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讨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社会制度演化的分析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内容，本文在承认文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探究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东西方经济发展路径迥异、制度安排不同而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文化制度经济绩效
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旧制度经济学以演进的历史眼光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还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释不全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秘密。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在此基础上，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两个源头，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本主义为旗帜），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为旗帜）。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却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与释家消极厌世，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浸染杂糅，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农业文明下的人们，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忍受多变的气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因此，重关系，讲人情，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地中海地区），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渔猎，无法自给自足，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重视法治，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农业产出，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贫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汉声》第72期，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
［4］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5］方钦：《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学术研究》，2010第12期
（责任编辑：张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