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从汇率制度、流本流动和其他金融制度三方面分析了东亚的金融现状和其中的美国因素，展现了东亚金融既依附于美国又受制于美国的尴尬境地，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不要过早开放资本项目；推进金融部门的制度完善。
关键词：东亚 美国 汇率制度 资本流动 金融制度
一、东亚的金融现状
首先，从汇率制度来看，在金融危机前，东亚各国大多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从泰国受到冲击开始，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等爆发危机的国家在政府干预未果的情况下，纷纷与美元脱钩，放宽同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甚至放弃了对目标汇率的管理，实行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制度。危机过后，各国相继调整了原有的汇率制度，除中国、文莱和马来西亚外，东亚其他各国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的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单边稳定汇率制度，这种脆弱的汇率机制使得地区合作承担道德风险，造成了地区汇率的不稳定。一国只求单边汇率稳定而不顾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往往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对周边国家的商品竞争力。受影响的国家很难区分货币贬值的国家是由于其国内宏观基本面的不稳定而导致的汇率调整还是出于损人利己的目的使货币贬值,就可能会单方面采取相同措施，来抵消对本国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地区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同时它们的汇率制实际上也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从表1东亚部分国家货币名义币值中美元所占的权重就可以表明。其中，权重最低的菲律宾比索也有77.9%，最高的印度尼西亚盾竟达142.3%。东亚实际钉住美元本位制具有一种偏离惯性。因为对这种事实上的钉住各国都没有作出真实承诺，这种没有承诺的事实上的汇率制度，一旦偏离钉住平价，就容易产生一种继续偏离的动力，加剧汇率的波动。因为这种没有承诺的美元制不像19世纪传统的金本位体制那样，承诺了一个长期的汇率平价。在金本位体制下，人们的汇率预期总是稳定的。东亚各国的金融体系脆弱，其货币容易受到外部投机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汇率偏高较大，公众的预期惯性就会加剧汇率的继续偏离，容易导致货币金融危机。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s of the Yen Block”, Kawai, M.(2002)
其次，从资本的流动来看，在经典的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在于跨时生产的比较优势(Obstfeld and Rogoff，1999)，取决于即期和未来消费偏好与两国实际利率的对比状况。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利率，但缺乏资本和技术要素,国际资本应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收支账户看,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资本账户的顺差,这样的资本流动才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和储备的流失。东亚金融危机说明了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和充足的储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货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大幅度贬值和整顿国内金融结构的条件下，收窄了汇率波幅(Baig,2001)以低估的汇率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稳定资本和外汇市场，吸引资本的回流，增加国际储备。除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经常项目都由危机前的赤字转为危机后的盈余。于是，东亚的资本流动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东亚国家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入国。但其输出的是追求相对安全的资本,而输入的是追求风险利润的资本。东亚主要是发展中的国家，这一资本流动格局,即由穷国承担储备责任，降低了全球福利，具有通货紧缩倾向。但由于东亚实际上依旧是美元区（东亚新兴经济体多与美元挂钩，而日本经济深受美国经济影响，因此东亚实际上依旧是美元区），美元区经济规模超过世界经济总规模的一半，而且是拉动世界经济与外贸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源,是维系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若打破这样的平衡，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将陷于停滞，国际金融肯定会出现动荡。
最后，金融全球化对东亚经济提出了制度接轨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虽然东亚各经济体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而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各种制度安排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变革的过程过于迟缓,或与该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该制度安排的变革就会受阻、变形甚至完全失败。东亚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其结果是，不仅制度缺失，还出现了制度冲突。主要表现在：
1．金融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正式制度层面的放松管制与微观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旧有因素产生矛盾。首先，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当局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力度大大削弱。东亚各经济体的政策当局在改革中仿效了发达国家放松管制的措施，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审慎监管机制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制度缺失造成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其次，虽然政府在正式制度层面放弃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保护，但在非正式层面，由于政府与企业和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互惠关系，人们仍然相信前者会对后者提供隐性担保。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再次，在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制度，从而难以有效遏制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
2．政府对企业控制的放松与企业对政府保护的依赖促使企业通过借入外债盲目扩大规模，最终导致短期外债累积。以往东亚各经济体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债务包括对外债务，受到当局比较严格的管理，借入外债与扩大出口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企业的资金需求可不必再依赖于由政府控制、分配的对外债务，而改为通过举借短期外债资金的形式筹措，从而使国家对外债务与出口增长之间的连动关系出现了间隙，对外债务可以脱离出口创汇能力的限制而独自膨胀。同时，政府在非正式层面上对企业的保护，在新的环境下，不仅降低了后者的风险意识，而且使企业产生这样的幻觉：借入外债越多，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越会提供保护。企业的财务状况就这样趋于恶化，在微观层面上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性。
3.僵化的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产生矛盾。东亚各经济体普遍采用实际汇率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这一制度很容易导致实际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给经济带来危害。在资本大量流入，实际汇率上升，一方面抑制出口，增加经常账户赤字；另一方面又会给外汇市场带来贬值压力。东亚各经济体提高利率、维持汇率的努力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资本，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二、东亚金融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首先，在汇率制度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成为“无体系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一种仍由美元充当关键货币、美国充当实际主导力量的垄断型市场体系，美元的稳定与否，是各国的国际储备稳定的关键，使得储备货币为美元的国家不能不受美国经济政策的左右。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不能不使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陷入汇率制度选择困境，无论它们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要么难以长期维系，要么不符合本国经济的实际。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弊端就包含着美国的因素。
1. 东亚实际钉住美元制下，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的不同步性使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提高。东亚各国（地区）单一钉住美元，把美元作为名义锚（nominal anchor）可以更好地稳定国内价格水平，但是，也基本选择了与美国保持一致的货币政策。
2．东亚实际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与东亚对外贸易模式和结构不协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海外产业转移，东亚地区形成了“从日本进口资金和资本品，向美国出口产品”特殊的“三角”对外贸易模式，也形成了“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东盟-中国”的“雁型”对外贸易结构。东亚各国（地区）相互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出口竞争关系，美元与日元的汇率变动，就直接影响到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到出口贸易。“从日本进口资金和资本品，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对外贸易模式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即它要求日元兑美元保持长期、稳定的贬值态势，可事实上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经常出现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当日元对美元升值时，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就会下降，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提高，出口增加；当日元贬值时，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价格相对日本呈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引起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因此，日元兑美元汇率频繁的、大幅度的波动，必然导致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出现大幅振荡。
其次，在资本流动方面，从国际金融架构的角度观察，资本流动对于美国经济的意义日渐上升。美国民净储蓄在过去5年中不断下降，因储蓄不足,美国每年需要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约合每天吸引2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才能弥补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这就产生了巨大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因此,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主要应该是减少支出、提高利率和税收,以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但是，这可能使家庭破产增加、投资疲弱，引发美经济衰退。考虑到当前经常项目收支的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只能运用加息为主的政策工具刺激国际资本的回流。支撑这一体系的关键角色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使得国际资本得以回流到美国。其结果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美国外债不断积累。
第三，东亚金融的制度缺失和冲突虽然主要是出东亚国家的现实情况造成的，然而国际流资的流动攻击也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缺陷。对冲基金是目前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种国际投机资本的存在方式，它利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操作，对一国的汇市和股市产生巨大冲击，成为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威胁。其特点有：
1.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市场参与者资产负债表和有关金融市场风险特点及分布的透明度，使许多业务得不到真实的反映，金融管理部门也难以准确把握风险；
2．衍生金融工具随机性强，组合能力强，以及交易商的趋利动机，导致新的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3．衍生交易涉及面广、影响力强，一旦某个衍生交易失败，就有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多为诺骨牌效应，出现国际金融危机。
目前美国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它们调动巨额投机资本，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联运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三、政策建议
首先，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积极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通过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防范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随着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显得日益重要。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开放经济下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在东亚各国守信、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开放大国实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财政政策能极大地改善合作国的福利函数,增加潜在福利收益,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果；而开放小国实施松的财政政策与适度的货币政策能提高合作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具有微观经济正效应。因此东亚各国在制定其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目前,东亚各国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定期进行磋商以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东亚中的后发展国家，或迟或早都要实施金融开放，这不仅是由于它能带来明确的收益以及各国间存在发展竞争关系，也是因为金融全球化作为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本身会不断提高管制和封闭的边际成本，降低其边际效率，最终成为政策当局的必然选择，但不可操之过急。
最后,在渐进式的金融开放同时，必须大力推进金融部门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其中微观层次即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度变革应当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对稳健的金融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今天，面对国外金融行业的激烈竞争，要想获得立足之地，一方面要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监管，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不给国际游资予可趁之机。
参考文献：
（1）江涌 《“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 《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
（2）张伟伟、毕晓林 《刍议东亚面临的总体经济问题》 《学术交流》2005年第7期
（3）陈志昂、王义中 《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对东亚资本流动风险转换特征的解释》 《浙江学刊》 2005年第1期
（4）丁一兵 《金融全球化与东亚经济的制度困境》《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
（5）何慧刚 《论东亚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和出路》《经济界》2005年03期
（6）钟伟 《美联储加息、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世界经济》2005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