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蜿蜒起伏的山路、银装素裹的梯阳、零零星星散落山野里的小村落……这是16年来，我最常见的景色。我热爱脚下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是中国西北的乡村，尽管她贫瘠落后，但她像母亲一样从未嫌弃过我，她是滋养我采写新闻的源泉；尽管她偏远封闭，但她是我新闻事业的良师益友；尽管她荒凉贫穷，但她是我挖掘的“新闻宝藏”。
守望的苦与甜
甘肃地域狭长，东西跨度千余公里，农村基础设施差，许多乡村不通汽?。举一个子，我到北京采访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乘飞机近3个小时，而我从兰州出发，到庆阳市正宁县采访，乘汽?得整整10多个小时，如果：再到某个偏远村子采访，时间没法计算。这意味着我在甘肃从事“农口”新闻报道，要比跑时政、经贸、文教、工业等行业新闻的记者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体力。
2012年春节，正好在甘肃天水市甘谷县过年，这里正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掐辫子”的故乡。“掐辫子”是草编工艺品的传统手工艺，“掐”的“辫子”用途十分广泛，可用于编草帽、编花篮、编壶垫、编草鞋、编茶座垫等。于是我便想利用这一探亲的机会对此进行采访。
但当我来到甘谷县魏家新村时却发现，随着近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这里已看不到往昔农民“掐辫子”的热闹情景了。一位老人告诉我：“魏家新村自从2006年搬迁到新农村居住点后，大部分农民逐渐到城里打工去了，不种地了。不种麦子，哪来麦秆?没有麦秆，农民怎么‘掐辫子’?”另一位老人介绍：“要采访‘掐辫子’，要到北山地区，那里的土地大部分种小麦，山区农民把‘掐辫子’作为一项家庭副业收入。”还有人说：“你就近采访一下魏家新村的奶奶、姑姑们，‘掐辫子’都曾经是她们的‘拿手好戏’，你没必要跑远路去采访。”
但我心里明白，新闻必须靠事实说话。问清采访路线后，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乘公共汽?从魏家新村先到县城，再换汽?盘山绕岭到北山的谢家湾乡，由于春节期间普降大雪，路上时有翻?事故发生；另一条即从魏家新村爬山走到谢家湾乡。
于是，我选择了步行去采访，由魏家新村一位老乡带路。陡峭的山路布满积雪，阴坡处雪很厚，走上去吱吱作响，阳坡处融化成泥路，路上很难走。一些羊肠小道需要手脚并用才能通过。从上午loA50分出发，经过魏家新村经过魏家湾村、阴山村、春树坪村、赵家岘村等许多小村落，一直走到下午2点20分，才到达目的地――谢家湾乡东庄村，走这么K时间的山路，累得够呛。但我看到东庄村许多农家房前屋后堆放着黄灿灿的麦秆，以及用麦秆编织的一捆捆草编，年迈的老太太、年轻的小媳妇大姑娘、五六岁的小女孩，三五人聚在一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用麦秆在她们灵巧的手指间“掐辫子”。顿时我的累意全无，为这些第一手素材而兴奋。
当我采写的《黄灿灿的麦秆里“掐”出新生活》(《甘肃日报》2012年2月4日)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我把这篇报道的相关报纸寄给采写的农民丁金顺时，他看到这篇报道后高兴地说：“‘掐辫子’是我们山畔畔里的一项民间手工艺，很普通的事，但你写出来，把它变得很高档了!我们要继续‘掐好辫子’”。
守望的记忆
甘肃是一个2600万人口的农业大省，但比是一个农业穷省，连续多年来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居全国末位。但无数次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新闻报道实践告诉我，只要能吃苦，深挖掘，思考问题，捕捉亮点，陇原大地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蕴藏着“三农”新闻的“金子”。
作为甘肃长期跑“农口”的记者，我最为关注的就是“一方水土能否养活一方人”的粮食问题。同时，粮食问题也_是影响国际政治民生的重大问题，国际学者早就发出“2l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中国北方地区连年干旱，粮食问题倍受国际关注。由我采写的《甘肃旱农技术探索出北方农业发展新路》(2010年12月7日《甘肃日报》二版头条)，全方位报道了甘肃科技人员独创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探索出中国北方农业跨跃式发展的新路子。这篇新闻被评为2010年度甘肃新闻奖一等奖。相关领导、农业专家称赞我为这项技术推广在新闻宣传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农民通过这项技术能够多打些粮食，能够增收致富，则是我最大的欣慰。
记得采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时，通渭县平襄镇宋堡村村民王明道高兴地说：“有了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等于挖了集雨窖，天上只要下一点小雨，就能把雨水聚汇在地里，保住土壤墒情，种庄稼不用发愁了”。农民们的语言十分朴实，让人听了十分感动，他们对这项科技成果的认可，成为我采写这项农业科技新技术的原动力。女儿和事业都是我的最爱
作为一名女记者，在进行一些难度较大的新闻采写时，我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自信。然而，作为一位孩子的母亲，在采访背后，心中总有那么一丝苦涩、一点遗憾。
2001到2002年的青藏铁路建设采访，是我从事新闻采写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次采访。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举世瞩目，要在沉睡了上万年的青藏高原冻土上铺铁轨，是一项世界性难题。2001年10月，我乘汽?来到青藏高原，采写的《四十年心血解秘万年冻土层／两代人智慧奠基千里青藏线》，向外界宣告中科院寒区旱区研究所成功攻克了在冻土层上铺铁轨的世界性难题，获得2002年度全国党报新闻三等奖。
当时，我与中科院冰川冻土专家们来到青藏高原，一路上感到身体极度不适，头晕、恶心、呕吐，快走几步，感到头痛欲裂，心脏急跳得像要蹦出来。那时，正值给女儿断奶，每每想到仅11个月大的孩子时，眼泪时常滑落。结束采访后到了拉萨，同行者都去旅游了，我急急乘飞机回兰州，见到女儿变瘦了，哭着不肯让我抱她，心中有的不仅是伤痛，更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愧疚。
有了第一次到青藏高原成功采访的经验后，2002年7月，报社再次派我前往青藏铁路建设现场采访。记得出发时，报社司机送我到火?站，1岁8个月的女儿离开我怀抱时，急得哇哇大哭喊妈妈。那时那景让我肝肠寸断，但强烈的新闻使命感又催促我要加紧行进的脚步。
现在女儿快12岁了，不会再为我出差采访而哭鼻子，但我仍觉得愧对女儿。可是作为一名记者，我深知自己肩负着什么，那些父老乡亲劳作的背影，让我无法停止采访的脚步。
有朋友曾经问我“这么久做着农口的新闻，不觉得苦吗?累吗?”是的，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但每每看到老乡因为我的报道充满喜悦时，却让我有了无法割舍的情怀。这么多年，只要有空我就会爬山，每当登上山顶俯瞰山色时，心中的辽阔让我会忘记所有的疲惫。(作者是《甘肃日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