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间和人民群众，是最公正最有力的鉴别者，那些不止一次宣布贺敬之“不是诗人”，“已被历史淘汰”的轻薄为文者，其作品或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就尘埃落地，或是除了他们的小圈子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兴趣。而贺敬之的诗，继上世纪中期响遍神州大地之后，近年来，又在东西南北各地越来越多的大型朗诵会上振翅欢飞。
汽笛
和牧笛
合奏着，
伴送我
和列车一起
穿过深山、隧洞；
螺旋桨
和白云
环舞着，
伴送我
和飞机一起
飞上高空。
……我看见
星光
和灯光
联欢在黑夜；
我看见
朝霞
和卷扬机
在装扮着
黎明。
春天了。
又一个春天。
黎明了。
又一个黎明。
啊，我们共和国的
万丈高楼
站起来!
它，加高了
一层――
又一层!
(《放声歌唱》)
这些问世于近五十年前的诗句，准确而有力地挥写出了建国初期、以及今天的祖国的恢宏气势。如果不是“螺旋桨”已成为航空业的历史用词，它们就你是刚刚写成的。诗篇纯真而充沛的青春气息具有永恒的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青年与这样的诗句一相会就心心相印。和几十年前一样，不少首次听列、读到贺敬之长诗的现在的年轻人说，真没想到还有这么棒的诗!
贺敬之最出色的作品是：
歌剧：《白毛女》；
长诗：《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
短诗、组诗：《跃进》、《黑鼻子八叔》、《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
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小永久的珍品。
二
贺敬之所有的作品中，写于建国十年大庆前夕的《十年颂歌》疵点最多，但就是在这首有明显失误的长诗里，也屹立着这样的玉树宝句：
扯开
我的衣襟!
看我
胸中的
千山万壑，
朝向你――
怎么能不发出
阵阵回音?!
这是人类诗歌史上，倾诉挚爱祖国之情的顶峰之句，千秋百国难觅比肩。
产生如此奇伟的诗篇诗句，须有三大外部条件：
一、国土辽阔而多姿。弹丸之邦和景色单调的疆域是不可能的。
二、国势处于朝气蓬勃的上升期。中华大地自从一千二百年前的盛唐以来，直到上世纪中叶，才又焕发了全面锐进的气势。
三、民族文化积淀雄厚，有世界一流的语言体系，有很多世纪积累下的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
而歌者的内因呢?除了思想感情的因素，贺敬之在诗艺上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之处颇多，限于篇幅，本文围绕《十年颂歌》的这一名句来论析他的两个特长：语言和气势。
一、高超的语言功力。
此功力来自深厚的民众语言、民歌、古典文学的功底。当然没有酷爱、痴迷和多年的勤奋，这样的功底是形不成的。
日本当代学者前野直彬、石川忠久的研究结论是：“汉诗(指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上最高级的诗歌，是人类的珍宝。”(见其《汉诗的注释及鉴赏词典序》)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年很有一批文学教授、博士，开口意大利某诗豪怎样说，闭口阿根廷某诗魔如何写，而自己的祖国呢，简直从古至今未曾有过一首合格的诗。这倒让我想起一则寓言，讲的是一只鸭子自命为国际级教练，大叫大嚷地硬要纠正海豚的游泳姿势。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中国诗的光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语的神采。华语是世界上最富于文学表现力的语言。这不是诗的夸张，是很多中外学者严谨的学术结论。以表现很抽象的“胸怀”类为例，华语就有“胸有成竹”、“胸有城府”、“胸有朝阳”、“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大海般的心胸”，以及“宰相肚里能撑船”等等形象、警策的说法，译为任何别种语言之后都成了酒变白水。当然全球发展程度最高的几种语言各有其妙处，可是在精练、节奏感和韵味方面，华语明显地独占鳌头。
“胸有丘山”，已是雄奇的意象。这是第一层。这个比喻一些诗文用过，当然再用也可，也是有文采之句。“我胸中的千山万壑”，这一写法就是贺敬之独有的了。把古今诗人们习用的单数拓展为“千、万”，有了“山”还有“壑”，增添了广远的纵深感，这是第二层。想跨人这一层是很冒风险的，增加数目字而写不出更多的诗意，就会写砸。贺敬之确是笔力不凡，写了胸中有山壑之“色”，再进一层，还写有“声”，境界益增灵动之气。这是第三层。更奇的是，此声非单向之声，而是千山万壑的“阵阵回音”，则有多个方向的音波在交汇激荡。第四层。这是中外诗史上独有的胸中奇境。
贺敬之善写内心世界的丰富层次和奇丽境界，还可再举数例：
“每一个姑娘的／心中／都是一片／桂林山水”
(《十年颂歌》)
“啊!我看着你，／我想着你……／我心灵的门窗／向四方洞开……／……我想着你，／我看着你……／我胸中的层楼啊／有八面来风!”
(《雷锋之歌》)
二十年来，孜孜于文学“向内转”者甚伙，然而至今不见有什么写“内景”的佳句流传开来。有一位毛翰先生，“向内”独行到了停尸房门口――他竟然想得出用诗去吟咏自杀者的心态。他写开手枪自杀是“让灵魂出来／放放风”，吞金自杀是“一次性消费／果然受用多了”，真是津津有味。这就是此辈“向内”挖掘的深度。无独有偶，居然还有评论家把这样的“诗”评为“表现了诗人对自杀者的同情与理解”，“唤起社会人道意识从麻木中觉醒”!
“胸中的千山万壑”句还体现了贺作另一个鲜明的特点：磅礴的气势。
动感能造势。善写动感，是大手笔诗人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李白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有句：
“一路上，扬旗起落――
苏州……郑州……兰州……”，颇得杜甫“即从”句之妙，而动感大增。
《放声歌唱》中有论者们交口称绝的这样几句：
“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
单是论析这16字(实际上只是12个常用字)的组合之妙，就可以写上不止一篇长论文，这对新诗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先简要地说。新诗和旧体诗各有所长。表现现代的生活、思想感情，当然主要靠新诗。但是新诗和旧体诗在精练和意境上差距很大，令人深憾。这16字证明，新诗在这两点上也完全可与古诗的名句媲美，而且还能造成古诗中少见的动感和气势。
《雷锋之歌》里感人的名句：“那红领巾的春苗啊／面对你／顿时长高；／那白发的积雪啊／在默想中／顷刻消溶……”，除了令人叹服的语言功力，也有很强的动感。引起动感的不是空间位移，而是只能发生在想象中的神奇的时间(第四维)变化，并且既有顺向变化又有逆向变化，可称为“心理四维多向动感”。
形成贺作气势的因素还有强烈的感情、出奇的想象、广阔的视野、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和各种意象，以及诗行的排列等等。这里略谈感情和想象。
《雷锋之歌》有个奇特的开头：
“假如现在啊／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啊／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
开头段的结浯是：“让我一千次选择：／是你，还是你啊／――中国!／让我一万次寻找：／是你，／只有你啊／――革命!”
这种想象令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们都大为惊异!远在常理之外，又深在情意之中。它给长诗增添了飞瀑落天般的气势。
从近半个世纪前开始，郭小川、贺敬之就被公认为中国豪放派新诗的领军人物。郭小川笔下有更为多样的现实图景和人物心态，贺敬之的气魄更大，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三
贺敬之的作品颂扬革命，使得一些佩服他的天才但如今不大欣赏革命的人视为“美玉瑕斑”；更有一批彻底否定革命――准确地说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革命文艺的风头勇士，对他进行猛烈攻击。(有些人对贺敬之印象不好是由于听信了谣言，也有人向他放箭是出于妒忌、个人野心，这些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只要将1900年的中国与2000年的中国对比一下，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确是伟大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任何不怀偏见的文艺研究者都能得出结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确是伟大的，因为她是四分之一人类的生命之歌、解放之歌、奋进之歌。贺敬之就是这个伟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
人们知道，对于革命的文艺作品，无论其艺术性多么高，某些人都会顽固排斥，坚决否定。作为伟大文学的代表而受到攻击，这是贺敬之的光荣。
前几年，广西一家出版社出了一位文学博士研究政治抒情诗的专著。博士向读者们讲授说，政治抒情诗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怪胎”，始于前苏联，后大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代表人物是郭小川、贺敬之，现已寿终正寝，云云。
何谓政治?孙中山说得明白透彻：“众人之事。”抒情诗不是单写个人情事，而主要是写众人之事、国家民族之事的，就是政治抒情诗。中国诗坛，从先秦略举过来，《诗经》里的战歌《无衣》、史诗颂歌《生民》，《楚辞》里的《离骚》、《哀郢》，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李白的《战城南》、《古风》(“一百四十年，国势何赫然”等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哪一首不是政治抒情诗?杜甫、陆游、辛弃疾的这类诗作就更多了。就连婉约词派的首席代表人李清照，她的《乌江》虽短，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抒情诗。外国的此类名诗也比比皆是：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普希金的《纪念碑》，惠特曼的《向世界致敬》，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还需要列举下去吗?
只要有人类，政治抒情诗就会年年月月都有新作产生，包括大量的民众口头创作。
博士很不高兴，说，你这是混淆概念，我所论的政治抒情诗是专指马雅可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式的政治味很浓、行数很多的诗。那么事实是，至少在中国，从有了这个诗体名称至今，这类长歌的创作和出版从未停止过，去较大的图书馆看看便知，只不过前一阵子评论界和媒体更热衷于炒作现代派罢了。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各地报刊就发表了一批纪念这位伟人的篇幅较大的诗文。据我所知，广州老诗人李士非的《登东京塔》和《樱花祭》(见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的诗集《东京纪事》)，是近年来最出色的两首政治抒情长诗，具有罕见的冲击力。关心中日关系和中国诗歌发展者不可不读。
即使按照博士先生对概念的严格限定，结论仍然是：政治抒情诗的生产将千秋万代继续下去，而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必将永远流传下去。
1999年，上文提到的毛翰在《星星》诗刊上离奇地否定《桂林山水歌》。说“离奇”，是因为毛翰举不出此作的任何错处，只是由于作品的写作时间而否定它。毛翰的大名确实够分量被载人文网史了。毛文称，1959―1961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贺敬之却有“如此的好兴致”去写山水，还写了“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所以《桂林山水歌》证明了贺敬之不是“真正的诗人”。毛文还诬陷柯岩“抄袭”。
按照毛翰的审查标准，对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写了山水、写了笑容的作品必须来个大彻查，凡是写作时所属国家有难的，作家作品都要封杀。幸亏毛翰的气魄还不够大，没有提出要查查一件作品创作时，人类是否有难!
毛翰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师生、诗人、评论家纷纷驳斥。《星星》向柯岩公开道歉。毛翰则于2003年再次发难，指责《十年颂歌》“歌唱大跃进浮夸风，歌唱荒唐的全民土高炉炼铁以及人民公社乌托邦，同时，不忘昧着良心咒骂‘右倾分子”’。他断言，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人的“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他们的诗作的可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历史上的文艺作品，发现有时代局限性就否定，并进而否定作者的人格，身为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毛翰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 事后看，《十年颂歌》确有明显失误，那是由于当时党的领袖指挥错误，致使全党、全国人民走了大弯路，而党的领袖们此前确实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因而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绝对信赖。认识到失误是要有过程的。当事后诸葛亮是轻巧的。毛翰先生敢担保自己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永远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吗?也许毛翰少不更事，没有经历过1958、1959年，但不可能没听说过，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拥护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实践之，赞美之，而对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议批判处理的“机会主义分子”，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群众都愤怒声讨。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得知真相。难道当时说过、写过“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和“反右倾”的人，就是“人格完全让政治给异化了”吗？就是“昧着良心”吗?
至于“诗作的可传性”，多年来，我在所到的每一个城市和县份、学校和部队，都遇到贺敬之作品的喜爱者，而且不断有年轻人参加进来；可是恕我直言，知道点毛翰的诗作而有兴趣的人，我还没见过一位，――不对，倒也有过一次，是今年夏天，我听贺敬之说了一句：“毛翰有的诗写得还蛮好。”
2004年11月1日，即贺敬之八十寿辰前夕，林贤治先生在影响面很广的《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上发文，对老诗人进行嘲讽贬损，这就是他们一再标榜的“人性关怀”。
林文称，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战斗性是它的灵魂”，而“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直接用于献礼”，“贺敬之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
《革命颂》，这是马雅可夫斯基一首诗的标题；“在世界上／出现了／巨大的头脑――／列宁。／于是，/地球便稳坐在轴心。／问题也就不再伤人脑筋。”“如果／我不歌颂／这嵌满五角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我就不配作个诗人。”这是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诗的重点句子。此类火辣辣的赞颂语在他的作品集中频繁出现。他一生最后一部长诗的最后一句是“我要高举起/我的一百卷／党的诗章。”
将自己已写成和准备写山的全部作品称为“党的诗章”，这是不是“献礼”?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不是颂歌?林贤治根据什么说是“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
显然，林贤治是个斗士，认定“歌颂”非义勇者所为。
看过一些好莱坞电影的人都知道，歌颂自己的国家、人民、总统、军队和特工是美国文艺的传统，没听说中国的斗士们认为这有什么不对。马雅可夫斯基所歌颂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无边的天空”下饥寒交迫，而在20世纪中叶，中华大地上五星红旗升起，多年的战乱结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历朝政府无法解决的匪患、毒品和卖淫等社会污浊在短期内就彻底清除，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热情为人民服务，勤恳而廉洁，与普遍腐败的国民党官吏形成强烈对比。对这样新生的祖国，这样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这样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不该歌颂?现在的中国与解放初期有很大不同，在一些方面比那时倒退了，但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正在我们的手中变为现实，对这样的伟业，为什么不该歌颂?
无论中外，很多颂歌也就是战歌，这是文艺常识。不久前在雅典奥运会夺冠的中国女排最爱唱的“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是人们熟知的例子。贺敬之的每一首颂歌都是战歌，都有不少激励斗志的好句子，因而才会被林贤治讥讽为“意在宣传，所以普遍使用煽情手段”。激励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之情布什么不好?有那么一类人，怎么也无法理解雷锋这种人的思想感情，认定凡是写革命、写雷锋的就是行骗，是迷幻药，所以使用“煽情”一词。可是除了林贤治等，感情正常的人都对这样的诗句心怀敬意：
……北来的大雁啊，
你们不必
对空哀鸣，
说那边
寒霜突降，
草木凋零……
且看这里：
遍地青松，
个个雷锋!――
……快摆开
你们新的雁阵啊，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雷锋之歌》)
在联合同教科文组织注册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不是那么轻易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
林贤治讥笑像贺敬之那样“对于党和祖国来说，作为个人没有任何的保留”。事实上，贺敬之对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决定，他认为是不对的，就态度明确地保留个人意见，一贯如此，尽管因此而一再挨整，哪里是什么“典型的中国式的稳健的攀爬者”!足见林贤治下结论依据的是想当然。
对于祖国、革命和党的总体，贺敬之确实如林贤治所鄙薄的没有保留：“假如我有／一百个大脑啊，／我就献给你／一百个……，”林贤治要保留什么?怎样保留?他举出了据说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几句秘藏诗：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
如果我不被了解――
那会怎样?!
那我只得
像斜雨一样，
从祖国的一旁
走过。
林贤治的弦外之音很清楚了。但这几句诗很可疑：从未发表过，缺乏经过检验的手稿的确证，而且不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语言风格。马雅可夫斯基是历尽艰难困苦而钢铁般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多次出国旅行、朗诵，到处强调自己最爱的祖国是苏联，是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之国，所以他才会写出响遍世界的《列宁》、《好》、《苏联护照》等等名诗。这几句秘诗与人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相距太远了。林贤治写道，“无论事实如何”，可见他也不明真相。诗句虽只有几行，却事关重大，请您林先生掌握了确证再来广为宣扬，并据此治学。没有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写出再多论鲁迅、论什么的大部头专著，人们也很难把您归人可信可敬的学者之列。
千秋回望，中华诗歌曾经何等雄姿英发，美不胜收!可是南宋以后，就总体郁结困顿，气衰力弱了。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是同步的。唐朝公元618年开国，短短几年后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唐气象，但直到约半个世纪以后的高宗、武后时期，才有了诗坛的“初唐四杰”，还长期遭到“轻薄为文哂未休”，而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开始高歌，已经在建国百年之后。可喜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刚刚起步时，就有贺敬之与郭小川和一批诗军豪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共同放声歌唱，形成了大复兴交响诗振奋人心的第一乐章。
在历史与诗歌的一度曲折低迷之后，交响诗的第二乐章正鼓翼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