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冬天不太冷。冬日的阳光下，香港特首选战正在升温。日出江山红似火。极光，虹影，彩云，霓虹，五彩迷离，这一切皆来自阳光的色光流变。这是一条法则：任何选举都必须在阳光下进行。然而，阳光下的香港选举却出现一股股暗流逆流，抹黑、造谣、攻击、泼粪、搅局，网络和媒体接连出现与候选人相关的五花八门的“负面新闻”，南辕北辙的民调频频见诸报端，看得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
梁振英对防不胜防的造谣和攻击，一脸无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很难应付。”每星期总有三四天，到了晚上八九点，就有媒体给他发电子邮件，问他很多完全属于无厘头的问题，要他当即响应。梁振英摇摇头继续说：“如果我2小时内不作响应，他们就会觉得我默认了。这样，我和身边的同事就得忙碌两个小时，而后被迫做出回应。”
“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击败”，这是《老人与海》一书中的话。这句话给了梁振英人生启示。他爱读书看杂志，读书很杂，中文的英文的都读。他说：“从小学开始就爱读书读报，记得三岁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跟着父亲一起大声读报纸。现在内地的出版事业很蓬勃，出了很多好书，台湾也不错。我现在最缺的就是看书的时间。”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写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梁振英最爱读的一部小说。他读了好多遍，还能背诵书中不少名句。
小说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连续84天没捕到鱼。这一天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这鱼实在太大，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圣地亚哥杀死了大鱼，将它绑在小船的一边，归程中却一再遭鲨鱼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贫穷而又不走运的老渔夫圣地亚哥的命运是悲哀的，而他却又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圣地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
一个“打不败的失败者”。海明威的硬汉子品格像精灵一样依附在圣地亚哥这一人物身上，这便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象征。梁振英说：“我体会到什么是认清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其实，认清目标、坚持、毅力，正是香港人所追求的，孜孜不倦在脚下这片土地上耕耘。”
栽花种菜，品悟耕耘与收获的内在联系
说起耕耘，听梁振英说“花道”、“菜道”。一些人总是说，梁振英很“酷”，也有人说他刻板而不苟言笑，难以揣摩内心所想。其实，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他随和沉静，善解人意。梁振英喜欢爬山、游泳，也喜欢栽花种菜。在香港政坛，谁都知道他是“花痴”，惜花爱草，休息日爱在自家的院子里“拈花惹草”。
他说：“当年在英国读书，我就喜欢种植。这在英国是很普通的事，很多电视、杂志、书籍，都会教你种植，回到香港，我始终没有放弃。”他家位于港岛山顶贝璐道的院子，花草果树摇曳生姿，薄荷、茶花、桑树、荷花、芒果……绿意盎然，果香四溢。就说种菜，如果他和夫人每天在家吃饭的话，自己种的菜都吃不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他家的院子，加上院子外的地，有上千平方米，他种了玉米、豆苗、萝卜、花生、菜心、白菜、生菜、辣椒……只是空闲时间太少，难以勤于耕种。两三星期前他们在苗盆播下的种籽，现在已经长得太大了。“现在准备收的是生菜。我种瓜种菜不是一种生产行为，不只是吃，而是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我种了几株甘蔗，以前从没种过，我作了尝试。我还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青瓜，现在已经‘坐果’了，今年的杨桃也长得不错。”
一树青葱，数株粉黛，他都会呆呆地看好一阵。他在种植耕耘时，公事私事什么都不再想了，用他的话说，“眼前的花草树木都是有生命的，我不能心有旁骛”。陶渊明的诗句“性本爱丘山”是他喜欢的。他说，喜欢种植，“让我品悟耕耘与收获的关系”，“中国人以农立国，很多至理名言都是从土地、从耕种里体会、感悟的。我们的历法是农历，耕种的需要规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只要用心种植，悉心照顾，总能见到花开叶茂，果实累累。700万人的香港是一家，齐心努力，总能有明天
的收获。”
700万人的香港是一家，是梁振英系列著作《家是香港》贯穿的理念。书名原本是《家在香港》，他却改了一个字：家“是”香港。一字之差，意境迥异。他说：“整个香港是我家，全香港人是一家，每个人都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书是讲‘一个人与700万人’的事，要让全香港人是一家。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在这里生活。我们的父母，想过回乡定居；我们这一代，也曾想过远走他乡。今天，只要我们200多万个小家庭，目标一致，一步步去经营，凝聚成一个香港大家庭，我们就可以有新的希望。”
说着耕耘，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形象严肃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经常站在公众媒体面前，是1985年开始从事《基本法》工作的时候开始，尤其是1988年至1990年，我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0年后，又参与预委会、筹委会工作，我是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是筹委会副主任，经常在香港和北京开会，并且代表会议向媒体正式发言，并接受提问。当时的压力确实非常大，不仅是当时的社会气氛和国际国内形势带来的压力大，也有自己对自己要求的压力，香港回归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回归前几年中英关系又紧张，面对媒体，就不能随便讲话，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对人心有影响，甚至引发外交争端。”
香港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不是外交关系，却是特殊关系。今天的港台关系已相当密切，这与梁振英当年的突破举动不无关系。香港回归后，前几届政府在处理港台关系上，都不敢也不善放手行事，过于谨慎，束手束脚。香港与台湾关系，不冷不热，持续维持。梁振英却为推动港台关系发展率先作了努力。早些年他就提出，中央政府给香港的政策其实是很宽松的，香港要善用，要改变思维。人不在台湾，不在现场，工作是很难展开而取得突破的。
2008年5月，梁振英开始筹划，10月底带了一个香港专业联盟的团去台湾考察。专业联盟包括律师会、大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建筑师学会、工程师学会、医学会、牙医学会、园境师学会、规划师学会和测量师学会等香港最大的10个专业团体，代表了属于这10个专业团体的6万多专业人士。除了专业团体之外，他同时还邀请香港交易所、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贸易发展局派人随团。梁振英此举，对港台关系融合发展，起了“解冻”的关键作用。
竞选的标志色是橙色和湖水绿色：热情、朝气、开朗、豁达
梁振英这次竞选的标志色是橙色和湖水绿色。他解释说：“设计师认为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比较阳光，所以用了这两种颜色。设计师说，橙色代表热情、动力、朝气，因为香港需要向前行，需要正能量；湖水绿则代表开朗、豁达的心情，代表天地大自然。香港未来应该是一个快乐，人人生活得更好的城市。我经常说，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就是我的颜色。”
梁振英说的设计师，就是自称“社工艺术家”的黄炳培。他与梁振英见面，倾谈不到半小时，就认同了梁振英的理念。花了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一个政治竞选的标志设计。梁振英的“家是香港”理念，与黄炳培一贯的“以心建家”的创作理念很吻合。
黄炳培说：“香港人各有不同岗位，但都属香港这一家。若维园的清洁工人不做好本分，维园还是维园吗？你能说她的位子和价值不重要吗？”这与梁振英700万人是一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看黄炳培设计的“齐心”二字，有人说似乎看出一个“恋爱”的“恋”字；也有人说是“心意”的“意”字。对此，设计家并不介意，恋爱、心意、齐心，不都有“心”吗？
“齐心”正是梁振英追求的。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2003年SARS肆虐香港，市道凋零。梁振英受时任特首董建华之托，在一个寒冷的春日飞往北京，为中央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作最后破题商讨。梁自知重任在肩，想早去晚回，好让董建华早作部署，他连御寒大衣也没带便上路了。到了北京直奔那位领导人家中，甫一坐下，领导人劈头一句：“梁振英，你好好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愿撑香港，只是担心我们这边门一打开是关不上的。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
梁振英事后说，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但当时内地和香港在收入、社会秩序和观念上都有差距。在那之前，内地居民来香港都是团进团出，比较好管理。当时香港的舆论对自由行也有异议，有人认为内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还不强，让他们来香港做什么呢？梁振英说：“当时，我的观察却不一样。有人认为内地游客来港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例如逾期逗留、打黑工等。我对那位领导人说，这些顾虑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的。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
今日问梁振英，当时你何不请示董建华而先斩后奏了，万一自由行出了问题负担得起那责任吗？梁坦言：“董建华给了我十足的授权。现在回头看，香港每年有2000多万自由行的游客，但内地居民在香港的犯罪率比香港居民在港的犯罪率还要低。这说明只要政策用好，我不担心香港的经济发展。现在内地仅是小部分城市允许居民来港自由行，香港的商家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在青岛的朋友，一直让我帮忙争取青岛能早日开放自由行。青岛是山东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可以想象类似青岛这样的城市一旦加入，对香港的旅游业，对香港的整体经济会有多大好处。”
说到香港的经济，梁振英说，过去，香港只重视经济增长的总数和平均数，没有足够注意经济增长的分布，对基层收入下跌造成的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也认识不足。今后，人口老龄化，上世纪50年代出生，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大批下岗人步入老年，香港基层的基本生活开支问题愈来愈突出。贫富差距扩大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但香港情况 比较特殊，需要特别关注。
他说：“香港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高低阶层的工作收入差距扩大，而是在整体经济增长不多的同时，工作收入最低的三成的就业人口收入不断下跌。因此，这不是‘人比人，不如人’的问题，而是‘自己比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问题。经济发展，需要大家齐心合作，当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经济越发展，自己越落后’，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阻力。面对类似情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都会采取补救措施，目的不是阶层利益的均等，而是利益的一致，以减少消极因素，排除令社会不稳的隐患，在阶层之间谋求一定的和谐度，从而促进营商和投资环境，维护全民、全社会的利益。”
凭着扎脚妈妈的“狮子山精神”，再创香港传奇
梁振英在撰写竞选宣言时，不时想起已去世的妈妈。香港人都知道，梁振英儿时家庭经济并不充裕，他爸爸是清水衙门的警员，月收入300港元。上世纪60年代，他妈妈在家“全职”手工穿胶花，月赚300港元，每天10多个小时，三姐弟一有空，就帮妈妈穿胶花，家在西环的住房就是靠穿胶花的收入买的。他妈妈是扎脚妇女，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胶花，从家到工厂来回20多分钟，去取花送花，他陪母亲一起走，间或替母亲背胶花。
穿胶花，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所谓“穿胶花”，是包括串珠子、剪线头、装玩具、整表带等在内的象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工业发展起步，不少厂家往往把生产工序外包，经济不富裕的港人，每天把一袋袋货品、原料搬回家，一家人听着收音机广播，一起手工操作，再把产品送回工厂，每天赚几港元，不少四五十岁的香港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是香港的“狮子山精神”。穿胶花这类活儿，一度创造了香港传奇。当年的“香港仔”，面对逆境，不屈不挠，自信只要拼搏总有出头的一天，不论家境贫富，不论学历高低。人穷志不短，这是社会认同的普遍价值。香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爬上来，成为国际一流城市。
梁振英11岁时，学校放学后，每天就去朝光街道一家塑料厂，替母亲取胶花送胶花，背着几十斤重的胶花，走走停停，往返家和工厂。那少年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在父母影响下，他自小养成刻苦勤俭习性，他说：“父亲当警察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那时，警队风气贪污腐败。家里生活清贫，但父亲在家里总是说，人要靠自己正当劳动赚钱。我以前住警察宿舍，上警察小学，身边不少警察子弟零用钱很多，我却没有，但我记住父亲的话，人从小就要走正路。”
20岁那年，他第一次出远门去英国读书。去外国读书，是他已久的梦，香港地方小，要到外面的世界长见识，家人都支持他。他说，“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钱，去英国的机票很贵，单程都要3000元，父母用了‘红簿子’（即银行存款本）的积蓄，姐姐卖了嫁妆，才为我筹足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家人到机场送行，他们是一个共同愿望，要我做英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后来我知道，他们从机场回到家，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父亲。”
留学英国期间，梁振英靠自己课余打工赚钱零用钱，省下父母和姐姐为他准备的生活费。他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在中餐馆打工，每次工作六七个小时，生活费基本能满足了。
梁振英说：“当然，今日香港的生活已经大有改善，但社会仍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迫切面对和解决。过去几年，我经常下小区，探访社会各阶层市民，听他们讲生活问题和对政府施政的意见。无论是商店老板、中产家庭、基层工友，退休长者，青年学生，抑或少数族裔，一些人对香港不明朗的前景困惑迷失，不敢憧憬，少了希望。这令我一次又一次反思。”
有一次，香港专业联盟举办专业事务所见习计划分享会。一位天水围中学五年级学生说:“我跟着大律师做见习，最大的体会是: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的，只要我努力，我也能做到。”梁振英听力这位中学生的发言，内心一震。他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心里想：我们要的香港，就是‘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的香港。香港精神是‘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面对未来，我们有机遇，也有挑战。但香港人有见识，有能力，勇于面对困难，善于随机应变，只要不妄自菲薄，一起携手奋斗，香港一定能够保持繁荣稳定。”
他说：“我走过的路，走到今天宣布参选，每一步都有我扎脚妈妈陪伴着。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能延续上一代的坚毅精神，凭意志和努力迈向目标。香港需要新希望，需要价值观和理念，需要有效领导，需要稳中求变。香港的未来，需要700万香港人能齐心一意，撑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