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教授在中国变成了名人，起因是这一年南方的某家小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其中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惹得各界沸沸扬扬。自此，顾彬及其言论在中国成为了一个被媒体和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是顾彬教授很早就在研究中国文学了，先是古代文学，他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都是以中国古代诗歌为题，后来他又翻译了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撰写了洋洋大观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上世纪90年代而下，他更是翻译了北岛、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大量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我在十年前访问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时候，还读到了他翻译的冯至的《十四行诗》（对照本）。总之他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与介绍可以说是勤奋和卓有成绩的，我国政府应该给他这样的学者颁发大号的勋章。
当然顾彬教授的观点我们未必是完全认同的，这首先无关他是否是一个西方学者，一个德国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趣味，怎么评价一类文学作品是他的权利。其次，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的观点我们也应该借鉴和包容。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深爱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学者，一个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不过，尊重的方式也可以是平等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论争――只要无关个人人格的褒贬，任何学术观点的讨论都是不成问题的。我个人就曾撰文表达与顾彬教授不同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于他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功绩不抱以敬意。相反，我以为他的直率、智慧和勤奋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相比他能够精通多门语言且有如此丰厚的著述，我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惭愧。
但一个西方学者能不能真正进入“中国现场”，来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精微和精妙的东西呢？这大概是一个疑问，也是有关“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命题的一个普遍性的疑问。但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因为从普遍性的角度看，任何传播都包含、并且必然是一种“误读”，反过来“误读”也是任何意义创造和衍生的前提。因此我们就不能对顾彬先生的观点求全责备。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同样不能把他的说法当成至理名言和灵丹妙药。在这样的限度上来理解他和他的观点，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
在关于中国文学应该是“美的文学、纯洁的文学”，还是应该是“复杂的文学、表现当代中国经验的多样性与混成性的文学”这样的问题上，我认同后者。顾彬先生不喜欢那些语言粗糙和经验粗鄙的写作，自然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以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单纯追求“美”和“纯粹”，追求语言上的格调，都只能是无数理由中的一个，而很难单独成为中国文学的正途。因为就眼下的“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言，对中国当代文学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写出这些真实的充满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的经验，比起单纯追求“善”的原则来，更符合这个时代文学的基本伦理。
当然我也并不强求顾彬教授同意我的看法，只是作为老友我愿意珍视任何一个与他交流的机会。从性格上说，我还是特别喜欢他这个“倔老头”，十几年前我在海德堡大学工作时，德国同事一直建议我前去波恩大学访问他，但那时他却因为当年的诺奖授予了高行健而不是北岛而生气，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却专门为高行健获奖而举行了座谈会，所以他在给我的来信中愤怒地写下了“我不想见来自海德堡的任何人”，可殊不知我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高行健获奖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假如他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都应该获得该奖。几年后在山东，我终于遇到了他，那一次我们之间可谓谈晤甚欢。再后来，因为观点的分歧，我们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尽管有时会在会议上见面，但很少有机会深入交谈了。这里忍不住多说几句的意思，也是要借这个机会对于他的研究再次表示赞佩吧。
冯强作为北师大的在读博士生，眼下正跟随顾彬教授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他的评论和访谈想必会更加客观深入些，希望读者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对于这样一位西方学者的工作和贡献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