的干预凸显了“新介入方式”和“巧实力”的运用，奥巴马政府并未改变在中东采取战略收缩，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为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创造条件的基本策略。对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单方面期待美国深陷中东乱局的看法无疑是缺乏大战略眼光的一厢情愿，无助于认识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
第二，美国并未丧失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国内经济困难和阿富汗、伊拉克问题的牵制，阿拉伯国家群体性动荡导致盟国政权或垮台崩塌或对美国产生信任危机，伊朗等地区敌手坐大等，都使美国掌控中东的能力有所下降。因此，舆论界有观点认为中东已出现美国权势消退的“权力真空”，并主张中国应趁机填补。客观而言，不仅美国在一定时期内“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会改变，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也不会在短期内丧失。事实上，美 国已经对中国谋求中东事务主导权充满警惕，如中国思想界简单从中美博弈的角度看待中东变局，更会加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既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无助于中国的中东外交。
第三，中东变局并未导致西方与新兴大国的阵营分化与对抗。在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安理会1973号决议中，“金砖国家”投弃权票一度被国内外舆论解读为新兴大国集体决策的结果，并与在中国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变更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断定西方与新兴大国的阵营分化和对抗博弈构成了2011年国际战略态势变化重要内容，并以此判断国际权势转移。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主观臆测。“金砖国家”对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只是一种巧合，其共同之处最多只是“金砖国家”共同价值与外交取向的偶合，而远非集体决策的“共谋”。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反复变脸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变更问题上也并未“集体发力”。印度等新兴国家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加强，以及中印关系的复杂矛盾，都表明无论是新兴国家与西方的关系，还是新兴国家的内部关系，都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
二、全面总结应对中东变局的经验与不足
应对中东变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内政与外交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尽管它对中国的政治压力远小于苏东剧变，但由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有巨大的现实利益，加之全球化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和公众舆论的复杂多元，使得中国内政外交均受到较大的冲击。总体来说，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中东变局的冲击，积累了危机管理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着需要加以改进的不足。
(一)中国应对中东变局的主要经验
第一，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不动摇是中国外交保持主动性的根本所在。始终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石。在中东变局中尤其是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美欧的困境，其成功的根本就在于中国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其基本内容也正如杨洁篪外长在访问中东国家后所作的系统总结：1、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即尊重和支持地区国家自主处理内部事务，相信地区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有办法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国理政方式；2、中国反对使用武力，呼吁各方通过政治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3、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地区国家为恢复政局稳定、发展经济、解决热点问题所作的努力，特别是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为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寻求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第二，保持具体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力争“有所作为”。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相反，中国与联合国、相关大国、地区组织、地区主要国家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并在不超越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政策上保持了适度的灵活，避免了僵化和被动。例如，中国在制裁利比亚的联合国决议中投赞成票，而在建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中投弃权票，既坚持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同时也照顾到保护平民的宗旨和阿盟、非盟等方方面面的立场；在西方提出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提案投否决票，则充分体现了中国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政治意愿。又如，在中东形势动荡的关口，中国外长、中东问题特使等官员先后访问中东国家，相继接待沙特特使、苏丹总统、利比亚反对派特使等访华，于2011年5月与海合会在阿布扎比举行战略对话，都体现了中国力图“有所作为”外交勇气。再如，中国在并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情况下，派外交官员访问班加西与之进行接触，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
第三，内外联动，多方协作，顺利完成利比亚撤侨。在利比亚危机发生后，中国迅即启动应急机制，积极动员国内外各种资源，海陆空三路并进，圆满完成了撤离35860名中国公民的壮举。在完成这次空前大撤离过程中，该地区许多国家提供了积极合作，这是顺利完成任务不可或缺的因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外交的积极成果。在此次空前规模的撤侨行动中，海空军力量首次参与撤侨，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国际地位。对此，有评价指出，在利比亚撤侨前，“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还从来不曾在海外大规模联合执行过非战斗军事任务”，“仅就‘徐州’号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对在枪炮声中饱受煎熬的同胞所能产生的镇静作用而言，这次行动就足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
(二)中国应对中东变局的若干不足
第一，对中东变局的外交应对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中国在应对中东变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被动性。首先，中国对外交应对时机的把握上仍显滞后。例如，与西方外交官在中东变局发生不久就频繁出访相关国家相比，中国相关外交出访活动主要是在2011年3月以后才相继展开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次，中国与中东国家反对派的接触和沟通不够主动。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更习惯于官方交往，在与反政府力量交往方面受渠道不够畅通，人才相对缺乏，非政府力量作用有限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接触显然滞后于其他大国。再次，中国的斡旋外交和调停外交的主动性不够，国际影响相对较小。导致以上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思想解放不够，对“不干涉内政原则”、“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等外交方针的理解不够辩证。
第二，对中东变局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在中东变局初期，中国新闻管理部门一度要求媒体淡化报道。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策略不仅无助于客观认识中东变局，而且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思想混乱。最初，新闻报道主要以报纸媒体尤其是地方报纸为主。直到利比亚危机出现后，主流电视媒体才介入全面报道，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不妥之处。官方主流媒体的失语和缺位，导致民众对政府立场的猜疑心理严重。在放开报道后，许多媒体盲目效仿西方媒体，使用“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等术语予以定性，暴露了中国媒体缺乏自身话语体系的弊端。因此，反思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从最初的政府控制到后来的混乱无序，既反映了中国新闻管理政策水平和新闻媒体专业素养水平不高的现实，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中东研究尤其是国别研究落后的现实。
三、科学谋划中长期的中国中东外交战略及实现手段
当前，中东国家内部的深刻政治变革、地区格局的重组、美欧等世界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都使中国的中东外交面临着诸多的新问题、新挑战，中东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全局中的地位呈进一步上升的态势，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中长期的中东外交战略，并对其实现机制和手段做出全面的安排。
(一)进一步增强对中东战略地位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先后发布了《中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2006年1月)和《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08年11月)，标志着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外交战略的日渐成型，但迄今尚未发布对中东(中东)政策的政府性文件。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对中东的外交战略，同时也反映了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制定统一外交战略和政策存在相当多的困难这一现实。但是，中东地区形势发生剧变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日益密切，国际社 会了解中国中东外交的外部需求，都迫切需要中国将制定中长期的中东外交战略提上历史日程。
中国的中东外交战略在内容上应包括中东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中国中东外交的原则和机制、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等。受篇幅所限，这里重点讨论中东的战略地位问题。近年来，逐步将中东地区从我国周边战略延伸地区调整为中国大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东在我国外交全局中战略重要性的提高。但落实到具体的认识上，中国仍习惯于从政治上的战略依托、安全上防范“三股势力”的屏障、经济上的能源保障和经贸利益来认识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尽管这种认识并无不当，但却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性与功利性的缺陷。在充分认识上述重要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的中东战略应增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应从全球治理的高度看待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中东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已成为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无法规避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能源、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都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仅仅定为中国‘周边战略的延伸和大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显然已不足以反映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实质性内涵”。
第二，应从“大中东”的地缘战略高度认识中东的重要性。在陆缘安全层面，中东与中亚、南亚共同构成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直接影响中国西北的安全环境；在海洋安全层面，中东直接关系到中国能源通道的安全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当前，包括中东、中亚、南亚的“大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一体化趋势日益突出，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和重返东亚的战略东移，使中国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安全压力呈现出同时吃紧的态势。因此，中东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防范“三股势力”的简单范畴。
(二)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
在中东变局发生后，国际和国内社会都存在要求中国加大对中东事务参与力度的舆论呼声。在国际社会突出表现为西方乃至阿拉伯世界的“中国责任论”，要求国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为中东国家的转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基辛格博士对此明确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是通过协助经济发展，实现中东北非的稳定发展。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也有类似的诉求，不仅期待中国能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希望中国能够主持正义，平衡乃至对抗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在国内舆论界，也有“中国要敢于接触中东内政”、“中方应参与斡旋利比亚”、中国应中东“培育和扶持亲华的政治势力”等要求中国扩大对中东事务参与力度的思想主张，以更好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增强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中东外交固然不会受制于国内外的舆论呼声，但在坚持中国外交原则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已经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不干涉内政原则”依然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基石，是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因此，做公正的协调者而不是领导者，发挥建设l生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身份定位。中国既不能充当西方的“外交掮客”，也不要刻意“培育和扶持亲华的政治势力”，避免中国中东外交丧失主动性和独立自主外交的特色。
第二，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不断充实其内涵。在全球治理兴起的背景下，中国所倡导的不干涉原则的新内涵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全球化时代必然出现的多样性与民主协商原则，强调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反对大国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和办法强加于人。二是提出国际社会在情势不得已时的有限干预，须以联合国多数成员的赞同和安理会的决议为合法性的基石，还要尊重当事国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及国情。三是国际介入应当主要是和平的、合作的方式(个别情况下借助经济贸易制裁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力威胁和强制实行的做法。四是把对此类措施的考量，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国际变革与人类进步的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互动的总体战略等因素联系起来。
第三，适度扩大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援助和投资，推动中东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增强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塑造能力。中国应进一步深刻认识外援的政治功能与战略作用，适当增加对转型时期阿拉伯国家的援助与投资，同时要建立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机制，大型援建项目要通过国际机构进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在发展投资方面，应力争避免粗放式经营的投资项目。
第四，进一步增强外交斡旋的能力，保持与国际组织、西方大国、地区组织与国家的沟通、协调，会同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采取积极的预防性外交，加大对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力度，发挥劝谈、促和的建设性作用，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既“要敢于向当事国提出符合国际道义的更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又要“继续遵循决不强加于人的主权原则，处理好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
第五，坚持多边与双边并重，继续稳妥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此次中东剧变将进一步凸显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统筹中阿关系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在进一步加强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应加强对阿拉伯国家差异性的认识，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双边合作。在阿拉伯世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在加强与阿盟、非盟等地区组织协调的基础上，要重点加强与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的建设，要根据中东国家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要重点加强与埃及、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沟通、协调与合作，确保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平稳过渡。
第六，要加强中国中东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外交渠道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尤其是要加强与中东国家政治反对派的接触。在过去的中国中东外交中，外交主体单一和外交渠道相对匮乏的缺陷，制约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立体化发展，导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反对派、伊斯兰组织等力量的接触相对不足，不利于中国对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及时应对。在中东发生政治变革的背景下，与政治反对派打交道将成为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加强与民众交往，致力于引导公民社会建设影响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已经成为美欧大国中东外交的重点。因此，中国应通过加强政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企业、研究机构、个人等多元外交主体建设，通过民间交往、宗教交往、人文交流等渠道，加强与中东国家政治反对派及其他主要社会组织的接触，夯实中国中东外交的社会基础，应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长期任务。
第七，加强中东非洲研究机构的队伍和能力建设。相对于西方大国的中东非洲研究和国内的其他区域问题研究，中国的中东和非洲研究存在着研究机构数量少、队伍小、能力严重不足等缺陷，尤其是关于中小国家的国别研究长期落后。中东变局发生后，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产生的诸多对形势判断的简单、片面的认识，与中国中东非洲研究的落后和人才匮乏的状况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认识中东非洲研究的重要性，国家和社会要都要加大投入，建立和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中东非洲研究机构和专家队伍，不断加强其国际化和政策咨询能力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中东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