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今天，署名的问题在文本理论或写作科学中具有显著的地位。本文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对马克思这个名字所引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我们从署名问题谈到马克思哲学时，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名字代表着他的思想实质。无论是以名字来阐释马克思，还是以思想来阐释名字，我们关注马克思的署名问题，并非关注他的生平事迹的报告之类的枝节，而是关乎思想之实事，关乎仿佛是不会朽腐的思想。我们应该更审慎、更符合其“思想事业，，地理解“马克思”的署名。
关键词
马克思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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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作者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德里达有关署名的解构性阐释表明，署名的权威在这个星球上天天在发挥效用。但署名之能够发挥效用，则完全在于该署名与其“原作品”或创作者“本人”的作品在“起源”上的分割所带来的反复的共同署名。也就是说，从有关署名的文字学以及使署名得以进行的可能性条件来看，署名的权威就是从主体、原文、语境、指示对象及价值的桎梏中脱离出来，能在不同的语境中无限制地反复使用，权利上能够无限制地发挥新的价值或作用。这是德里达的有关“不能模仿、不能伪造的署名不是署名”。的基本观点。在此，德里达的观点质疑了关于能给书面材料、文字或作品添上署名的常识。因为，常识预设了：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使写出的材料、文字或作品与署名这个只限一次的、独自的、非凡的事件必要的结合，则原作品之微言大义在我们手上就有被埋没的危险。德里达认为，这种常识立足于主体“想要说的话”、“意味着的事实”的形而上学。因而，在这里，德里达导向一种署名的“起源的批判”，导向不断怀疑最初是否有某种正确名字的牢固体系，就是说，署名的“起源”不存在。不该相信创作者“本人”这个名字之所指，因为只有“踪迹”。也不该相信真理，因为只有解释。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种德里达式的对于署名的看法。它首先意味着，只要署名把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奠基于最充实的“对自我同一的显现”的真理之上，那它就是不可能的。那种相信哲学史发展中所说的主题的实质性和稳定性的信念，只是以在哲学中发明和维护一系列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假定的解决办法的名称(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得以回应的。比如，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的名字署名的。从“梅林一普列汉诺夫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卢卡奇、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到今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路向，它们都把自己的名字与马克思的哲学或文本叠合起来，以致它们再也不能与马克思这个“名字”分开。由此，它们重复着对这个专名的意谓的理解；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在这样列成一组的名单中，是梅林一普列汉诺夫已经替代了马克思(或卢卡奇、柯尔施已经替代了马克思……)。从而，它们对这个专名所意谓着的主题有了不同的理解。如果说它们的署名包含着差异的反复才被构成，那也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之间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具有很大的差异。以至于，差异通过逐渐扩展它对一切东西的支配，最终取消主题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在这个时刻，它们之间假托同一位作者的署名，看起来就好像是使用同一个商标的情形，但是署名却不同于商标，商标经常是品质同一性的保证，而非来源同一性的标识。从这一角度出发，它们对于这个假托的马克思的署名的意义理解是不满足的或不完整的。但它们似乎并不缺乏一种统一性：不过，此种统一性，不再是以形而上学方式被规定的统一性，而只是以历史的法则形成的统一性。统一性的问题，就像所有客观性的问题，在此以一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方式转换了：由于署名深刻地嵌入历史，它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称作名字及其变体的奇妙运作终究要发生：有些体系会成为经典，仿佛不再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一个时日转瞬即逝、毫无变化的维度，并在人的历史时间中将它遗忘。詹姆逊和拉康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解释共同体”的看法――证实了德里达对署名需要进行解构的认识――表明“名字和主义是所谓的大学话语的真正标志和征象”。
但是，德里达并不是毫不含糊地发表这番“统一性”的教导。我们认为，既然德里达重新将哲学定义为书写的“延异”，那么对于署名来说，其自身也是变化和消失的符号。为了发挥其作用，也就是为了作为某个姓名的写入而能读出来，某个署名却丝毫不能表现其惟一性和固有性。传统哲学家的体系事实上是由名字的体系构成的，首先与哲学家的名字相联系，而在“主义”形成时，它将作为护身符的名字留给新的化身，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体。署名的悖论就朗现于此：一方面，传统哲学家以一种几乎宗教般普适性的幻想赋予哲学家的名字以稳定性，另一方面，某个哲学体系开始以来的同一个名字，就包含着为了消除历时性和追求永恒性而设计的一把安全锁的方式(“这不是某个哲学体系”)，这种方式由于标出原始署名，它似乎总是已经以顺势治疗的方式保证了免于后来的否弃。然而，这还不足以说，人们(比如，“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以马克思这个名字为幌子通过它确认自己的权威地位。因为，没有人会真的不惜代价地试图把这些不同意义的“署名”混淆了。因此，是否应该如德里达那样作出结论说，百多年的解释传统已经将马克思的思想事业、遗言性价值和署名之责任人彼此交融，并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经过对文本的无数转换，至少已经从文字(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的规定意义上把“马克思”从他自己的哲学或文本里抽离出来了，而这个名字所意谓的那不可思议的生命，如今，正隐含于人文科学话语结构、符号和游戏之中?如果，按照德里达提到的作品论和解释学，一个人身上显得独特的东西未必属于这个人，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这个名字和他创立的这个理论名称(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多重而不确定的关系。因而，根据署名之反复可能性的“逻辑”将“他者”的可能性导人马克思这个署名事件的一次性之中，对于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德里达的这个假设，这是因为这个假设能够体验确认。但它也面临着自身的界限：假如这里谈到的是有关署名的意谓与特定的对象无从联系，或毋宁说，这样一种联系是由一种类似于清空的解构运作所形成，那么这之中的代价是什么呢?那个说出想把握一个思想或真理的人，他想说出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认为德里达一辈子特别关注“名字”、“署名”实际上已经满足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若断言德里达的有关署名和原文之约束的解构已经赋予作品以活力，则是一种误读。这就是为什么说，如今最可怕的是亵渎署名，是敬重模仿或伪造的署名的心高于强调原始署名的意义。而如今，德里达“文字学”昭示，文字书写的“诡计”和“背信”的渗透已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自身的性质和意义而言已处于大量失语状态，它甚至事实上 已经成为无名之物，是自我呈现的丧失。
我们相信，真理依赖于现实的实践；而德里达相信，真理等着别人说出来。德里达所说的“他者署名=另一个署名=他者的署名”便是这个意思。德里达通过署名这个事态来构想一个由非总体化的、不可总体化的碎片所构成的世界，这样，从署名中，他所能看出的不过是，即使人们醉心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完整性原则来编纂，它仍然被视为最为碎片化的著作：创作者“本人”的作品，不仅仅总是意味着内容的不充分性，或是遗失的、分离的内容，而且也总是完全只能成为导读、文摘、口号或作品总览之类的那种直截了当地伪装顶替的东西。但即便如此重要的看法，在德里达那种搞哲学的方式中，总有点什么难以逃脱被体制机构反制的危险。比如，有关解释学的陈词滥调――即把作品视作一个解释学整体，其中的每个部分都预先决定了整体，而整体也决定了部分(作品的辩证概念)――对于德里达是无效的，因为，即使是马克思思想的伟大也不在于整体，而在于那一不断延异的片段，它被置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几句话或别的什么地方，仿佛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碎片。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如何可能由此种观点一再坚持像马克思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写《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本是同一个人呢?
我们说，在阅读德里达论马克思的讲座时，我们所质疑的与其说是一种阐释的内容，毋宁说是一个假设或一个观点。对我们来说，观点毕竟不能和拥有观点者相混淆，而署名的内在性质也不能和它使其创作者个体主体化相混淆。当我们采取如上的问题方式来打断德里达的声音时，我们认为，作为立足感性活动的马克思的观点，它要高于所有关于那些由此种解构性解释观点看来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尽管我们的确也能抽象地将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身后的推进和阐释理解为(“他者”)共同的署名，但是，这仅仅是为了确定署名自身拥有着一种内容或某种观点。然而，观点，顾名思义，就是差异自身。因此，我们不仅不可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把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当作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并赋予它们一种文本整体性，而且更不可能像它们那样把马克思这个“原始署名”也只是当作对斯宾诺萨、德谟克利特这些署名的模仿或共同署名(换用德里达的话说：马克思的著作也同样属于形而上学谱系的)。而且，毫无疑问，后者所意谓的唯物主义学说并不是以马克思署名的唯物主义。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让马克思这个名字消失、被替代或让马克思放弃个性，以便能够将其从庸俗化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矛盾的：打个比方说，那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拯救马克思哲学的人，就如同“将王子变成青蛙的巫婆，她相信自己握有辩证的魔棒，掌握变形的秘诀。”而且，马克思哲学被这个妖魔想象成“亲吻青蛙的嘴唇、打破辩证咒语的少女。尽管巫婆知道每一个王子都是青蛙，每一只青蛙都能变成王子，而少女并不知道，她的吻就恰恰触及王子与青蛙所共有的东西。”但显然“每一种咒语都暴露了与被驱逐的妖魔的同一阵线”，因此，根据这些反思，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马克思哲学观点“不能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形而上学方式形成的统一性，并非由马克思本人所创，而是来源于古典的解读标准，源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者说，它的目标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聚焦于一个逻辑上保持连续性的解读系统，把统一主要看成是逻辑(而非比如说，是视域)的，并试图从基本原理来规定马克思这个名字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史本身就是一个正名的过程，也能理解为反正名的过程。
在我们看来，署名的权威首先就在于，它就像是人们可以从中取出内容的容器，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打开容器却不把所有相关内容投射到现实的人或场所之上。简言之，马克思，思想家的名字，即其所思的主题，他所思的内容。署名就如同容器，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内容。也就是进而说，马克思，这个原始署名拥有着一种内容，后者不能与它们所指向的社会存在相分离。因为，人们总是像他们所从属的精神的、社会的存在中的人们那样进行思想、表达。从这一意义看，无疑，模仿、伪造自己署名的德里达，就是那种受历史遮蔽，而在容器和内容之间打开一条裂痕的叙述者，其行动的主旨在解释，也即在展现那种与容器之间不可公度的内容。我们在德里达那里不单单目睹了此种由内容所引发了的马克思哲学基础的爆裂，而且还目睹了此种被展现的内容自身的爆裂。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看到，德里达以何种方式结合今日状况读解马克思，在他那里，似乎不仅想要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整个极权主义遗产，而且想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历史一形而上学时代的羁绊。德里达会说，马克思的著作的最大解构性契机之一，就在于让人们注目其中的两义性：明确的含义、不明确的符号和被隐藏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本质上，与对话的意志相反，德里达要从主观上强调，真理绝非某种先天的善良意志的产物，而是思想之中的某种强力的结果。
在德里达那里存在着两种与我们有争议的对署名的阐释。一种阐释尤其涉及他对容器(署名)和内容(思想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解构性解释，而另一种阐释则涉及他对思想历史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解构性解释。第一种涉及的是嵌合、包含的解构性关系：在德里达那里，署名就像人们以出版著作要求版权时的情况那样，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别一种本质和形式的内容。这就像可以不把作者身份赋予实际的撰写人，而是把它赋予那些拥有可使作品获得权威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常见的现象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下面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柯林武德，在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群体持存于其中的世界之中、发现了作为黑格尔“较直接的弟子里面”，仍然有马克思这个专名。我们问：难道马克思是少数几位能够繁殖其署名，拿面具嬉戏的思想家?与此同时，如刚才所看到，柯林武德把握了对马克思的阐释的统一性，这种阐释所指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以及黑格尔思想路线的统一性，在此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哲学因此进入到西方思想路线的统一性之中；第二种涉及的是不同的碎片之间不“相通”的共存关系：它们是作为相互分离的两半而被区别，或是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翼而被阐释定向的。正如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亦即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双脚立地”’这个通俗的表述中的情形一样，它们抵抗着包含以及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渗透。因此，也就几乎没有必要指出，对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之间、人文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或诸如此类的分裂的假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所具有的建构性策略上的重要性了。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肯定，就建立在这种不同碎片之间分割之上。同时，就是建立在所谓作为形而上学的批判者和返回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之上。正像海德格尔之“思”所 显示的那样，它是根据一种对立的系列而构成的。
然而，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署名的阐释究竟离传统有多远?我们看到，与传统相反，海德格尔不提哲学，而提“思”。与反思相反，他提出了道说。因此，姑且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海德格尔承认马克思比现象学家深刻在于深入历史那一度，是他的导师，但他何以还批评马克思被禁闭在近代哲学框框之中呢?海德格尔说错了吗?关于这一点，德里达的署名阐释可能会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在海德格尔行列式的名单中，黑格尔或尼采已经替代了马克思。从其阐释内容上看，亦即，当马克思从“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的本质”，作为他的一种基本任务纳入进来的时候，海德格尔则主要是通过显明理性和形而上学概念，来完成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估。即使在今天，海德格尔关于马克思回到“现实的人”的口号，“带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一个对立面中。但也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对立面，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的说法，仍然是对第二种署名阐释的进一步指点。至少，它决定了今天哲学时尚圈中的人可能会娴熟地提出如下问题：马克思哲学是否能够被视为是自绝于形而上学的本质，还是重陷于形而上学之中?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连带着的问题破解，是由一架携带海德格尔之“思”并混合了不同的、具有确定面额的形而上学彩票的摇彩机作出的。与此同时，它们加总在一起便构成了当代哲学最具有暴力性的“署名的战争”：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质，是由黑格尔、孔德或费尔巴哈等人共同署名的。而假如这种由他们涂改出来的文字的书确实是当今唯一的书，那里涉及的正是对马克思所思的核心主题和争论的焦点，那又如何?
这将与现实生活有关。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要想让思想有所作用，开辟另一种思想道路，最终只能让人期待上帝。他们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现实的生活――表达了束手无策的不安。如果我们试图在现实生活之中寻找某种和原初本质相对应的事物的话，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地方将不会在某某人或某某神那里，而毋宁说是在物质性现实的回归状态之中。当我们说思想家的名字，即其所思的主题、他所思的内容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无意把文章或著作写成瞬间时刻落笔的一个名字，当做可能成为思想的一种结果的原因。这里能有一种因果联系吗?没有，我们不能把它想出来。实际上，“他所思的内容”这一表述中的“的”字，总是已经把内容直呼为所思的对象。简单说，思想是对象、是思维的客观内容，否则它是不能成为许多人可以共同把握的东西。进而言之，“成为许多人可以共同把握的东西”这句话，和我们在描述署名的那个“商标”比喻中所说的可供许多参与者使用或分享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
但是思想并非是曾经被品尝过、被闻过的“体验性、物理性的东西”(譬如，美酒)，也不是我们内心的表象，而是某个时代和某种环境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能够转变为现实的东西，它们与内容相联系的逻辑性质或真值，是不变的。由于思想的可能性越获得体现，有关这种思想的署名就越在同等的意义不只是符号的播撒，而是一种思想的名称。这样，我们可以把署名问题也处理为一种思想问题。换句话说，从这种意义上讲，署名的意义和意谓是客观的，可以被许多人所把握和共同使用的。而一种思想的客观性、统一性反过来又赋予署名以意义和所指。所以，我们自然会觉得“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思想着同一件事。这同一件事却有这样的根本性与丰富性，以至于任何个人都不能把它想光了，而是每一个人都只能把每一部分联系得更严密些。”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并未提及传记式或心理分析式的著作之中署名的所指和它的载体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并不象有些人眼中那样看待署名所指示的那个思想，就隐含在那具肉体之中(“道成肉身”)。因为，有些人相信，伟大的思想家一定拥有他名字的秘密。因而，他们也许常常沉浸在某几个音节，譬如，“马克思”这几个音节所放射出来的光芒之中，或者细腻地追溯“作者”生活中的“全部”细节。但这就不是什么思想了。相反，它訇然打破名字和署名的汇聚。它使特有的署名堕落为无足轻重的个体传记或心理指数之类的东西。这差不多也是说，只有这个名字所意谓的那具肉体是真理的源泉，是思想的动因。因而未能捕捉到思想家的思想内容，即其必然性和内在的特殊性。如果情形真是如此，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思想因为需要有一个人作承载者，它属于这个人的意识内容，它也仅仅是属于这个人的思想!这把一切都推向了仿佛是我们时代痼疾一样的生物主义和心理主义，使得人们各自信以为真的东西，变成随意辗转漫游的东西。而且从这里可以说产生出当今将真理显现濒于危殆的境地，或许我们不得不局促地随便作出一种决定，就像抵御某种金融风险的作出权宜之策。而伟大的思想家共同拥有的、能够为伟大的思想家共同思想着的“同一件事”就根本不会存在，这又该当如何呢?
因此，在这层意思上，我们须进一步提出对德里达有关署名的独特考察的挑战。我们认为，信守“不能模仿、不能伪造的署名不是署名”，是我们现代精神灾难和信息不和谐音的反讽结果。而思想既非自它被发现以来才具有“真”的意义上，它也不需要承载者――无数的外在的符号。它甚至可以出现在语言之外，甚至可以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的相类似现象中搜索到。这样也许更可靠，甚至也可能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今天引向于“无言”。对于我们而言，特别是，为了让马克思哲学去做它最为本质的事情，为了防止这种思想在一年功夫内被打折贱卖，为了让它展现在形而上学基础上永远无法观瞻的崭新视野，它必须实现一种对文字或概念意义的溢出。或者说，它还是实践活动的趋向。我们不妨读一读法拉格的几句话：“我和我身边认识马克思的人都认为，不管《资本论》还是他的其他文章，都不能完全体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和学识。他远远超乎其作品的程度之上”。再读一读阿尔都塞的几句话：“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对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体系、解释为新的历史哲学，或终于发现了政治经济科学――由一个‘作者’(马克思)生产出来的具有总体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性的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马克思哲学文本事实上总是马克思写成的，但它包含了溢出于各种符号造成的损害。并以此凸显了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性存在。与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需要重新标记事物的起源、变化和目标的鼓噪相比，与那种不明就里引发“回到马克思”的一拨又一拨的浪潮相比，这样也许更可靠。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说的局限：这些局限同样出于那个向赋予署名之重要地位的哲学观念史屈服的原则：比如，我们对由考茨基系统地重申并且列宁、恩格斯也共同署名了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名提法就应该看做属于沉闷的统一 性。这种说明“来源”之沉闷，源于一种解释上的神秘化，以及随之发生的误拼的冒险――能指的冒险。事实上，依马克思，哲学上的关键问题始终是世界“怎样”运动这个实践问题。也即，人们更本真地只能从实践主题出发来经验，而不是根据一个学术上训练有素的所谓“作者”来加以了解。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初现和应用中，在其‘无前提的断定’中那样表达的问题的回答中发现它的同时，真正地创造它。”在这个意义上，用不着等他人署名或说出来，甚至对他人的解释根本不必重视，因为，马克思本人为决定其思想的东西命了名。简言之，这里有(是)实践的问题!因此，假如我们硬要以思想的“实事”或“争执”、“争议”来阐释马克思这个署名，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署名可以被放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而在后现代的“作者功能”看法上，或许我们还会如福柯那样说：“谁在说话又有何分别?”
有些人相信只消把话讲给人听听，就可能指出一条道路。今天看来，这也不是单纯偶然的可能性。而德里达对马克思又了解了多少呢?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的幽灵》的内容的话；他对那些可以明确说出和不能明确说出的东西进行报道，却丢失了最为生动的有待思想的东西：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共产主义学说连为一体之“实情”。表面上看，可以说，它已然指向了马克思这个署名，因为，它的目的似乎也在于澄明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实质上却是将马克思这个署名置于不断的置换之中了。因此，在德里达的主要论点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是置换的置换，在其中念不念出“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像已经不再重要。比如，他的荒唐的“播撒”的主题最终“什么也不意味”，他的怪诞的反复可能性的原理始终就是“翻译”――不仅仅对书面语言来说，而且也是对口头语言来说。德里达在此想要抵制的不外乎“翻译”――那种在他看来所谓的主体意图、价值取向上限制在“想要说的话”、“意味着的事实”的循环过程。问题是，既然语言与思想不可分离，那么，翻译也是思想问题。就像“翻译”概念也是抵制翻译的，思想也是不能翻译的。德里达之所以喜好反论表达，在此给我们留下的直接印象是：他只能把伟大的思想传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涂改一番。我们就此追问，说话时，因被卷入无限制的反复而产生的主体主权的剥夺和署名权威的丧失，哪里还有署名的“责任”!当然，德里达以为，在此已经不该算消极的丧失了。换句话说，在德里达的头脑里，只要人们去进行不可能的翻译，思想总在“实现”：一切都变了样。
综观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德里达布下陷阱：一方面，德里达自挖陷阱，他还陷在一种思想中，一种竭尽他们的理性传统的全部力量都搞不下去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他也给别人挖了陷阱，马克思也仍然被他囚于传统哲学家的“哲学共同体”中。
四
马克思的任何印象都告诉我们，他不把自己添列在这些人之列。然而，由于马克思写了他已写的东西，它并未由此就摆脱了我们必须随不同写作方式而以不同方式阅读，特别是没有摆脱当今资本化对文字的宰制。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他人的阅读(共同署名)就没有他的思想和作品的幸存下来。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德里达的如下观点便是无可争议的：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乃是我们时代的责任，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这样，对于阐释的放弃，就仿佛是水果里的蛀虫。我们还要与德里达争论什么呢?我们还要补充说，随马克思逝世，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已经抹不掉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决不会与已经结束的时刻联系起来。在东欧各国，马克思的塑像遭到破坏，但它又恰恰恢复了一种新的潜能的征兆：马克思的文本最终要求采取更忠实于他的思想主题的解读方式――因此，就如遥远宇宙里自身已经死去的恒星，它的光却仍然照耀着当下及其未来的世界。如果马克思这个名字不是像其他一切因历史物化了的东西那样，也有等待它自己的档案馆和博物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的不死与恒星的不死远不是一回事。
注释：
①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⑦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③参见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5页。
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3页。
⑤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附录，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6页。
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 996年版，第1309页。
⑦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2ll页。
⑧⑨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3页。
⑩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viii页。
责任编辑 俞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