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早期政治文明思想主要表现在注重“政治意识文明”的启蒙教育、加强民主政治文明和政党政治文明建设诸方面。他的“政党改造”思想是其早期政治文明思想的突出特点。 关键词：陈独秀；政治文明；早期思想
作者简介：陈光明，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益阳413000)
早期(1921年前)的陈独秀对政治文明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对政治文明有过理论思考，且在实践中探索了有关政治文明的思想。他注重“政治意识文明”的启蒙教育，在民主政治文明以及政党政治文明方面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的“政党改造”思想仍具有现实价值。
一、“政治意识文明”的启蒙教育思想
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陈独秀高举救亡和启蒙大旗，主张对人们进行近代“政治意识文明”启蒙教育。
第一，“刺激爱国性灵”。陈独秀一方面用最犀利的笔调深刻揭露了清王朝的卖国嘴脸，另一方面关心群众的思想觉悟，意识到开发民智、启发群众觉悟的必要性。他“把自己的探索与思考同唤醒人们从安于做奴隶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这一宏伟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
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开辟藏书楼，传播新思想，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依时立论，务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903年，提出了应立足于发动群众、共赴国难的拒俄主张，而不是幻想依靠清政府抑或是采用什么“以夷制夷”的办法。他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的消息，许多“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因此，应该把中国被瓜分的消息迅速传人“内地”，以动员人民。面对群众的“漠然”他深表担忧，尤其是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而省城和通商码头的人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指出：“这不是要活活的急死人吗?”他明确地指出当时思想界流行的“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说：“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可见，陈独秀就是想“刺激(激发)”中国人懵懂的“爱国性灵”即政治意识。
1904年初创办《安徽俗话报》。他说办报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大家通达时事，免得“躲在鼓里”；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知识”。前者，是要使人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后者，则是要用科学思想和新学说来武装民众。因深感国民国家意识之不足，他撰写了著名的《瓜分中国》《亡国篇》《说国家》等文章，宣传西方民族国家观，教育国人“国亡家破四字相连”的道理，号召国人“振作自强”。
辛亥革命后，他深感国民对于“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若“观对岸之火”，故启迪民智、提高人们的伦理觉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号召青年男女为“国民运动”、“国民政治”而努力。认为根植于人们心理深层的旧思想、旧文学、旧艺术与新社会、新国体格格不入，因而提倡文学革命，其宗旨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开展国民运动，推动国家进步。他说：“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还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
第二，“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是国家之所祈求。陈独秀对封建专制文化深恶痛绝，他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封建专制对人民的束缚，他说做会唱神戏，“专点那打樱桃卖胭脂……哈哈，想必菩萨也喜欢看这样的淫戏，不然怎么不发气呢?……那看会的男男女女，堆山塞海，那班出会的儿子，忙得大汗披头，其名是敬重菩萨，其实是借此偷看妇女”。他还把做斋的和尚说成是饿鬼，他把做斋念佛，超度亡人就能解了罪恶升天，说成是如同放狗屁一般。还说我们中国人，专欢喜烧香敬菩萨，但“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陵(凌)辱”，那西洋人像烧香打醮做会做斋一概不做，“他反倒来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经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期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撰写了一系列号召国人醒悟的文章，对人们进行反封建民主意识的启蒙教育。对封建的家族制度、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宗法的旧道德旧文化，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认为旧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近千年，已一文不值。他认为封建主义的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其本质旨在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导致在家庭里，一家之人均听命于家长，在社会上，国人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诲为良知，生死与予夺，唯一人之意是从，于是，“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他尖锐地指出，一切宗法封建思想都是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的，“徜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已深入到根本，呼吁要改变这顽固的封建统治，建立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共和制度。他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在强烈反封建的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个人民主：“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信仰，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陈独秀认为应当“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他号召青年从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等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认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树立起积极进取、追求实利和科学精神，向腐朽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
陈独秀所鼓动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桎梏的革命精神和勇气，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锻炼、培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
第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爱国志士倡言“新民”以养成国民观念。但是对于怎样培养国民观念、如何改造国民性，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陈独秀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通过教育塑造新国民方案――“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精神”是指在精神方面培养人民“百折不屈的精神”，使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实现从尚文到尚武、从退隐不争到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转变。他在《抵抗力》一文中，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说明“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强弱为标准”。他列举世界各民族竞争“以优胜劣败”的形势，指出：“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 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教育人们树立自觉、自重和自发奋斗之精神，“除平日为已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他还要求国人从思想观念上来一个彻底更新：第一，人生观上，从原来的升官发财为幸福，变为“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第二，对抗和改变那种长期以来“儒者不尚力争”，“老氏之教，使民不争”，“佛徒去杀”而导致的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的风习和观念。学习白人、日本等“征服民族”那种“好勇斗狠”的精神。
“野蛮其体魄”是指在“体力”“体魄”方面，重视增强每一个国民身体的抵抗力，具有“坚壮不拔之体魄”，强调废除早婚、缠足等陋习，强健人民体魄。倡导兽性主义教育方法，所谓兽性，就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要求青年具有健全的体魄、百折不回的精神，具有排万难、冒万险、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号召人们强健体魄，具有鲜明的爱国、卫国、救国之目的。
陈独秀虽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具体途征，但是，他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呐喊和宣传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
总之，早期的陈独秀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提倡救亡的同时，启迪人们“政治意识文明”。辛亥革命时期，他把矛头对准整个封建剥削制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创建民主制度得以生存的环境，提升人们的政治思想意识，陈独秀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其思想集中反映了成长着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文明，诸如权利、义务、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政治理念。他的“政治意识文明”的启蒙教育思想，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以“人民主权论”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明思想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殖民统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斗争史。近代中国社会，面对民族危亡，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并热情地向中国人民宣传民主政治思想。陈独秀的民主政治文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上。
第一，从思想渊源上看，陈独秀的“人民主权论”思想，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吸收了卢梭的自由平等学说。
“人民主权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主权在民”，这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民本主义的大同理想恰相契合，所以为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革命家所接受。1898年，陈独秀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开始追求西学。1901年10月，自费到东京留学。当时的东京集居着成千的中国有志之士，各种思想流派纷呈。陈独秀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六七年。日本留学生办的《译书汇编》译载有卢梭的《民约论》。《民约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生而自由平等，拥有各种权利，人民通过自由达成的契约结合成为国家。
陈独秀在《亡国篇》中写道：“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共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这就暗含了一国当中人人平等、人们按自由平等法则结成国家，国家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对他政治文明思想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后来，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对建立民族国家目的和宗旨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卢梭自由平等思想对他的早期政治文明思想的影响。
第二，从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陈独秀的人民主权思想是渐次深刻的，且逐步向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转变。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亡国篇》、《说国家》等文中，对什么是国家，中国为什么受洋人欺负，国家如何才能独立富强，都作了分析，还阐述了国家主权问题。他列举了中国的主权，如司法权、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际权等等，都被外国剥夺了，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已经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坚持民族国家的个人本位原则，这表明他对“人民主权论”又有了新的认识。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专权以及复古之风的借势而盛，使向往自由、民主的陈独秀陷入了愤恨、沉闷的痛苦之中。1914年，他给时任《甲寅》杂志主编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全国人民“生机断绝”。同年11月，他第一次用“独秀”为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列数袁世凯政府的卖国罪恶，极端而决绝惊呼“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他指出：袁世凯黑暗政府以卖国为荣，主权丧失，哪里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如果民族国家不保障个人的自由，那还要国家干什么?说到底，国家的主权需要得到人民认同，而这种身份的认同必须落实在公民权之上，这就进一步论述了个人自由与国家独立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中国人视国家“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把君主视若神明，人民没有“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则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完全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在比较中西国家观的基础上，指出：“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侈言爱国”，那么“爱之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后来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又称：“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个人之自由权，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这样他就把个人的自由权即人权，提到重要的位置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也给正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开始由思想革命(伦理道德革命)转变为现实政治斗争，陈独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
1918年8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发表《偶像破坏论》把“国家”也作为“偶像”之一，列入“破环”之列。政党、国会，在陈独秀看来，不过是“捣乱”的工具，国家在此时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已不再是具有合法性的团体，而“团体(指国家一引者)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己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因而发出了“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的呼声，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旧势力猛烈进攻。在五四运动中，更是喊出了“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人民主权论”的思想更加深刻了。
“人民主权论”是陈独秀政治文明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陈独秀提出的“人民主权论”思想，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尤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政党改造”为特点的政党政治文 明思想
政党政治文明思想是陈独秀在政治文明思想中的突出特点，也是陈独秀对政治文明建设的突出贡献。
第一，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并积极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于1933年在《辩诉状》中指出“中国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1920年起，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和郑贤宗讨论国家、政治、法律》《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随着时机日渐成熟，他抓住机遇首先建党。张国焘在《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中谈到：“1920年5月初我回到北京，翌日就去看望李大钊先生。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大约快到7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这表明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满足于理论上的宣传和研究了，这与认为建党准备不足的李大钊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
第三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夫妇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他们差不多一见如故，经过多次商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很快就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称为“上海中心组”或“上海发起组”)。她真正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对于推进党内民主，保持中国共产党旺盛的生命力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作风。连任中国共产党五届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
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把民主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变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共享之物。他认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因为国家权力本来就应该为“全国国民所共有”，而不应该为某一人一派所独占。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给出席会议的代表写信。他在信中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这四点意见中，他指出要“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而这一工作的开展，需民主主义来指导。这说明还在建党之初，他就把党内的民主建设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在思想理念上和政治行动上为党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为保持中国共产党旺盛的生命力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第三，提出了“政党改造”的思想。政党改造思想是陈独秀政党思想的核心内容。所谓政党改造，实则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所以加强党的建设，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陈独秀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了《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该文写于1921年7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9卷3号。)，文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认为惟有改造政党，方能达到改造政治的目的，也即惟有改造政党，方能达到政治文明进步之效果，他说：“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
他把中国政治改造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共产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身上，认为有产阶级的政党，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而无产阶级政党，“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
文章进一步指出；旧政党彻底腐败是“信而有证”的，而“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故他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究竟如何改造呢?他指明了方向：一是“需有一万彻底的，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的人；二是“创兴实业，从新建设”；三是“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
综上所述，早期的陈独秀在政治文明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明理论，为我党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陈独秀的“政党改造”思想是他政治文明思想的突出特点，对今天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全党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陈独秀对这一问题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的一句“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忧患意识，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