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以前当过兵，上军校那会儿，每次检查军容军纪要剃光头，他特别不情愿。现在每次拍戏却一定要把头剃光，横生一股杀上战场的感觉。那一刻，他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想了，除了电影。不得不说，作为导演，陆川是最聪明的愤青。
陆川的记忆力特别好，看一遍的事物就能记住很多细节。
“小时候看电影舍不得再花钱看第二遍，看完之后脸都不舍得洗，就在看第一遍的时候记住所有台词、场景、服饰、镜头，看过之后面对白墙回顾整部电影，小时候看的至今还清晰记得……”这成为陆川现在的拍摄风格，题材沉重、场景浓郁，带着强烈的节奏和立体感。拍了十余年，四部作品，不紧不慢，拉拉杂杂地，却捧回了各大电影节的大奖。
陆川的电影大多是黑白色调，就像他在我们杂志拍摄现场的简洁了当一样。而光影的背后，无论场景还是情节，都有一股力量堵在心里的感觉。陆川喜欢生命，喜欢抗争，这种难以释怀的情绪投射在电影里，有人接受了，有人反抗了，争议也随之而来了。“我希望看到争议，这样才能证明大家在关注这部片子”，对于新片《王的盛宴》，未经上映，陆川已经预备掀起争议的风潮。他享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弹赞。
陆川是导演、是编剧，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掌握手中拍过的每一个场景。自称“愤青“的陆川早些年间看问题非黑即白，很多看不惯的事情一定要说，一定要管。如今成名了，身份的转换让他的每一个声音被围观者转述、放大，为了减少随之而来的麻烦，“最近收敛很多了”，把情绪发挥在电影创作里，“重口味”便成为了对新片《王的盛宴》最简洁的描述。
原始人的力量
记者：你的作品里面延续的主题是什么？
陆川：我主观上希望变化，拍出来的东西或多或少也会有变化，这是电影最有趣的地方，也是我心灵成长与变化的一个写照。我不愿意给自己一个符号或者标签。或许我对生命本身是很好奇。我在大学里的一些作品，话剧，都有一个时间跨度，跟生命本身有关。我在大学里做过一部话剧叫《某些与岁月的墙》，剧里讲，有一段城墙，人在城墙前长大，在城墙前经历了很多，经历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变化过程。
记者：你曾说《南京！南京！》讲述的是“人性的反抗史”，在《寻枪》、《可可西里》里，这种表达亦很明显。在你的理解中，人性是什么？又在反抗什么？
陆川：从寻枪到现在，这种表达越来越成熟。这世界是否有希望，是表达这个情绪。抗争是《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一个共同的主题，抗争带有很大的悲剧性，内心当中的悲伤越来越强烈。
记者：在新浪微博上称自己为“游荡的电影猪”，和这种情绪有关么？
陆川：我比较喜欢猪，是我的属相，它懒散的感觉跟我很像，猪吃猪睡，没有压力。我写上的东西一般都是我想去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我就这样。猪未必想当猪，真的是猪的话不一定想当猪，想变成猴子了。我也喜欢“猿”字，刚学电影的时候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青年周口店映画”，猿人半进化不进化，来劲！他蛮荒，独立、直接。我希望我的电影有这种力量。有原始人的力量，别被教化了，这种原始性做久了会逐渐疲劳。我希望保持。
70后导演必须接班了
记者：70后导演近一两年来集体发力，比如张猛《钢的琴》、杜家毅《转山》、韩杰《Hello,树先生！》，反响都不错。你怎么看待包括你在内的这一批70后导演？
陆川：每一个人都在成长，一代人慢慢扛起了中国电影大旗。到时候我们70后导演必须开始接班了，不然80后导演就该上来了。我们没有像第五代集中绽放，他们中间有几个特别强悍的导演，像他们开始的时候拍了《一个和八个》、《红高粱》、《黄土地》、《蓝风筝》，集中绽放，很璀璨。我们这批，东一枪西一枪，没成气候，还得再埋头拍几年，才能说我们为中国电影做了什么。现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经典化作品。为什么好莱坞大片非常轻松就卷走好几个亿？都不宣传，也没有交口称赞的影评。就因为它们是经典作品。中国电影的小品化和碎片化趋向很强烈，我期望这代人中能出大作品，拍出对时代的大记录。
记者：有人将你的成功视为一种不可复制的典范，因为第一部《寻枪》就是大演员大制作，你觉得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幸运？
陆川：《寻枪》很多人都认为是姜文拍的。我真正被人知道是《可可西里》。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可以选择自己怎么走道。每一个人都无法复制其他人，贾樟柯导演的电影节路线也很多人模仿，但模仿不了。
我绝不会为谁去迎合
记者：在你自己的作品中，最钟爱哪部？
陆川：《可可西里》。好多很卖钱的电影在我看来不是好电影，语言、情怀还有表达都挺俗。但是，很多好电影又不卖钱。以前我会困惑，但是我已经过了困惑期。它就是这样，畅销不一定是最优质，畅销意味着面对大多数观众，品味就要降低点儿，这是一个现实。我自己看电影完全没有框框，经常去电影院，看各种片子，只要能打动我的电影，我认为都是好电影，喜欢和不喜欢是个最直观的事情。
记者：包括科恩兄弟和好莱坞顶级编剧导师罗伯特麦基都给《南京！南京！》极高的赞誉。片子去年在美国上映时，《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同样热评。是否觉得自己的作品更适合国外观众？
陆川：《南京！南京！》就是为中国拍的一部电影，为中国观众、为当下的中国拍的一部电影。引发这种思考，引发大家的这种争论我特别愿意。中国的历史有太多的谎言，中国的历史教育也有太多的谎言，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里面，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观点。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总是卖弄自己的伤口，并没有真正把我们民族的灾难虑成为人类灾难，没有把我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变成人类战争的一部分。《南京！南京！》的出发点是南京大屠杀，但穿越整个南京城抵达的一个彼岸是什么？这种反思让很多人受不了。我绝不会为谁去迎合，只是恰巧在美国得到了认可。在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日本的右翼领袖本想砸在银座的场子。看完片子把准备砸场的人带走了。国外的认可很重要，我们的影片在国外发行最后都是弹尽粮绝，我要是有钱的话，就去报奥斯卡，必须有人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种声音和世界交流。
记者：除了《寻枪》，您的每一部片子都要拍数年，身处后工业电影市场这条快产快销的产业链条中，你会为这种节奏焦虑吗？
陆川：大家都做得很快，我没有必要加入合唱。麦当劳做得很快，长大了也知道不会天天去吃。我赶上的几个题材比较特殊，比如《可可西里》。我生在西北，也得去体验生活，花一年时间去跟他们巡山，采访，改剧本，融资，我的创作方式决定了快慢。我希望我能够全身心地去做好每一个项目，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南京！南京！》光电影局审查前前后后就有一年半，制作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制作没有特别慢。《王的盛宴》也是筹备一年再拍。我现在逐渐提速了，原来三四年一部戏，现在一年半两年一部戏。
记者：为什么会拍《王的盛宴》这部影片。同题材影片《鸿门宴》已映，彼此影响大吗？
陆川：《王的盛宴》大家都没看，所以做比较。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部片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电影。前后拍也是赶上这个题材很好，考古发现存有争议，神秘感符合电影要素。《王的盛宴》肯定是一个重口味,还会跟《南京！南京！》一样引发争议。你看完之后肯定还想再跟我聊一次。
记者：《王的盛宴》即将上映，对片中的新人你满意吗？从最初海选到拍摄制作，选择已经有丰富表演经验的演员不是更靠谱吗？
陆川：非常满意。每部电影的部分角色我都想和新人合作，他们深藏的那种愿望非常强烈。而有丰富表演经验的演员会把表演当工作来做，专业性很好，但是，电影最好要有一种原始性，有一种跟生命相关的源动力的东西，我作为导演需要保持，作为演员身上的这种张力和野性也需要被强调。所以每次拍片子都希望一些年轻演员加盟，他们会营造一种电影的质感。
记者：你拍摄的电影数量并不多，迄今为止四部而已。但每一部都能引起长期反应。你是否有一个自己的选片标准？
陆川：我选择片子超级非理性。只遵循一点，不欺骗自己。像我这种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有一种想为电影史去工作的野心和欲望，所以挺累。我的标准就是兴趣。唯一没有想的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去拍一个。没干过这事儿，这不靠谱。
记者：在《王的盛宴》片场，你身上还是《南京！南京！》的行头？
陆川：拍完戏衣服洗完就收起来了，再拍戏拿出来再穿，省钱！我每次拍戏都要剃一光头，这是我自己的作风和习惯。开机前不剃光头不好意思见人。剃光头有一种感觉，就是心特静，洗脸往上推捎带手就把头给洗了，特有效率。还有一个原因，我以前当过兵，上军校那会儿，每次检查军容军纪得剃光头。那个时候特别不情愿，但是每次拍戏我把头一剃就有上战场的感觉。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想了。
我对很多事儿看不惯
记者：你通过作品讲述人性和历史，你又通过什么方式在现实和作品中穿梭呢？
陆川：我自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感觉，离自己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了，我基本上被我的电影围绕着，这部电影工作没完，下部电影工作又开始了。再加上广告和驻场秀，导演工作把我的生活包围了起来。我有时候加完班在半夜回家的路上，会发现我特别需要回到生活里面去，去买菜，做家务，伺候父母，挤电车，坐地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小朋友聚会，跟他们一块儿扯淡，我的生活缺失这些东西。我在通过阅读补充，网上有什么好的小说我就买来看，我不能亲身经历，至少想通过书做一些弥补。
记者：你有一种显明的文青气质，甚至还带点媒体人的“愤世嫉俗”？
陆川：真是一类人，我特别愤青，我已经在收敛了。要不是怕我的愤青言行会影响到作品的诞生，我的议论会更愤青一点儿。我对很多事儿都看不惯，愤来愤去，后来负责电影宣传的人说，你不能什么都说，你将来还想不想拍电影了？我一听就收敛了。很多事为什么就会是这样呢？我一直不明白。大家总得发出点儿声音来。
记者：喜欢去年一度火热流行的“陆川体”吗？
陆川：我是资深网友，我在1998年开始玩网络，一直玩到今天。玩儿BBS、贴吧、论坛、博客、微博，我跟着网络一起长大。中国网络最开始的一些用语，都是我们最早的这些人发明的。现在也有些词我死活想不明白。昨天剪辑后期的时候，我发现网上有几个词我不会了，我问助手，碉堡什么意思，他就说“暴了”。确实还真得实时跟进，不随时随地更新就落伍了。
记者：你和父亲陆天明的交流多吗？
陆川：我跟老爸交流很多，俩人的意见永远相左。在各种观点上，历史、国家、当下、电影和文学，几乎全部相左。但是我们一直交流，很高兴我们现在越来越平等了，我父亲也能听我说，我也能听我父亲说，原来的我会拒绝他所有的观点。现在我会思考他说的观点和东西。我父亲是我作品最大的质疑者，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他提完意见，我觉得基本上片子就废了，他提完那么尖锐伤人的意见，让我深深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