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联哲学的人道化；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影响；苏联改革 [摘要]И.T.弗罗洛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最重要的苏联哲学家，是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主要代表，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哲学思想是俄罗斯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折射出哲学家面对当今人类生存危机时的深刻困境。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51－08
И.T.弗罗洛夫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于1986年以学者的身份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主编，1987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1989年入主《真理报》，1990年之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9年访问中国时于杭州逝世。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世以后戈尔巴乔夫称他为杰出的、真正的、有教养的、有原则的、勇敢的人。俄罗斯至今每年都要举行关于他的专题研讨会以示纪念。
作为一个哲学家，弗罗洛夫何以能有如此显赫的社会地位?他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提出了什么重要的哲学思想?应该如何评价他?本文打算通过这几个问题对弗罗洛夫加以初步解读。文章讨论的是弗罗洛夫，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弗罗洛夫这个代表性人物讨论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
一
俄罗斯哲学界一致认为，人道主义化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最基本的发展趋势，它的主要代表是弗罗洛夫。研究弗罗洛夫的哲学思想，最好的切入点是研究苏联哲学的人道化。
苏联哲学的人道化是个复杂的过程。斯大林在其执政期间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欠下了大量人道主义“债务”，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恶意宣传，西方哲学的影响，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苏联人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是斯大林去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迅速兴起的原因。苏联哲学人道化有众多表现：最早是反对个人迷信，宣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随后出现了以а.B.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认识论主义”，拒斥把人排除在外的物质本体论，主张哲学就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是对人的认识的再认识。到20世纪60年代初，价值论、伦理学重新进人苏联哲学家的视野，对人的独立研究受到官方鼓励，心理学、认识论、唯物史观的研究开始强调人的活动的意义。苏联哲学人道化的高潮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1972年4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引起全世界关注。6个月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召集众多领域的专家讨论全球性问题。此后人的问题在苏联哲学界迅速、持续升温：人性、人的个性、科学技术伦理学、人道主义、人的前景、生命的意义、人的死亡与永生等等，成为哲学界历久不衰的议题。人道主义渗透到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986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1988年举行有800多人参加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1989年，“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1991年苏联科学院组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研究所”，创办杂志《人》。1987年《哲学问题》杂志以“哲学与生活”为主题的全国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集中反映了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倾向。例如，哲学研究所所长H.拉宾首先发言，他强调“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
在苏联哲学人道化的过程中，弗罗洛夫是无可争议的推动者、组织者和思想领袖。早在1970年他便在波兰发表题为《科学技术革命的人道主义意义》的文章；他于1968～1977年担任《哲学问题》主编，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讨论会就是他组织的。在他的主持下该杂志围绕人的问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圆桌会议”，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他本人相继出版了《现代科学与人道主义》(1975)、《科学进步与人的未来》(1975)、《人的前景》(1979)、《全球性问题与人类未来》(1982)、《科学与人道主义价值的相互作用》(1984)、《论生命的意义、人的死亡与永生》(1985)、《论人和人道主义》(1989)等专著；至于“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人研究所和《人》杂志，则是他在步入政界之后借助个人影响鼎力推动的产物，他自己还担任了人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人道化并不是苏联哲学的孤立现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哲学的影响，其哲学发展都经历了类似的人道主义化历程。南斯拉夫最早开始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呼吁尊重人和人的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实践派。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民主德国，都产生了以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在中国也是如此。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告别斯大林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立即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不久之后兴起了声势更大、范围更广、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口号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受到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弗罗洛夫的推动和领导，它在苏联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
首先，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思潮，基本上都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批判把人排除在外的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它的政治意蕴在于批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呼唤自由、民主、人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罗洛夫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以前，苏联哲学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但由于弗罗洛夫的推动和影响，苏联哲学不仅更加彻底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而且运用人道主义思想向科学技术理性的主宰地位挑战，对整个工业文明提出批评。他深人分析了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生物学的革命性发展――对人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710年代起大声疾呼要把科学技术进步放在人的需要这一大背景下来看，要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实现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的综合，建立针对科学本身的伦理学，对科学认识的发展加以人道主义调控。B.A.列克托尔斯基院士这样评价弗罗洛夫的工作：弗罗洛夫认为“还应当对科学进行伦理学上的调控与思考。如果没有这种思考，科学不仅不能解决人的问题，而且会造成一些威胁到人类文明的问题。价值问题现在不是科学探索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科学探索本身必然地产生出来的问题。实质上，这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问题域，甚至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学科。在此之前，我国谁都没有从事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科学加以人道主义调控，涉及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 观点，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崇拜的批评否定。
其次，在苏联，人的问题从50年代起受到关注，70年代初迅速成为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到1999年弗罗洛夫去世，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苏联哲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论、辩证法到唯物史观、认识论，都被从人的角度作了新的阐释。基于对人的综合研究，哲学界对人的本质的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劳动实践活动乃至不同职业的人学意义、人的自由与解放，甚至人的生命的意义，人的健康、疾病、死亡、永生，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哲学问题上，可以说苏联哲学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最后，从斯大林去世到苏联解体，人和人道主义问题逐步得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重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弗罗洛夫很快步入政坛，人道主义不再是理论，不再是哲学，而成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凝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追求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人道主义已经被苏联社会普遍接受，深入人心，成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也是在其他国家见不到的。
由于上述特点，苏联哲学在对人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中突破了只关心个人价值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的狭隘视界，站在了时代的历史的高度，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入。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这些特点与弗罗洛夫直接相关。正是弗罗洛夫使苏联哲学家把目光转向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而他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他具有敏锐的思维、宏大的全球视野和历史气魄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因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而在理论水平上得到极大提升的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甚至得到苏联共产党的重视，成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弗罗洛夫的命运。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苏联升起，只因为他是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推动者、组织者，是苏联哲学人道化的主要代表。
二
弗罗洛夫的敏锐思想、宏大气魄、人道主义追求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令人钦佩。这些特点当然和他个人的天赋、气质、个性有重要关系，但是实际上，弗罗洛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弗罗洛夫，他的思想又能得到苏联社会的广泛认同，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吸收俄罗斯文化的营养成长起来的，他身上体现着俄罗斯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他的思想和苏联哲学的人道化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弗罗洛夫所代表的苏联哲学人道化运动，其实是俄罗斯文化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是历史上俄罗斯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及相应文化抗争的延续。
在讲到自己思想的形成时，弗罗洛夫一再强调他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说，在笃信宗教的母亲的培养下，他从小便熟知基督教传统，晚年又重读基督教的“圣书”，获益良多。他又说：“当然了，过去对我影响最大并一直在影响我的，是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是俄罗斯的文学和科学，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他还说：“索罗维约夫是唯心主义者，而别尔加耶夫甚至是反共主义者。但是我研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他们。我热爱这些思想家。”这些人的影响在弗罗洛夫身上随处可见：他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罗维约夫、别尔加耶夫等人的思想；1986年他积极建议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积极参与组织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的历史性会见……。
任何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在实现现代化之前都有前现代性质，例如都缺少对个人、人的主体性和人对现世物质利益的追求的肯定，缺少科学理性的权威。但是，与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宗教性。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几乎全部处于东正教影响之下。不仅个人生活从生到死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教会，而且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生活，都和教会密切相关。世俗教育长期缺如，学习宗教典籍几乎是儿童识字的唯一途径。宗教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渗透到了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这一特点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它的超越性。俄罗斯文化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它把精神追求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主要关注“天上”的生活和精神满足。因此，现世的幸福、物质富足、欲望满足，被忽视甚至拒斥。孜孜追求金钱的小市民在俄罗斯受到鄙视。完善的道德、对他人的爱、精神自由、社会公正，是俄罗斯文化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贵族性，这不仅是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多数出身贵族，更因为它具有上述重精神轻物质、重未来轻现实的超越世俗生活的特点。与上述特点相关，人们拒绝科学理性对人的支配。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人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又必须认识并遵从科学规律。但俄罗斯人往往认为，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服从意味着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而这是不能忍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集中表现了俄罗斯文化拒绝科学理性支配人的决心。
第二，与上述特点相关，俄罗斯人向往以教会为中介通过爱的纽带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友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堕落，人与人的对立、冲突，社会的阶级分裂、阶级斗争，1848年革命的鲜血，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赫尔岑这样的原本对西方文明心存敬意奉为榜样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可贵。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之爱的赞美与呼唤，主张依托俄国的农民村社和东正教，避免社会分裂，遵照上帝的教导在教会中团结起来。道德高于利益，唯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受到普遍推崇。
第三，它的救世主义情怀。深刻的宗教性使俄罗斯文化越出狭隘的民族界限，以遵从神的教导关心全人类的冷暖命运为己任。1453年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帝国灭亡，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体现基督教思想的三个国家的历史：前两个基督教国家――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和保护者，负有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这种救世主义情怀被深深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历久不衰。“十月革命”后列宁宣布成立第三国际，是“第三罗马”和它体现的救世主义的再现。
具有如此浓厚宗教色彩的俄罗斯文化与适应工业文明需要高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理性主义旗帜的西方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的主要表现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
它的最初的表现是19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以及随后赫尔岑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失望和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俄罗斯 哲学家们并不否认科学理性的价值，他们批判西方文化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依靠科学理性发展工业以满足人的欲望这条道路，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将使人失去自由，并像动物一样相互争夺，丧失人的本质。科学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抬高到神的高度，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A.C.霍米亚科夫对它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当用抽象思维认识活的事实时，具体的东西就从思维中失落了，“仅仅通过逻辑的道路不可能认识真理。”他还说：“为了理解真理，理性本身应该与精神世界的全部规律相一致……因此，一切最深刻的思想真理只有内在地、与一切存在在道德上充分协调一致地建构起来的理性才能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思想讲得最尖锐、最深刻。他指出，西方文明主张人依靠科学理性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但这必然导致血腥的战争：“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狡猾的血腥屠杀者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们……人一旦有了文化，即使不是变得更为嗜血成性，那也一定会变得比以前的嗜血成性更坏、更丑恶。他从前在血腥屠杀里看到的是正义，于是便心安理得地去消灭该消灭的人(指中世纪与异教徒的战争――引者注)；而如今我们即使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行为，但仍然干着这丑恶行为，而且比以前干得更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强调科学理性的盛行会扼杀人的个性，使人变成蚂蚁、绵羊、风琴上的琴键、销钉。他认为，理性是个好东西，这用不着争辩，但它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只是它的二十分之一。当只有二二得四时兴的时候，还说得上什么自己的意志呀?二二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也是得四。他主张人为了自由个性而与科学理性抗争：“二二得四毕竟是很讨厌的东西。二二得四――依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耍无赖。二二得四它横眉竖目、双手叉腰站着挡住了你们的去路并吐着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很高超的东西；可是既然一切都得称赞一番，那么二二得五在有的时候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东西。”俄罗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B.C.索罗维约夫，1874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标题便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俄罗斯哲学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是对宣扬科学理性万能片面理解人的知识的西方哲学的系统批判。他着重批判了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指出：“个人的私利，偶然的事实，细枝末节――生活中的原子论，科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原子论――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后结果。”为此他提出要建立完整知识，即实现科学、哲学与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匡正西方理性崇拜、个人崇拜造成的恶劣后果。
19世纪末，一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有C.H.布尔加科夫、E.H.特鲁别茨科依、Л.ъ.司徒卢威、H.A.别尔加耶夫、C.Л.弗兰克等，转向唯心主义并很快转向宗教，由此造就了俄罗斯哲学的高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他们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转向宗教的原因，在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义问题》以及1909年的《路标》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布尔加科夫的《进步理论的主要问题》。许多西方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随着理性的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不断进步，直至到达自由王国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进而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布尔加科夫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指出：一味追求利益并迷信科学，“有把工人运动在精神上完全降低到资产阶级水平的危险……应该建立新的信仰，找到新的道德激情的来源。这一来源应当是使工人变得高尚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帝的永恒光芒，通过宗教对上帝的吩咐的感受。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把被人类丧失了的活的上帝还给他，也只有这样的哲学能够帮助人类从实际上不信神、服务于肉体而不是服务于神的真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人顶礼膜拜的科学理性不仅与人的解放没有直接联系，相反会造成对人的新的奴役，剥夺人的自由。
这实际上是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又一次冲突。与上一次相比，它也是对科学理性和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评，但有两点不同：前一次针对的是资本主义，这一次则针对一般的社会进步理论；前一次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社会灾难，这一次主要强调西方进步理论的目标和途径之间有着逻辑矛盾，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有宗教才能消灭人心中之恶，使人走向自由王国。
不论哪一次冲突，由于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俄罗斯文化都远远超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的界限：它关心的不仅是俄罗斯人，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是全人类；不是人类的物质生活，而是人类怎样才能以精神驾驭科学理性和物质生产，消除利益冲突，以爱的纽带联合为一体，携手进入神的王国――自由王国。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弗罗洛夫和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的几个特点，在这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可见，弗罗洛夫代表的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实质上是俄罗斯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所做的反思、批判。工业文明在20世纪的新发展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激活了潜藏在弗罗洛夫及其他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由俄罗斯文化培养的对美好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热爱、对人的自由解放的渴望、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为俄罗斯文化再次对西方文化展开批判提供了新的理由、新的机会。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加耶夫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在涉及到西方工业文明将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时有几分预言的成分，那么弗罗洛夫等人对科学理性崇拜和工业文明的批判依据则是人们眼前的事实，而且感受到了全人类灭亡这一更为可怕的威胁。前人对西方道路灾难性后果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挺身而出继续前人的工作。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三次冲突难以避免。
环顾当今世界，只有俄罗斯文化才能培育出弗罗洛夫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人格化的俄罗斯文化。
弗罗洛夫在今天受到人们广泛重视，除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勇气和学术成就之外，也和他对苏联政治的影响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而弗罗洛夫是这一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弗罗洛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由他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也和他直接相关。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指责戈尔巴乔夫要为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负责时，弗罗洛夫也一并受到批评，他竭力宣传的新人道主义被认为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他对失败的苏联改革究竟应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弗罗洛夫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
弗罗洛夫的思想的确具有明显的抽象人道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他曾多次批评罗马俱乐 部创始人贝切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全球性问题，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人的素质上，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例如他批评贝切伊等人“常常不去分析世界发展中危机现象的具体社会经济原因与根源，相应地也没有指出消除这些危机现象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可能性与方法。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改变意识和道德，创建新的‘有全球眼光的’世界观，建立新的‘世界意识’，‘全球性文化精神’，等等。在罗马俱乐部的最近一个报告中，这种情况达到了极端，他们说：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的未来，现在直接依赖于改变‘人的素质’，依赖于人的人道主义目标、意识和道德。”针对这种情况，弗罗洛夫强调他的新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创建的科学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它依据的是把人类的高尚理想、‘世界性的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利己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思想狂热的对立面，贯彻到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他还对这种实践活动做了详细分析，指出它是国际性的，注重对社会进行社会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和文化的改造，注重发挥社会和个人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能动性，以实现民主、自由为条件，等等。弗罗洛夫认为他的新人道主义是科学的、现实的而不是空想的。因为他把人类高尚理想的实现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像贝切伊那样依靠道德说教和改变“人的素质”。其实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具体的、科学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把人道主义的实现诉诸实践而不是道德说教，更因为这种能够使人道主义理想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本身不是依据人的美好愿望，而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出发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上人道主义以什么方式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客观条件。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但是相对于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又是人类在人道主义大道上的长足进步。以实现人道主义理想为宗旨的实践活动是高尚的、诱人的，但是如果不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它又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很可能因失败而引起倒退，成为社会灾难。弗罗洛夫认为实现人道主义以民主自由为条件，因此想要通过戈尔巴乔夫改革这种社会实践使苏联社会民主化，为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条件，但是他没有看到，使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改革实践能否成功本身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由苏联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弗罗洛夫据以提出“新人道主义”的依据又确确实实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类继续生存所遇到挑战。他的新人道主义理论，立足点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带来的人类的生存危机，例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苏对抗造成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以及基因工程包含的对人类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因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而变得比以往更为紧迫。它们的存在是现实的，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无关，受到威胁的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而是全人类。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全球性问题，拯救人类是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弗罗洛夫提出科学技术的人道主义化，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社会生活民主化等思想，以及为此进行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全都建立在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切忧虑上。与人类的生存相比，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弗罗洛夫的人道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在执行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他的人道主义诉求绝不是抽象的。
以上说法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然而以弗罗洛夫的思想为基础的改革实践的失败说明，尽管实现人道主义理想使人类文明免于彻底毁灭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但是现实生活仍然在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而存在，这些规律没有自动退出舞台，这里仍然是必然王国。戈尔巴乔夫把全人类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实行“新思维”，单方面向西方让步，以求换取对方的回应，使人类摆脱核毁灭的威胁，得到的是北约趁机东扩，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一己私利而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在苏联国内推行的民主化政策同样受到客观规律的嘲弄――广大民众并没有因为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一夜之间变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社会也没有立即具备公民社会所必须的种种条件。民主化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只是在新世纪初普京采取了某些向不民主的苏联制度“倒退”的做法之后才稳定下来。从这样的角度看，弗罗洛夫的人道主义又毫无疑问是抽象的、脱离苏联实际的，以此为指导的实践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围绕当今世界人道主义问题的这种矛盾、纠结状况在弗罗洛夫个人的命运中得到集中体现。他的成功，他在哲学界的威望和在政治上的升迁，说明他的理论得到人们的认同，而这反映了在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今天人道主义诉求高于一切，它是无条件的、具体的，无抽象性可言。但是弗罗洛夫的失败，主要表现为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又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人道主义的实现也离不开客观条件，无视客观条件的人道主义的确是抽象的，不可能实现的。弗罗洛夫个人的命运正是这种矛盾纠结状况的生动体现。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深刻感受到某种无奈。它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的危险，但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又如何?我们能因此而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吗?不能。这种矛盾纠结状况的出路何在?谁都没有现成答案，答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批评反思工业文明和迄今为止的现代化道路，是当今时代赋予哲学的历史性任务，在这里弗罗洛夫是人们难以绕过的人物，对他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为寻找出路而做的任何努力，从一定角度看，都将是弗罗洛夫所做工作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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