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近年来似已成某种共识。中央政府很着急，2011年召开的“作代会”与“文代会”就有相关表述；文学圈内的人也很焦虑，有代表甚至建议：是否可以考虑选拔一些语言功底好的青少年，到世界各大语种地区去学习、生活，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译家、作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正在把这件事情落到实处。比如，我所任职的文学院，近年已启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我参加过几次相关的会议，总的感觉是很好很强大，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似乎已指日可待了。
但来自种种渠道的消息表明，走出去的形势不容乐观。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何建明说：作家出版社5年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而促成走向国际的中国文学只有5部。美国•¬译家白睿文则介绍：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部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总数的4%。（201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阎连科近日发微博说：“参加美国迈阿密书展，一如中国以为自己是大国强国，却又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配角之角色，中国当代文学以为自己了得，也同样在世界文学中小媳妇样羞涩躲闪。”毕飞宇出国，被西方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学是不是已¾¬走向世界了？他只好老实回答：“还没有。”
于是有必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或延缓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估计答案有很多。有人可能认为是“送”的力度不够。因为以往我们侧重于“拿来”，如今国力强大了，便觉得有了“送去”的资本，于是有了“送去主义”。但我很怀疑这样的“送”究竟能有多大效果，甚至会不会遭人反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拿来”时是从我们的需要出发的，自然也¾¬过了我们的选择。但我们“送去”时，问过人家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产品吗？如果“送”出去的东西不合人家口味，大概就只能落入“不送白不送，送了也白送”的窠臼了。故依我之见，如何由我们的“送去”变为他们的“拿来”，实为关键。
还有人认为主要是翻译原¬因。比如，若是遇上了一个二五眼翻译，再好的作品被蹂躏一遍后也会变得惨不忍睹。号称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美国•¬译家葛浩文曾举例说：有一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编¼¬曾交给他一份《废都》的译稿，让他看看能否修改得像样些。葛浩文读后觉得完全是一堆文字垃圾。原¬来此稿是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博士生翻¬译的，英文水平极差。结果《废都》的英译本始终没有面世。（2008年3月26日《南方周末》）但问题是，除了翻译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如果没有，为什么葛浩文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乏味”呢？
我想，除了种种技术层面的原¬因外，一定还有更本质的原¬因。这个本质原¬因是什么？说白了其实很简单：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否足够好，那里面是不是蕴含一种普世价值观。
让我对以上观点稍作解释。2011年6月，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过去我们的当代文学政治意向太重，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大多趋于扁平化，因此很难产生一流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要想获得国外读者青睐，必须打破过去局限的立场，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去表现普遍人性。真正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必须表现普遍的人性，才能引起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这个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我觉得还可以在“表现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变成一种文学的普世价值观。
任何文学都有价值观，但它有普世价值观吗？我觉得有。那些伟大作家的文学作品，不仅会呈现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在走出国门时一定是能拿得出手的。托尔斯泰、鲁迅的例子不举也罢，仅以获得“诺奖”的作家为例，这个问题便能够得到说明。比如，高行健说过：“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高行健论创作》）略萨2011年来中国演讲时指出：萨特与福克纳对他影响很大，“萨特的书对我就像《圣经》一样。他强调文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不应该脱离社会和政治。这些话铿锵有力。萨特认为通过语言、文字去行动，可以对人们产生引导和影响，小说不能言之无物，空洞没有思想”。像这样的思考与说辞，就蕴含着普世价值观。一旦它们内化于文学，文学便有了魅力，也有了力量。
想一想最近1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输出，不能说其中没有好作品，但一些作品在国外赢得名声，却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与普世价值观并无干系。比如《上海宝贝》在国外走俏，其原¬因是作品在国内被禁。而国外出版商往往认为，只要是被禁之书，便有了商业卖点。再比如，《狼图腾》的版权曾被卖到10多个国家，版权贸易成交总金额曾达110万美元，英文•¬译则由葛浩文担纲。这本书动静闹得如此之大，却不过是国内出版社强力推销的结果。《上海宝贝》是否与普世价值观沾亲带故不需我多说，单说《狼图腾》出版后，批评家李建军就认为：此书体现着“一种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兽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如果此说成立，《狼图腾》就不光是背离了普世价值，而且还在与普世价值观相对抗。但这样的文学却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国门。
有人可能会说，没有普世价值观，中国文学不是也走出去了吗？而我想到的则是，即便这种文学走向了世界又能怎样呢？答案可能是，西方读者或者会看笑话，或者会说：你瞧，中国文学就是这德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