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学成为读书文化中心是历史的必然，大学应该给予我们知识传递、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和批判精神，但价值取向、现实压力和科技双刃剑改变了大学的读书氛围。 [关键词] 大学 读书文化中心 变迁与变异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08-02
[Abstract] It is historical inevitable that university as a center of reading and culture.Universities should give us knowledge transfering, ways of thinking, creativity ability and critical spirit. However, value orientation, realistic pressure and technology has changed reading atmosphere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Center of reading and culture Change and variation
1 大学：读书文化中心的历史必然
现代大学是从中世纪为了培养牧师和僧侣的“大学校”演变而来的；“大学校”旨在让结业于教堂和修道学校的牧师、僧侣进一步受到更高的教育。就语义的历史源流而言，英文的 “大学”一词“University”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而“universe”则可以上溯到拉丁词“universus”；“大学”的拉丁文名“Uni-versitas”是由“Versus”（趋向）和“Unum”（一）合成，词义是“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同时也就包含了“合众为一”的内涵。
最早的大学是研究“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一般概念”的机构，是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联合体。具有“合众为一”内涵的“Uni-versitas”指的就是这种联合体。其时的先进们，聚集在“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中进行着知识的探讨与辨析。但是，天地之间，宇宙中的“知识”究竟有多少？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将这万般丰富的“知识” 聚集与分类？“知识”万端，哪一条道路方是通向全方位知识的路径？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先进们由是依据《旧约?创世纪》中对于人的三重祝福的诠释，将知识范围界定为 “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物”，从而也就从彼时开始界定了“大学”的统一知识。大学最初的三学院――人文学院、社会学院、科学学院――因此而产生，随之，另外两项有关人的重要职业――关怀人的灵魂的“教士”和关怀人的肉体的“医生”――亦被予以重视并被包含其中，神学院和医学院由是产生，这五类学院所罗列和教授的知识，遂成为大学完全的知识体系。
“大学”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其对于知识体系的归纳、综合，为聚集于这个联合体中的求知者们提供了一个探求知识、寻求真理的理想场所；他们居于其中，自然有着“如鱼得水”的怡乐之感。1810年，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两条对于大学而言最为重要的原则，遂开现代大学的先河。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于1876年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从那时开始，亦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广泛采用。
正是智识者们――在他们所处时代中最有知识者或求知欲望最强烈者们构成的群体――在这个“象牙塔”中对于 “事物的一般概念”和“事物的本质”不休止、无穷尽的探究，使得大学作为读书文化的中心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正是这种不休止、无穷尽的探究，为整个社会找到了通往合理境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进路。
2 大学的读书应该给予我们什么？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文化中心，大学应该具有向我们进行知识传递，教授我们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功能。
知识传递。前人所有的智慧，都凝结在流传给我们的“知识”之中。文化非生物性的特质，决定着它不能依赖遗传而是必须通过传递方能得到继承与发展。毫无疑问，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保留、传递人类文化的最为重要手段。无论是在早期的大学还是在现代的大学，位于其中的学习总是以对先前的知识的吸收作为最根本的基础的。先哲爱因斯坦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的地位和本质：学校“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没有此种传递，遑论继承与发展？
思维方式。如果只是接纳、背诵、记忆和传承，那么，在大学的“读书”仅仅只完成了第一步――虽然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但是，在知识浩如烟海，上网可以无限，一指轻点信息万千的今天，再大的脑容量，再强的记忆力，又何足挂齿呢？如果在接纳的基础上，“读书” 达到了理解，那也仅仅只是第二步。大学的“读书”，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应该是教会我们怎样去思维。由外在刺激引起的唯实思维要求集合与组织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尝试与错误及顿悟、归纳与演绎）。学会了思维的方法，你就可以直面这个世界了。
创造能力。从“读书”中获得知识，同时学会准确的思维方法，继而迸发出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因素之一。此种创造，可以是导致问题解决的新途径或者新方法，亦可以是新形式或新知识的产生。创造能力是依循着思维方法的导引，依赖于敏捷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来完成的。这种创造能力的果实――社会理想和科技成果――最终将被奉献于社会并将之推向前进。始自于思而成自于行，创造能力正是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在社会有机体中之所以应该、能够并继续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大学从“播种”到“收获”顺理成章的逻辑。
批判精神。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都需要有“居高临下”的观察、审视、分析和判断。这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批判精神，是如苏格拉底所喻之牛虻――因为受良心的驱使来叮咬“社会”这头行动迟缓的“牲口”。 新思想与新观念产生的前提，正在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批判，在于那种以科学态度对于真理的追求。批判所必备的前提，一为无私，一为无畏，即批判者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的独立。因为“读书”而形成的知识聚集和人才聚集，使得大学在思想、思潮的碰撞、交汇与激荡中，最容易在毫不留情的批判中产生新思想，也最能够包容新观念。批判精神从来是大学天然的优势。
3 什么改变了大学的读书氛围？
价值取向。在所谓大学成为“普及教育”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号之下，大学的传统地位、功能与作用已经起了似乎难以逆转的变化。就“读书”的目的与价值取向而言，从来的理所当然的“追求真理”已经被“兴趣”“娱乐”“消遣”“专业技能指导”等所替代。在这样的取向指挥之下，已经很难再让学生涉及人类发展至今光芒万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更何谈浸染与光大？！而远离乃至抛弃人类的这些成果，其负面的影响实在巨大。
现实压力。求学之后在现实生活中的求职与就业，对于处在“读书”中心，理应全身心投入到知识吸取、思维训练、破旧立新和能力培养的求学者们形成的压力、限制是难以言喻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功利性需求不得不成为绝大多数人无从选择的选择。
科技双刃剑。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当我们为科技成就那耀眼的光芒所眩晕时，技术性淡化甚至取代了人性―― “人与物” 遮盖了 “人与人”，也遮盖了“人与自己”。电脑与网络的快速扩展本来理应是促进“读书”更为普及与升华的利器，但恰恰这一利器的出现，加之上述两项因素，反而使得“快餐文化”变得最易首选；而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当然不会再有沉静与思考。
现实社会对于上述种种痼疾的防治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而当作为教育“象牙塔”的大学也被迫着转变它作为读书文化中心地位，被迫着放弃它的提供“免疫”和“救治”的功能时，后果实在不可预卜了。
（收稿日期： 2012-02-26）
* 本文系作者在第12次东亚出版人会议上发言的摘要。
[作者简介] 陈达凯，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