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值迎接建党90周年，又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批公费生到大陆升学65周年，但彭腾云同志于5月10日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没有能和同志们、同学们喜迎这两个重要的纪念日。
公费生的老同学陈弘同志要我替他写一篇台湾公费生求学大陆65周年的纪念文章。拿起笔来，回想起我们共同生活中了解的他的生平，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
1925年3月，老彭出生在台湾苗栗县三义乡，此地以雕刻而出名。他家的后面就是山，到了春天葱葱绿绿的树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及各种野花相继绽放，非常美丽。直到老年，故乡的美景在他的记忆中依旧光鲜。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生活困顿，彭家的生活是靠着在村公所做文书的父亲微薄工资维持着。但老彭的父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大姐、二姐当护士，大哥念商业学校，二哥就读工业学校，他们工作后帮家里继续供弟弟、妹妹上学读书。13个兄弟姐妹中，老彭排行老八，自幼深得父亲的期许，希望他能上大学，能“出人头地”。13岁时老彭上了台中一中，该校的生源主要是台湾人子弟，但老师全是日本人，在学校里一句闽南话都不许说。有一次在操场与同学玩时，老彭脱口说了句闽南话，日本教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打了几个巴掌。当时在台湾社会，日本人歧视、侮辱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但家中的教育，让年幼的他从来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了。台湾人都为能重新做中国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家家户户宰猪宰羊祭祖，放鞭炮。光复后一段时间老彭找来国语书自学，一心要把国语学好。不久，从台北传来台湾省教育处招考保送内地大学公费生的消息，总共要招100名学生。目的是为将来培养一批台湾本土人才。最终老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由于当时大陆时局不稳定，四哥远赴泰国下落不明，父母无论如何都不肯让他们最疼爱的这个儿子赴大陆求学。但日据时期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老彭认为，只有尽快把国家建设得繁荣强盛，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因此，一心赴大陆求学的念头始终没有变。当时，报名上厦门大学的公费生有31名，其中有老彭和郑鸿池(郑坚)同学。
1946年11月到厦门大学报到，注册时可以自由选择专业，老彭选择了航空系，他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发展航空业，需要大批航空人才。1947年9月，也就是老彭到大陆学习第二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得到广大爱国学生的热烈声援，爱国民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老彭和厦大的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老彭在参加学生运动中受到启蒙，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遂于1948年1月，由郑坚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学习活动中，老彭进一步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和《土地法大纲》等，革命思想更加坚定。这一年暑假过后，老彭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经请示组织同意，于11月回到台湾看望父亲。1949年初返回厦门前，老彭对父母说是要做一次环岛旅行，但母亲已察觉老彭要重返厦门，母亲哭红了眼睛，默默望着他离家而去。不料这一别竟成为生死之别，和家乡的音信断绝了34年之久。老彭走后，国民党军警曾到家里要抓他，二哥彭紫云机灵地应对，军警搜查无果而归，以后再没有来骚扰。
回到厦门后，老彭参加了当时的闽中游击队，尔后参加了解放厦门的渡海战役。1950年，老彭被调到十兵团台训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形势变化。新中国决定建立空军，老彭和厦大航空系毕业的同学一起调往北京空军工程部。他被分配到专门培训空军地勤人员的第六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正式分配到机场处歼击机科当助理员。然而1953年开始，在“整党”、“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老彭因台湾关系，成为审查对象，并被调往空军的基层工厂工作。尽管那段时间他受到不应有的对待，内心存在许多不解和疑惑，但却从未改变他少年时立下的志愿：学好本领，建设祖国。他凭着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很快由普通技术员升任车间副主任、技术科长等职务。可好景不长。不久后“文革”开始了，老彭又一次受到冲击，被免去一切职务并下放东北的农场改造。农场的生活、劳动条件都很差，冬天是冰天雪地，对他这样出生在台湾并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需要有较长的适应过程。但他以顽强的精神面对一切困难。农场的工人中有不少是职工家属，只能从事简单生产，老彭就把农场破旧得无法修理的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实现了“初级机械化”，获得了丰收。农场的职工们都十分敬佩他竟有这么大的本事。此后，他被调到河北石家庄的5721厂任科长、副厂长等职务。“文革”结束后，中国侨联恢复活动，安排老彭担任了河北省侨联的理事，还被推选为河北省的台籍党员代表，参加了全国台湾省籍党员代表会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台胞代表共议国是。
当时，对台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加紧开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门积极组织台胞写信和写广播稿，与家乡的亲朋好友沟通联系。老彭的七弟彭景云听到大陆对台广播(当时只能偷偷地听)播放的老彭寻找父亲的家书，景云马上把这难得的信息告诉二哥紫云，紫云立即与旅美的三哥瑞云联系，瑞云通过时任中国驻美使馆一秘的吕平同志(也是第一批公费生)，终于和离散多年、生死不明的老彭取得了联系。老彭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他再次赴厦门后断了音信，使父母非常牵挂。每当家人团聚，哥哥们有意谈起老彭，父母总是沉默无语。对老彭来说，未能再次回台湾为父母尽孝，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1981年12月，老彭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简称全国台联)的筹备。全国台联正式成立后，他担任专职副会长，分管台胞部和联络部的工作。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组长邓颖超、副组长廖承志同志非常重视落实台胞政策，要求全国台联抓紧贯彻中央“38号文件”。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也要为那些含冤去世的台胞恢复名誉。这项工作成为全国台联成立后前3年的首要工作。老彭和时任台胞部部长的徐兆麟及全体台胞部的同志怀着对台胞的深厚感情，为落实好党的台胞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做好常住大陆台胞工作的同时，全国台联也开始为开展海外和岛内联谊工作积极作准备。1983年2月，全国台联在广州召开了首次联络工作会议，广泛联谊海外乡亲，通过海外与岛内乡亲沟通，通过联谊活动，使广大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和大陆的对台方针政策。同时也借由这一思路了解广大台胞的心声，把它反馈给中央有关部门。时任联络部部长的林钗同志给老彭的工作极大的支持。她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同丈夫一起来大陆，长期在东北鸡西煤矿工作。1981年她也参加了全国台联的创建工作。
1982年，全国台联接待旅美台胞林宣狮。在交谈中，老彭得知他与三哥彭瑞云颇为熟悉，两个人一见如故。林宣狮在全国台联和海外的党外(除国民党外)人士的沟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不久，老彭又接待了旅加拿大台胞郭焕奎教授。郭教授回加拿大后，联络了一些在海外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台籍学者，参加1983年8月由全国台联会同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台湾之将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海外台籍学者包括加拿大的郭焕奎、肖欣义；美国的林宗光、范良信、田弘茂；日本的刘进庆、涂昭彦；澳大利亚的邱垂亮；德国的张宗鼎等人。国内出席的有社科院、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的专家学者，还有大陆台籍学者朱天顺、郭熠烈、廖秋忠、周青等人。这次研讨会为海内外学者建立了沟通交流的渠道。会议闭幕时，主办单位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邓大姐和杨尚昆亲临现场听取学者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北京举行的海内外学者参加的台湾问题研讨会，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关注，海外媒体予以高度评价。这次研讨会的举办也使更多的海外乡亲了解了全国台联这一大陆的台胞乡亲团体――“台胞之家”。
1983年，第十届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在美国召开，老彭以全国台联副会长的身份参加。临行前廖承志同志对他说：“要解放思想，不要讲官话、套话、大话，要让海外台胞了解大陆台胞，了解大陆情况。”这使原本心中无底的老彭增加了信心。老彭向海外乡亲讲述了自己在岛内度过的少年时代，到祖国大陆参与革命和建设，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的发展。会上也交换了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尽管其中不乏争论，但老彭的真诚与友善，还是让这些海外乡亲对大陆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老彭的感受是“无论我们和这些台湾乡亲之间有怎样的隔膜，毕竟我们是同乡，是骨肉同胞，这就足以让我们可以坐下来交谈，增进相互了解”。全国台联创立初期的联络工作为以后开展对海外和台湾岛内的联谊有了良好的开端，这其中有老彭的辛勤工作和积极贡献。
老彭离休以后，依然关注海峡两岸形势的发展，关心对台工作和全国台联事业的发展。全国台联需要他参与的工作，他都努力去完成任务。
老彭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他爱国、爱乡的思想情怀将永驻人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