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认同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这不仅在于维系团结和秩序，更在于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关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根源之一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导致的社会与文化认同的危机。杭州在探索治理创新中致力于文化价值观建设，形成了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和谐，其根本机理在于回应了转型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重建诉求，培育了新型价值观基础和文化认同根基，从而使社会朝着有机团结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社会治理；文化价值观；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073-06
[作者简介]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颖，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处处长
一、文化价值观重建的时代议题
社会治理创新的原动力来自于转型期的复杂社会矛盾，矛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利益格局多元化以及体制性的分配不公是直接原因。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冲击瓦解了传统价值观体系，这是导致转型期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快速社会变迁导致剧烈的文化冲突，城市化带来空间上的漂泊，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位带来各种“城市病”、“现代病”，个人找不到自我与社会的认同和归宿，个人与世界的分离和对抗使得社会走向“断裂”、“碎片化”，冲突加剧。随着物质欲求的满足，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对自由、权利、尊严、文化和精神信仰的需求愈来愈高，这既是个体的问题，也是共同体面对的问题，只有建设共同体的精神家园，个体才能找到归属。因此，转型期的社会治理面对的既有“实”的利益协调问题，也有“虚”的文化价值观问题。“实”与“虚”的因素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离不开文化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推动管理创新需要从文化价值观层面人手才能标本兼治。推动社会治理、构建城市文化共同体，需要直面现实中的矛盾以推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和文化发展的逻辑关联与内在运行机制值得探索。
社会治理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社会治理需要适当的文化环境，文化发展需要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支持，一方面，文化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精神资源，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普遍认可，这也成为解释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路。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解释是，儒教具有推动发展与转型的文化基因。中国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动力机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基础及其变动。政治上层建筑对文化更是有着直接的约束力。文化政策对于文化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这是政治权力的直接体现。在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两者都是独立的自变量。创新则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后小康时代的民众生活既产生了新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又培育了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二、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杭州人均GDP已超过了一万美元，步入了“后工业社会”。也较早地遭遇了转型中的矛盾。杭州在自身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积极推动现代社会的管理创新，文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在探索中，一种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初步形成。
1.文化发展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思想指引和精神动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结构的升级，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出来。这不仅表现为文化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之一，更表现为发展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的内涵，创新则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途径。文化创新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纯粹知识、思想的创造，这体现于大学、实验室等学术的创新；第二是基于文化尤其是知识创新之上的现代知识经济，通过知识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并创造新的价值源泉；第三是文化与工业的结合形成现代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这是近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率先发育起来的新兴产业，它以创意和文化价值的再造与传播为基本内容，创新构成现代文化发展的灵魂。杭州致力于推动文化发展、建构高品味的精神家园，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着创新的实践：知识经济发展迅速，基于技术创新之上的新经济发展快速：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并逐渐成为新的支柱产业；注重居于文化核心层面的精神、价值和信仰的精神家园建设，将创业与生活融为一体，致力于高品位的生活、高品位的城市文化精神，这成为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方向。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一种新型文化精神在成长。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不仅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文化的基础是知识的创新，知识参与决策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要素，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知识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与动力。知识干预生活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决策，重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便是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的有效途径。杭州注重形成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的四界联动，并在长期的紧密联动中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开放式研讨组群，这个组群通过政策咨询、交流研讨、社会复合主体、市校战略合作等各种方式参与到杭州市的各种党委和政府决策中去，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知识分子秉承了传统士人的道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勇于担当，善于建构，成为城市发展和文化价值建设的中坚力量。与之相关的是发展知识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制造业的崛起，贴满了“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向国际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对环境的透支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结构的局限越来越突出，环境与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同时也依然无法赶上世界经济的潮流。从世界范围看，知识经济、服务经济、创意经济正在逐步超越物质产品的制造而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物质产品的制造永远是必要的，粮食、衣物、房子、车子等满足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这是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但是，随着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资源环境则是有限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在需求与供给之间便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和欲求并非永无止境、资源与环境的供给也并非永远增长，在基本满足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社会的需求与生产结构正在发生转变。这既是人应对变化的一种策略，也是绿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转变的具体体现。这时，基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创造之上的新经济模式在迅速成长，追求文化品味、凸显创造意识成为新经济模式的主要趋势。吉登斯看到了这一重大转变，在欧盟15国，现在平均只有16％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工作，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反过来说，超过80％的人现在要从事以知识为基础的或服务性工作来谋生。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利用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吉登斯却认为。“造成西方国家 制造业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制造业东移到了亚洲，而是技术变革与技术创新，技术变革摧毁了制造行业的工作。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它也愈将不得不在全球知识一服务型经济中谋求一席之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仅仅集中于制造业”。这一判断在中国东部发达城市已经初露端倪。杭州向全市市民免费提供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服务，这也有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城市。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发育成为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文化创新形成的城市文化精神也对政府的理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了政府转型与服务理念的转变。
伴随着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公众的民主、法治、科学意识不断提升，也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参与能力都不断提升，政府努力畅通各种民众意见的表达渠道，搭建各种社会沟通交流平台，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沟通交流，完善各种矛盾解决机制，创造条件让市民参与民主决策，引导民众的理性精神和合作意识。伊兰?维戈达总结了政府与公共管理存在过的强制型、委托代理型、回应型，提出未来的方向是走向合作，它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政府与公民(包括媒体、企业、社团等组织)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当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尚未真正确立服务意识。树立职业公民观念、服务和合作意识，通过这种合作，政府与民众从对立的统治、市场上的代理服务走向合作，在打通彼此的隔阂过程中形成“我们”的关系。如专家所言，“我们越接近话语理想，交流就越真实，政府也将更少的是‘他们’而更多的是‘我们’”。
2.社会治理创新推动文化发展与创意城市建设
创新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灵魂所在，这既是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逻辑，也是发展创意产业的关键动力。创新既需要压力也需要清闲，市场竞争是创新的压力机制，要赢得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必须创新：同时创新的灵感又常常需要轻松的环境，工业化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将人变成机器而销蚀了人的创造力。杭州既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又有着相对轻松、安适的生活节奏，西子湖畔、湿地旁边，山的大气、水的灵秀都在这里汇聚，给文化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无尽灵感。
除此之外，文化创新还离不开社会体制所创造的制度环境，社会治理创新为文化创新、创意城市建设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推广，建设创新型城市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理念。对于杭州来说，创新有着现实的需要和良好的条件，创意城市、创新型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城市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创意的产生则是这个系统场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学者提出，发展创意城市，需要以多样化的社会网络架构便捷化的创意通道；以多元化的文化体验重构开放式的创意平台；以多赢化的公共政策营造高品质的创意环境。政府、企业、公众、媒体、知识界等各方主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特定机制下交互作用维系了城市的生态平衡。创意城市意味着形成一种有利于激发创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在这种特定的结构和环境下，人的创造力、想象力等各种潜能得以实现，从而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
3.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
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交集之一是企业家精神。政府的再造与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是政府改革创新与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是中国工商业发展最早也是最好的区域之一，普遍的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区域发展的文化力量。文化也影响并推动了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如此才能不断进取、锐意创新、有所作为，与企业不同的是它追求的首先是公共利益而非企业个人利益。中国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的集体行动，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有着密切关联。今天，尤其需要用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地方社会治理创新应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有力推动。同时，创新也与价值观和政治勇气有密切关联。举例说来，“社会复合主体”的基本理念是对权力的分配、制约，打破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构筑多主体多中心便是一个表现。有研究认为，浙江发展体现了地方社会治理创新与摆脱诺斯“国家悖论”、实现强县发展有着“互强”关系。我们认为，“创新”的实质是分权，通过将原来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人事和财政权力下放，为地方发展提供较大空间。政府的创新未必一定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去开天辟地，只要有愿望、勇气和能力分权，便可以得到较高的政治收益。
三、在培育“我们”的文化认同中实现社会有机团结
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和谐，其中的根本机理在于回应了转型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重建诉求，培育了新型价值观基础和文化认同根基，从而使社会朝着有机团结的方向迈进。2011年，杭州组织了“我们的价值观”主题核心词征集活动，众多市民热情参与，显示出文化价值观建设已成为城市管理与发展的新议题。杭州实践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和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新探索。通过发掘传统社会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培育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文化思想资源。
1.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意蕴：在反抗“殖民化”和异化中追寻品质生活
哈贝马斯揭示了后工业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矛盾，提出“系统”不同于“生活世界”。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控制下，普遍存在的是支配、奴役人的社会关系，在“系统”中存在的是“我”与“你”的权力关系，表现为对抗与压迫，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常常与社会对立，人被这些关系所支配并最终走向异化。生活世界不同于“系统”，它展现出人自由、独立和不断发展的特质，力图寻找更合理的社会关系。打破“我与你”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思路是引入“我们”，将自我从“我们”中去寻求同一性，也从“我们”中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我们”建立于共识之上，这是通过主体之间的理性对话、沟通、商议来实现的。借此，一种新型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得以可能。杭州建设生活品质之城、构筑新型文化价值观建设的努力也是在追求“生活世界”的过程。但是。反抗“被殖民化”、追求品质生活显然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精神文化建设问题；也不只是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问题。杭州将之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议题提上日程，在推动文化发展中致力于居于文化核心层面的精神、价值和信仰的精神家园建设，将创业与生活融为一体，塑造“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文化精神和高品位的生活。在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一种新型文化价值观正在悄然形成，塑造“我们”意识则是一个突出的核心价值。
2.在培育“我们”理念中建设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基础
实现社会和谐关键是要培养共同体的意识、结构和认同基础，让每一个成员感受到自我与共同体的同一性关系。人生活在由各种社会关系和价值构成的群 体世界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确立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文化的终极价值。家庭、社区、城市、国家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旨在为人提供精神和文化上的认同和归宿，让人在这里找到价值和意义。社会除了追求秩序、安全、繁荣之外还要追求和谐、自由、幸福，这不仅需要经济、技术、法治等工具理性，也需要文化、价值所塑造的认同等价值理性，其根本意义不仅在于维系团结和秩序，更在于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关怀。当一种文化不能提供这种价值和意义系统或者得不到人们的自觉认同，共同体便会陷入断裂和破碎。文化价值观培育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培育共同的价值观认同基础则是一个核心问题，对于“我们”的认同和追求便是文化变迁的内在要求。巴恩斯认为，文化“是我们相信什么，而不是我相信什么。它是一个群体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互动的共享假定”。这首先是要克服原子主义的自我的局限。让个体在共同参与、互动、协作中创造。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牺牲个体为条件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我们”中包含着自我、立足于每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提升人的主体性。杭州强调了“我们”作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体现了培育并超越主体性、进而扩展主体间性的思想。一方面，它强调了对个体主体性的认可和培育，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需要人最大限度彰显个人主体性、实现个人价值，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欠缺的；另一方面，在认识个体与社群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强调了“主体间性”的价值，在超越主体性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沟通、合作、包容。
3.在民众自我参与和互动中实现社会“有机团结”
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和文化发展培育城市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基础，这成为一种润滑剂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更成为一种粘合剂培育了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由此培育了人们心仪的“家”的氛围，人们在这里更容易找到归属感、意义感，从而更加热爱城市，也提升了生活幸福指数。从根本上说，这是在构建新型的城市共同体，而共同体的灵魂则是其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信仰。其一，培育“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精神。建设生活品质之城，通过民众自身积极参与和践行，在日常生活体验中形成城市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杭州城市品牌推广中注重民众的直接参与，将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市民的具体生活中，市民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参与中自觉建构价值观，从而克服了空洞的说教，这成为形成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有效途径。其二，通过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拓展民众参与途径、推动公民有序民主参与，沟通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提高了民众作为城市主人翁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落实这一原则是建构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民众认同的基础。让民众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从根本上建构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基础。“杭网议事厅”、“湖滨晴雨工作室”、“开放式决策”、“我们圆桌会”等丰富的形式旨在扩大公众参与，从而让城市真正在成为市民的城市。其三，通过各种社会复合主体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在扩大合作、沟通、互动中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互惠的合作模式，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团结。涂尔干提出了“机械的团结”和“有机的团结”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模式。实现社会和谐从根本上需要重建共同体，实现“有机团结”。杭州通过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走上有机团结的道路，在培育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中构筑了社会和谐的扎实根基。
四、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建构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创新社会治理和推动政治发展的任务也被提上了日程。正是因为面对这样突出的文化命题，社会治理创新也便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价值观建设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命题。社会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这对于认识当代中国转型期的复杂矛盾有着积极的启示。
以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和谐需要将文化价值观建设列为核心议题之一，构筑共同体和谐的精神内核，培育“我们”意识。共同体的培育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再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都是发展方向，这些都有赖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灵魂则是新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培育现代公民的法治信仰、主体意识、民主观念、公共参与能力等等都是推动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条件。文化建设不仅是发展文化产业，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建设；重塑价值观体系不只是个体的事情，更是群体、城市、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赖以维系的根本所在。
切实面对现实中的文化价值观困境，通过文化发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增强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基础，这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所在。在转型期复杂社会矛盾下推动管理创新，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则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之本。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丰裕，然而公众的不满增加，社会矛盾趋于尖锐，这说明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转型期的矛盾越来越多地与文化价值观的混乱相关，重构文化价值观越来越成为迫切的时代命题。社会的善治与文明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或法治建设，更离不开精神文化世界的创造。
推动决策科学化、发挥知识在社会决策中的基础性地位，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科学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将社会治理尤其是政治决策建立在科学之上是现代复杂社会里推动治理的客观要求。建构新型文明需要知识创新和文化繁荣，这种软实力构成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公共管理来说，知识、科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权力，让权力服膺知识、科学而非独断和偏见需要制度化的约束。
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通过扩大自由、保护权利、激发人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使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涌现出来；通过创业发展最终为人的幸福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使人过上高品质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有物质的丰裕作为条件，同时又超越物质而达到精神文化层面的自由和丰富。
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体，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和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生发出新的生命力，作为一种积极的自变量影响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文化体现于民众和政府的知识、观念、信仰，外化于人的行动和规范，一旦一种文化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遵循便会形成稳定的潜在规范引导和约束着人，进而对政治也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文化之根深植于社会生活的深处，在人们新的生活实践中彰显出强大活力，也必将在自我革新与创造中获得新生。
责任编辑：李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