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码头》 刘维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小说书写了日军入侵晋绥边区的碛口之后,当地富商盛、李、程三家的命运起伏。三家的老一代均不同程度站在抗日救亡的一边,为了保护故乡的土地,在人性和民族大义的驱动下多次向抗日政府捐献,年轻一辈则有程璐等以不同方式加入抗日阵线。与此同时,普通农民和船工等组成游击队,在游击队长崔鸿志的带领下对抗日寇侵略。抗战胜利之后,这里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不同的形势下,曾经支援抗战的人因为阶级问题遭遇接连的困境和打击,小说人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考验。
作品评论:作家崔巍说:人物的成功,主要依托着以下三点:一是有一个还原历史真相的不凡意境。二是由于作者对这方水土的熟稔,使人物也好,事件也罢全都浸淫着浓郁的地方色彩,那么深广,那么宽厚,所有的细节都沾染着泥土的芬芳,露滴的晶莹。语言,无疑是检阅一个作家实力和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准确的试金石。事实上,作者自家的语言风格已经形成了。作者拥有碛口这座语言的金矿:既有农家味儿,又有商家味儿,而且交融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正是拥有了这种地域文化,才有了为文的裕如,写出了这么厚重的一部大书。这样一部大书,不仅耐得住读者的咀嚼,也值得历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去咀嚼。作家梁志宏说:作家并非没有强烈的思想诉求,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化到小说人物形象和情节细节中了。三家晋商几代人拥护抗日、投身抗战的悲壮故事,以及平素与雇员、长工、普通百姓之间大体和谐的关系的描写;既显示了家拥万金的富商在民族存亡关头,多数会站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立场,也表现当时开明士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非水火不容。作家把笔触探到了人性的深层,着力解剖和展现人性的良善与丑恶,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地主资本家营垒中不少人压榨贫弱百姓甚至投敌卖国,也有众多开明者爱国抗日善待百姓;同样在作为民族精英的共产党和革命队伍中,在贫困百姓阶层中,也会有危害革命的极左思潮,会有人性中丑恶的东西滋生和蔓延。作家刘思奇说:小说中详细写到西湾盛家,寨子山程家,李家山李家,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前赴后继。他们不仅倾百年资产于抗日,几十万斤价粮食,几十万元价银洋,一次又一次地捐献给了抗日政府,而且往往是全家男女老少都投入到抗日活动中。……但在那唯阶级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每次政治运动,他们仍然难逃挨批挨斗无情打击的悲惨命运。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这样的现实,出于前车之鉴,以往的作家艺术家们是不得不绕着道往前走的,很少有人敢写如《血色码头》这样的正气歌。今日的作者终于敢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精神,把碛口商人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和他们忍辱负重,不惜流血牺牲,爱国爱共产党的精神,在这里如实展示给后人了。这不能不说是可喜的新收获!
《天•藏》 宁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王摩诘是一个内地高校的哲学教师,九十年代因内心困惑,来到西藏一所小学教书。他推崇维特根斯坦,在西藏持续思考哲学问题,以期重建精神家园。他每天忘情于西藏的自然风光,专注于内心形而上的感受,引起同校藏汉混血女教师维格的注意。维格与王摩诘渐渐无话不谈。维格介绍王摩诘认识了自己的上师马丁格,马丁格原是法国的生物学博士,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来到西藏,在一所寺院隐居修行。马丁格的父亲是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他不理解儿子的行为,专门从法国来到西藏,与儿子探讨哲学问题。王摩诘和维格经常一起去寺院拜访马丁格,两人逐渐进入恋爱关系,维格却发现王摩诘早已身陷虐恋行为,西藏并未完全治愈他的历史创伤。
作品评论:批评家解玺璋说:王摩诘希望找到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并不以占有和消费为目的,却也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他不能认同五光十色的消费场景,在一年一度的沐浴节上,他为了不让维格失望而赴约,却很难融入他们的喧闹之中。事实上,他在独处中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足,也表现出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对他来说,呆着只是一种姿态,就像他在发现自己的菜园被人毁了之后,也只能无声地静坐或枯坐一样,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与对方的某种张力,不使其消失。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不说比说的效果还要好,不说,对方便不能解脱,说了,反倒可能就解脱了。这种沉默式的静思在小说中成了王摩诘独特的形象标志,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在他这里,生活与哲学已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一点很像古代哲学家,苏格拉底或者孔子,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哲理,探讨与生活有关的问题,并为人们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提出意见和建议。评论家王德领说:小说试图把主人公受虐癖的原因归于历史的暴力,这使受虐本身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因而,身体、心理的变异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深度,这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对一个社会的人来说,身体并非是一个肉体的符号,本身就积淀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身体叙事学,毕竟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本身总要通过无数的身体来承担。对变异的身体的描绘和拷问,构成了这部小说最为深刻的部分。作家李浩说:《天•藏》的注释不再是简单的阐解、说明,而是成为了一个系统,它加入到叙述的巨大洪流又有着自足性。给文章加入这样那样的注释并不是宁肯的发明,但是在宁肯这里,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释放和新的功能,在扩展了文本意蕴空间的同时又增加了文本的“陌生感”、“新鲜感”。在《天•藏》里,宁肯把注释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在释义,它在补充,它在平行地叙事,它在对主文本进行解构或反讽,它在延拓,它也在对抗。最后,这部小说竟神奇地结束在注释上。它再次用实证的方式提醒我,“凡墙皆是门”,小说创新的可能,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有着巨大的空间,那种 “已被穷尽”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自己的懒惰。评论家周志雄说:《天•藏》在故事的叙述上继续实践宁肯所提出的“现代小说是慢的艺术”的精神主张,作者不仅有意放慢叙述的速度,也让读者放慢阅读的速度,通过对话、细节、场景、注释延伸等方式制造一些阅读的障碍,让读者沉浸在西藏的人物风情和历史文化之中,并跟随作者一起沉思。多重风格的组接对小说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作者既要深通哲学,思维要富于思辨,又要善于洞悉生活细节,对现实有敏感的感知和描述能力,还要有透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力和营构奇异故事的想象力,在这些方面作者显示了过硬的写作素质。为了实现多重风格的统一,小说在结构上采用诗性的章节标题和题记文字前后呼应,形成浑圆的整体,这又形成了作品的诗化风格。
《白雪乌鸦》 迟子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品简介:小说讲述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日常生活。日俄战争之后,傅家甸杂居着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各民族既有矛盾也有融合。在平静的生活中,鼠疫突然降临了,从王春申的旅店开始蔓延。人们陷入了恐慌,面对瘟疫各自都有不同的表现。随着疫情的扩大,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死亡,整个城市在求生的亢奋情绪中焕发了活力。人们直面死亡,过起正常的日子,医生和晚清政府在鼠疫的防治中也做到了应有的担当。
作品评论:评论家付艳霞说:到《白雪乌鸦》为止,迟子建推崇的“日常性美感”从三个相对面显示它的意义。一是日常中的日常,或者说柴米油盐中的美感,这是她在多部中篇小说中反复书写的主题;二是历史动荡中的日常,或者说是宏大背景下的日常美感,这是《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三是灾难中的日常,或者说是苦难和悲情中的日常美感,这是《白雪乌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的“日常性美感”接近张爱玲的“安稳”,只不过,张爱玲反衬的是人生飞扬的“传奇”,而迟子建则更专注于人在不可违拗的宿命之下所奉行的生存现实主义。评论家申霞艳说:迟子建试图写出人们在一种黑暗的命运面前,如何艰难地保持对光明的信仰与追求。“冬天总是使我们温暖,健忘的雪将大地覆盖”。隐忍作为一种美学,在这些被疾病围困却不懈抗争的人们身上爆发出非常的力量。叙事镜头对准芸芸众生为他们拍摄众生相,凸显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的尊严及其内心散发的神性的光辉。编辑石一枫说:迟子建在小说中所关注的,并非那些操纵历史车轮走向的大人物,而是被碾于轮下的小角色。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被再现得栩栩如生,但突然一天,大难袭来,“黔首”们如同野草一般倒下,一样卑贱的生命却折射出不一样的灵魂:有人自私,有人高尚,有人麻木不仁,有人肝胆相照……命运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在迟子建的笔下尽显无遗。迟子建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也能“小中见大”,于是从残酷的大环境中挖掘出了许多令人肝肠寸断的细节,可以说,迟子建用文学的手法完成了一段独特的“地方志”。
《人道》李天岑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小说讲述了樱山地区两位女性医疗工作者的不同故事。杨晓静毕业于北京正规医科大学,精通医术,淡泊名位,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升到地区卫生局副局长。马里红是只有两三年中专水平的兽医,热衷于做官,通过钻营,马里红一步步从医疗器械科主任做到老干部病房主任,通过老干部的关系,做到医院副院长,并最终担任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为了往上爬,马里红不惜整容隆胸,后来引发癌症,病重期间,她忍病陪酒,最终换来了凄凉的结局。
作品评论:作家李佩甫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如果一个孩子在健康的环境当中长大,他的身心我认为相对会健康一些,但是在一种苦难很贫穷的土壤长大的孩子,他本身就病态了,我觉得天岑写出了病态的这个方面,精神和物质方面,不光物质贫穷,同时还带来了精神的贫穷,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第一点。评论家何向阳说:小说表现女性,多在饮食男女上描写女性的欲望,摹写欲望带来的人性变异和心灵扭曲,但是这部书却写权力的欲望给女人带来的人性异化,这种角度的切入是独特的,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小说中有对武则天、慈禧的描写,但写现实的小说中很难看到对于女性的权力欲的呈现。小说不仅在这一点是一种创新,而且它进一步探究和挖掘马里红的权力欲望的起因,比如它写到男权的土壤给少女时代的马里红构成的心理影响,这种对于权力欲望的土壤检索是有力的一笔。评论家贺绍俊说:在鲁迅看来,谴责小说的艺术上缺乏沉淀、缺乏含蓄,而在思想主题上,则是为了迎合社会舆论,夸大其词。这就涉及到作者的立场和姿态问题了。李天岑在《人道》中显然不是采取揭露或谴责的姿态,他采取的是一种劝诫的姿态。他是通过马里红这样一个跑官要官、官瘾十足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劝诫现实中的人们,要收敛起被官本位文化催化膨胀的私欲之心。如果要把《人道》这部小说归入到官场小说之中的话,那么它也是一部官场劝诫小说。评论家雷达说:我由此感到,作者作为一个官场的“个中人”,还是能反观,能内视,能省思的,这比较难得。他能看到负面力量往往非人力可以遏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纵容着马里红式的权力狂,使之得逞。固然有与之勾结者,但更多的却是并无勾结者,正是这些官员的动摇,怯懦,自私,苟且,毫无公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种反思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
《马上天下》 徐贵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品简介: 小说讲述了一个痴迷于战术的指挥员陈秋石的传奇故事。陈秋石本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安于乡村的宁静生活。偶然时机,跻身革命,进入了黄埔分校,其战术天才崭露头角,战术专家的潜质被步步发掘。他的儿子因土匪抄家流落他乡,生活坎坷,改名陈三川参加游击队成为少年英雄。抗战后期,部队合并,陈秋石运筹帷幄,陈三川死打硬拼,以不同的方式成为抗战名将。二人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间,凭借超人的智慧和高明的指挥,陈秋石多次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经典战例。但因与陈三川的战术理念不同,矛盾不断,最终二人相互理解,父子相认。
作品评论:编辑脚印说:中国近许多年的战争文学着力于塑造人物,通过人物体现某些观念,精神的力量高入云霄,它遮蔽了人们对战争本质的理解,也格式化了丰富的人性在战争中的成长,忽略了对战术的探究。这些作品对战争的想象也就比较贫乏。徐贵祥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他一直对战争战术研究葆有热情,更努力将战术作为小说艺术而加以表现。这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在和平年代,满足人们对战争的回想,恐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评论家王新国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兵法大国,“以战止战”、“上战不战”却一直是兵家的最高理想。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多部就此进行文学化表达的小说,除了徐贵祥的中篇《决战》《天下》,还有韩静霆的长篇《孙武》、赵琪的中篇《穷阵》等。但这些作品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反倒是其后的草莽英雄模式,借助影视作品的强大声势而广受关注。此番,草莽英雄类作品的始作俑者之一徐贵祥对革命战争题材深度掘进,塑造出陈秋石这一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实现了由英雄主义到战争艺术的转变,并借此为读者呈现战争的最高境界。评论家曹坊说:陈秋石并非是“战术机器”,所以在战前谋求制胜之道,进行令人称奇的精细算计,这并非只是为了显示军事才能,而是发自内心的仁爱,才把战争当作一门极为严谨的科学来对待,与那种只想功名、只为取胜,却不管生死、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这也寄寓了作者的战争观念和文学理想。编辑周徐说:新世纪以来,英雄的世俗化成为了笼罩在许多军旅小说上的一片乌云,写缺点、写牢骚成为了刻画英雄人性的点睛之笔,满眼都是粗话、土话,让人望而生厌。英雄之为英雄,还应该表现出超越一般人乃至超越时代的思想力量。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军旅小说创作,乃至当代军旅小说的英雄画廊,我们能找到行为英雄、道德英雄,也能找到完美英雄、草根英雄,还能找到思想英雄、精神英雄,却很难找到一个面目清晰的“智慧英雄”。而陈秋石这一“战争艺术家”的形象,无疑是当代英雄画廊中应该有,却没有的。以当下语境对接传统,用时代精神激活历史,把人物的英雄性设定于更为高邈的智慧层面和思想层面,呈现出一个军旅文学应该呈现的面孔。
《大地雅歌》 范稳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 康菩土司的姨妹央金玛与说唱浪人扎西嘉措相爱,后因在神树上相会被发现。康菩土司下令追杀二人。央金玛与扎西嘉措逃到河对岸的教堂小镇,得到天主教神父的收留和保护。二人加入天主教,扎西嘉措重新开始他的说唱生涯。康菩土司派私生子格桑多吉夺回央金玛,结果格桑多吉对央金玛一见钟情,在神父的正气感染下皈依天主教。在佛教与天主教的宗教矛盾中,活佛与神父彼此理解宽容,而仇杀与革命的来临却阻碍了宗教的融合。格桑多吉加入革命,扎西嘉措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在关键时刻,格桑多吉放了扎西嘉措,扎西嘉措逃到台湾。多年后,扎西嘉措回到教堂小镇,看到格桑多吉与央金玛生活在一起。格桑多吉为了成全扎西嘉措与央金玛,在一次“意外”中死去。
作品评论:评论家陈晓明说:范稳这篇小说的主观性意识相当强,他要用爱来解释生命的价值,用爱来重新讲述藏地的历史和生命经验。范稳如此坚定地要用爱作为主题,这显然有他的现实应对,有他对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理解。看上去他在写藏地异域的久远历史,实则在表达他对当下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实用生活的尖锐批判。那样的爱的人生,那样的生命体验,真是一曲浪漫主义的颂歌,雅歌当然也是悲歌,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期,这样的悲歌唱出了爱的博大与生命的辉煌。编辑孙小宁说:在小说下半部分《雅歌》那延续了后半个世纪的人物命运与爱情纠葛中,我们感受到了血肉与泪水的咏唱,深沉无言的叹息,那里有我们不能评判的是非对错以及让所有理性的探讨为之缄默的东西。确实比起前一部分“大地”来,它不深刻尖锐,但却直抵人心中最单纯柔软的部分。网友影随茵动说:曾经文弱敏感的扎西嘉措在逃亡的颠沛流离中,开始变得更加坚强多思,再不是那个只一心追求爱情的浪漫歌者,可是内心的守候依然未曾变更过。世事变换的风云,让两个本来背道而驰的男人走到了对方的角落,只是仍然在内心保留着对同一个女人的爱。正是时代的变故在人心上刻画了永不磨灭的伤痕,从而彰显出情感堆积的厚重,以致渐近尾声才有了厚积薄发的喷涌,情感之于社会的相生相灭,信仰之于人生的熙来攘往,在雅歌部分把这部书的命题陡然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填四川》 王雨著 重庆出版社
作品简介:清朝客家女子宁徙与丈夫常维翰举家从闽西应诏入川。一路艰难,宁徙历经了丧母失夫丢子之痛。到达四川荣昌县后,宁徙开始为全家的衣食操劳,偶然间挖得黄金,做起生意,发展为大商人,并开办多种实业,促成了重庆湖广会馆,推动了四川的经济发展。宁徙一族的足迹到达川内外多处重镇,其间遭受到官府勒索、土匪抢劫、仇家暗算等阻难,其规模从家庭小作坊扩展到县城、州府、省城,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
作品评论:评论家敖忠说:王雨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塑造出宁徙这一闪耀着民族与时代精神光辉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对题材深入开掘的结果。尽管着眼全书,我们还能在情节设置、文学语言运用等方面指出作品的一些微瑕,但作者对人物刻画、主题提炼,结构安排等多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应该说,宁徙形象及其所体现的思想、艺术价值,对于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今天读者,仍然具有启示、激励的意义。作家老谭说:从清初顺治年间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到嘉庆中叶完成的时逾百年、人逾百万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在移民历史上前所未有,蔚为壮观。一些人将它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相提并论,从地域走向上看未尝不可。但是,若论政治导向性之强,移民主动性之高,社会实效性之显,另外三起移民浪潮是不足以相比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叙事性文学艺术作品要反映填四川,就比反映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难度更大。作家王明凯说:一百年历史进程的描写中,让今人活灵活现地看见我国封建社会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对康乾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从平民到官宦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等一系列大视角的描述,对我们了解清朝、民国时期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评论家李敬敏说:说宁徙“顶天”是因为她在尚处于中国十七世纪的封建社会,她在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件件利国利民、兴国兴民的大事。大清帝国在康雍乾时代是整个清王朝最兴盛、最发达的时期,也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当时的兴盛与强大离不开人丁兴旺、粮食丰收、商贸繁荣这些支撑国力的基本因素。宁徙所为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宁徙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我以为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这是一个近于完美而又具有相当可信度的形象。她不是一般意义的美女形象,而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有本土民族特色的女性美的形象。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韩寒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品简介:陆子野在旅途中结识了特殊服务者黄小娜,次日二者因涉黄被抓捕。其时黄小娜怀了不知谁的孩子。黄小娜决定将孩子抚养成人,苦于没有资金来源。陆子野开着一辆由报废车改装而成的名为1988的车,在去接朋友的途中,捎带着黄小娜寻找孩子的父亲。途中二人各自回忆往事,陆子野讲述了从小学到成年的成长经历,讲述了童年因电视而生的种种追求、失败的恋情、精神偶像、身边的死者、洋溢着欺骗与谎言的工作历程等。后来黄小娜查出患有艾滋病,通过医疗手段,她生下健康的孩子,交给了陆子野,自己则重拾旧业。
作品评论:评论家朱航满说:小说主角在精神上面对整个荒诞世界的无奈、妥协、拒绝与抗争,这种精神气质着实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气息。在韩寒作品中以往的小说作品中,尽管主人公所生存的世界几乎如此相似地充满着喜剧色彩的荒诞与滑稽,但他们大多是对于现有的社会体制充满着批判和不满的青少年――读书不用功,流浪、抽烟、酗酒,甚至搞女人,满口粗话,对于现有的体制充满了清醒的叛逆和不满,因此消极对抗成为他们成长和生存的主要方式。这些主人公都具有一种“麦田守望者”的精神气质。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我喜欢写作杂文的韩寒,率性、大胆、有穿透力和担当意识,而他的小说往往因为缺乏叙事的耐心与热情而沦落为“杂文体小说”,但我也忽然发觉,或许他根本无意于文体上的区分,所有的表达都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自由反抗。编辑赵文广说:陆子野要去迎接1988的缔造者从监狱里出来,结果迎回他的骨灰。在这段时间里,陆子野搭载着黄小娜一路颠簸闲聊,聊了彼此的人生梗概。最后,数条时间线碰撞在一起,陆子野独自带着黄小娜的孩子继续前行。韩寒运用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小说写作手法,他不在乎作品“经典”与否,而更注重即时的交流,表面简单枯燥的故事,对于同龄人来说,可以看到丰富的潜台词。黄小娜的人物塑造暗示了这一代人乐于憧憬美好,却与憧憬的内容绝缘;他们人生坎坷,却因时代的贫困乏善可陈。韩寒作品中惯见的黑色幽默在接连的小说创作中其功能逐渐转变,讽刺和搞笑的力量不再突出,转而成为沉重话题的调剂。
《湘绣女》 薛媛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品简介:小说主人公红月出生后大难不死,十三岁进入绣庄学湘绣,她的天资和勤奋让她很快成长为湘绣高手。红月与绣庄老板的儿子成婚,但二人的婚姻充满坎坷,丈夫后来被抓捕入狱,红月带着孩子四处流浪,为了与丈夫团聚,红月做出了巨大牺牲。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红月承担着生活和事业施与她的种种压力,在成为湘绣大师的路上,红月尝尽了感情的悲苦。
作品评论:作家王跃文说:《湘绣女》并非只是描写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作家还直率地写出了现实的深重苦难。作家是真诚的,所以没有回避生活的血泪和冷酷。个人命运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常常是无奈和荒谬的,但是,就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与荒谬中,作者写出了理想主义的人性,写出了人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写出了人生的诗意和温暖。这在当下一派甚嚣尘上的功利人生观和审丑文学中,尤显得珍贵。评论家李云雷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小说的模式在写小说,其实对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内部的一些特点注意力不够。所以作者选择湘绣跟绣女这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叙述对象作为一个载体,以绣女的一生作为她的命运,作为她的轮廓,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现在文学的一个新的发掘,这是她很值得总结的地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评论家贺绍俊说:红月在绣每一件湘绣时都是认真的,而她对待自己的人生更是认真的,她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事也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她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她就是一个真正的老实人,然而又正是这样如同一针一线般地认真做好了点点滴滴,最后才成就了一幅绚烂的人生图画,面对这幅绚烂的人生图画,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评论家张茹说:时代从来都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它将女人紧紧地封锁在命运的悬崖上,面对着特殊的时代,不论是逆来顺受还是挣扎反抗,女人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无依无靠的红月,在强权和专制的时代里,既遭受到物质生活的贫乏,又经受着男人们的践踏和耻笑,女人的肉身和娇柔的心灵承担着双重的伤害。是宿命还是造孽,是阴风还是毒瘤?她似乎承载着所有女人的苦痛,她所遭际的一切灾难都将演绎成一部女人的传奇。
《挺进高寒》 吕中山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作品简介:小说重现了1964年铁道兵十万大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大兴安岭的决策部署,挺进高寒禁区修筑铁路、公路的壮阔画卷。铁道兵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地势条件下,摸爬滚打,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在风雪大兴安岭上修了八百五十多公里铁路,一千多公里公路,为大兴安岭的深度开发创造了条件。
作品评论:评论家丛坤说:如果这部作品只停留在写人与自然的顽强抗争还很难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之作,而作品的新意是在讴歌铁道兵突破高寒禁区精神时,自始至终都是将其与将士之间、战友之间的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描写有机的融合,也可说这一描写是对时代激情不可或缺的注解。作家姜孟之说:新时期,作家们努力让英雄走下“神坛”,允许英雄身上有些许不伤筋骨的小毛病。可是后来在回归文学、回归人性的旗帜下,消解神圣,淡化英雄,亵渎崇高,低俗、调侃成为时尚。吕中山没有赶这些时髦,《挺进》中的英雄就是英雄,既不是被神化了的英雄,也不是庸俗化了的那种所谓“原汁原味儿”的人。他们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有血有肉,是一些来自战斗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英雄。评论家冯建福说:作者的意图是通过对艺术真实的追求,更深刻地再现历史。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对牺牲生命的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用作品打造红色经典,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益尝试。
《酥油》 江觉迟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品简介:主人公梅朵长途跋涉来到四川深山草原藏区,寻找因灾害频发而出现的孤儿,并在寺庙的协助下办学校教育孤儿。喇嘛安排当地草原男子月光帮助梅朵,两人渐渐相爱,在寻找和教育孤儿中感情日益加深。因为孩子的难以教育,在劳累和恶劣环境的折磨下,梅朵的身体越来越差。寺庙无法治疗梅朵的疾病,而月光坚信宗教有治疗梅朵的力量。一次泥石流分开了梅朵与月光,再次相见时,月光已削发出家。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让梅朵离开了她生活多年的草原藏区,但她终究无法割舍。
作品评论:作家麦家说:自古,小爱为惜,大爱为弃。我为梅朵当初选择留下的“强”而震撼、起敬,更为梅朵最后无奈离开的“弱”而感动、伤怀。无奈,这两个字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那是辛酸,是失落,是遗憾,是悲凉。无奈的离开,是没有掌声和鲜花的离开,是耕耘之后没有收获的收场,是意志力在身体面前的挫败,是生命毁于日常的悲哀……这就是一个真实、普通的生命,梅朵所以让我不能忘怀,正是因于此:她生命中的强和弱,都被那片神奇的土地成倍地放大了。世间有一个梅朵,也许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也许不会有。但我想,即是只有一个梅朵,也足矣。编辑孙小宁说:特蕾莎修女说:爱,直至成伤。《酥油》第三章已经是梅朵回了内地,却没想到那种生命之疼,竟然扯得人心更加难受。伤,其实来自于她虽然已经站在安全的低地,却无法将灵魂也安置到这里。她去医病、她去与人谈生意,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这个孤儿学校化缘,筹资金,但她仍然无法按照低地的习惯性做法行事。在高原,与恋人变成咫尺天涯的永诀,更为心痛的是,她走后那些她曾照管教育过的孩子,有很多入了寺院。在她返回内地治病化缘、困顿而无着的情况下,这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这难道是她苦心几年要达成的愿望吗?这是那片高原设置的难题,涉及到了爱与信仰的纠结。一个成熟的作家都未必能处理得好的复杂一面,这个从未写过小说的女孩竟然细微地传达出了。她肯定不是在挑战某种写作的难度,而是在讲一种最痛彻的体验,她竟然传达得既勇敢又准确。一切都会然于心。作家王小山说:有人说江觉迟是中国卢安克,我觉得稍有不同,江觉迟更朴素更简单一些;也有人说江觉迟在用个人之光照亮黑暗,我也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倒觉得她像个真实版的麦田守望者,在她的草原上,看护着那些孩子,心中充满美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