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据在描述中国的深刻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段时间在北京发布《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这似乎足以告慰从100多年前就开始的“现代化”梦想。一日千里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终于终结了几千年来农村人口多于城镇人口的超稳定社会结构。5000年的历史，以人口比例改变为象征，中华民族在这里开始了拐弯。
毕竟，城乡人口结构的改变，会传导给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使一个国家不可逆地拥抱现代文明。从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轨迹大抵如此。
然而，放眼现实，这个消息并不怎么让人高兴。其城市化路径让人深感不安。
第一个问题是：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吗?
显然不全是这样。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基本上是工业化、商业化的结果，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无论是否有制度相配套，还有产业结构相配套的话，那么，从21世纪初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扩张冲动，权力对农村居民“强制城镇化”的抱负，已经成为主角。城市的扩张迎合了官商通过占有农民土地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而农民则在这种扩张中遭到剥夺，或转化为依赖城市利益结构，尤其是畸形的房产利益结构为生的寄生阶层。
而在对农民的“强制城镇化”中，一方面既具有政绩的先验渴望，同时也有打农民土地主意的深谋远虑。在这种思维下，“强制城镇化”严重缺乏产业结构的配套。农民确实从农村搬到了城镇的居民小区，然而，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需要钱的情况下，往往陷入窘境。新增加的“城镇化率”，使城市处于一种表面繁荣实际却危险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化是否实现了在制度上给予所有居民同等国民待遇，是否预设他们是平等的权利主体?
在一个到处都有“暂住证”、“居住证”之类标签的社会里，这是让人遗憾的。《社会蓝皮书》里提到，目前城镇常住居民里有近四成是农民工。这是无根地漂浮于城乡之间的一群。
在城乡存在制度隔离的时代，农村社会具有为城市社会“造血”的功能。而现在虽然农村和城市所分隔的社会结构已经打破，但城市社会仍然企图只是通过对农民工身体的“城市化”，掠取其劳动力来支撑自己的经济结构，以及分配给户籍居民福利。它拒斥农民工在权利上、身份上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想而知，这种“城市化”是多、么没有意思，而所谓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完全是现有经济结构能够支撑农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的一种错觉。一旦经济结构出现大问题，社会危机就不邀而至。这一幕幕，近年来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改写了5000年的历史。城市化的这种低劣质量，当然不是速度的过错?但一定是某种程度上的失策。它从一开始并没有把城乡居民权利和福利均等化，现在仍然对已经融入城市经济结构的人进行权利排斥。
到了下决心废除一系列阻碍真正的城市化、阻遏国民权利平等制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