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孙奇逢；张履祥；理学；清初；民间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24-05
张舜徽在《清儒学记》中指出：“明代末年，正是空谈心性的理学盛行之时……这时候却有特力拔起的学者，看到问题的严重，很想挽回一时的风气……北方有孙奇逢，南方有张履祥，都是艰苦卓绝、壁立千仞的人物。”的确，孙奇逢、张履祥作为理学家的代表，在清初理学风气由虚转实的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前者是当时北方洛学圈的领袖人物，后者是南方蕺山学派重要支脉的代表，由于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某种不同的趋向，也展示出清初民间理学发展的两条重要路向。因此，很有必要将孙奇逢、张祥履这两位民间理学家进行一番比较研究，以便为清初民间理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相关佐证。
一、书卷与节侠：夏峰与杨园的儒者气象
张履祥是浙江桐乡人，世称杨园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孙奇逢(1584―1675)是直隶容城人，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比张履祥大27岁，但从卒年来看，却比张履祥仅晚一年去世，因此两人活跃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同样作为民间理学家，由于受吴越、燕赵不同地域的文化熏染，张履祥一身书卷气息，孙奇逢却满怀侠客精神，两人展现了不同的儒学气象。
宋明以来，江南久负文化渊薮之地的盛名，科举家族、文化家族迭出，书院林立，从城市到乡间都弥漫着书卷的气息。在张履祥生活的浙东、浙西一带，先后活跃着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吕留良等一大批儒家文化名人，其中刘宗周是张履祥的老师，吕留良是张履祥晚期的重要友人；孙奇逢生长燕赵之地，向来以“慷慨悲歌”著称，在清代“其贤者任侠，尚气节，抗高志，刻苦，重实行，不好理论，不重考证”②，学者王余佑便从孙奇逢受业习兵法，又兼习武学，颜李学派师受王余?影响，颜元57岁南游中州时曾折竹为剑、数合击败商水大侠李子青，燕赵之地的任侠风气由是可见。
张履祥从很早起就有志儒学，据年谱记载，25岁时，张履祥就已经在反思王学之失，通过研读《小学》、《近思录》，逐渐确立起对程朱理学的信仰。崇祯十二年(1639)，张履祥年29便开始记录《愿学记》，32岁又结识著名学者黄道周，受其规勉。甲申之变当年(1644)，34岁的张履祥又择《愿学记》向理学大师刘宗周求益。要言之，张履祥的学问规模确定很早，而且气象上透露出不少书卷气息。入清之年，孙奇逢却已年届六十，少有讲学，仅是以“节侠”知名。明朝末期，一度权倾天下的魏忠贤阉党，残害左光斗等东林名士，孙奇逢与鹿继善、张果中等冒死营救，被时人目之为“范阳三烈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许孙奇逢说：“逆奄之?，如火之燎原，先生焦头烂额，赴之不顾也。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而再见。”而直到明亡清兴，孙奇逢举家迁河南，才真正开始讲学，正是“初尚节侠”，“其后一变而为理学”，终于从“豪杰”走向“圣贤”。
面对明清鼎革的乱离，张履祥、孙奇逢也展示出书生本色和侠客手腕的不同。张履祥多是在亲友往来的书信中感叹盗匪、官兵作乱情形，诸如：“五月初，虏骑经过，骚劫殊苦。敝里幸不大掠，然室无居人者十数日而复。”“盗势日炽，百里以内往往沮隔，不敢出门。前月十八之夜，敝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⑨加之当时赋税又极为沉重，张履祥无计可施，在与何商隐信中感叹说：“昼则催科之吏如虎，夜则弄兵之子如狼，生人至此，真弗堪为命矣。”总之，作为一介儒生，张履祥是“立功未见施行”；当然，张履祥并未因此而发半句牢骚，却是穷通俟命，自称：“惟以不能自食其力为惧，而糊其口于馆谷，为天地间一蠹是耻，未尝有一念见不足于人世。”(8)北方的战乱比南方更甚，然而孙奇逢的表现却大有不同。崇祯九年(1636)清军连陷明朝州县、进逼京师，明军望而却步，而孙奇逢却率宗族乡党顽强守御，卒保容城不失。崇祯末年，容城屡遭流寇之祸，孙奇逢又率门人子弟入易州五公山中，设规立约，抵抗寇难，弦歌不辍。国变之初数年，圈地在京畿展开，已经66岁的孙奇逢毅然选择了南下，并卜居于河南苏门山，苏门山不仅安定了孙奇逢的生活，也成为孙奇逢讲学的重要场所。
张履祥、孙奇逢生平与性格虽有不同，但是均未出仕，都是典型的民间学者。张履祥对明末清初社会风气的批判比孙奇逢更激烈，不认同感也更强烈，在其看来，当时“科目之弊，上直以盗贼之法待之，下直以穿窬之心应之，堪为流涕”，“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不仅不出仕，张履祥还主张尽量谢绝不必要的交游，这是其作为民间学者的重要价值取向。早在23岁时，张履祥便在好友颜士凤家处馆；而直到60岁时，仍然过着民间塾师的生活。处馆之外就是农耕，张履祥经常是“岁耕田十馀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馈”。虽力谋生计，但是由于晚年多丧、多病，取与又严，竟是一身潦倒，甚至到了“炊烟几绝”的境地，赖好友何商隐、吕留良等人的馈赠得以生活。乾隆十六年之前，张履祥声名不出乡里，在地方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连其师刘宗周的专祠也没有进，的确堪称是江南繁华之地中一位名副其实的隐者。
与张履祥不同，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明朝末季，孙承宗、范质等朝廷大臣就很赏识孙奇逢的才具，使人聘之却屡次不起，因此名满天下，号为“征君”。清朝定鼎之后，对当时的文化名人极力招致并加以笼络。顺治元年(1644)，巡按柳寅东即以“地方人材”推荐孙奇逢。次年三月国子监祭酒薛所蕴以让贤荐，认为孙奇逢“学深稽古，志切希贤，淡泊宁静”，将之作为许衡、吴澄，愿以祭酒之位让贤，使之教授满汉子弟。孙奇逢最终都以疾相辞。虽然如此，孙奇逢在交游上仍然要比张履祥广阔得多，讲学之中尽显节侠风度，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学者名流，甚至“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竖牧”，孙奇逢也“必以诚意接之”，大批弟子也追随夏峰耕读于河南苏门山。20余年间，夏峰北学或者说洛学文化圈逐渐形成，这个学术圈奠定了孙奇峰在清初学界的大师级的地位，与关中李颐、浙东黄宗羲成为三足鼎立之势，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对之也作了“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的高度评价。 二、思想差异：朱陆之辨与夷夏之辨
清初思想界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朱陆之辨，一是夷夏之辨。前一个问题是宋明以来儒学流变的产物，代表了清初学者对明代学风士习的反思；后一个问题也是儒家的重要理论，却因为新王朝异族入主而展现出深刻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意义。作为民间理学家的张履祥与孙奇逢，因其不同的气象性格，在这两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差异。
明清两代都以程朱为正统思想，然而民间各种学说却往往超出官方樊篱，变化得绚烂多姿。清初正逢时代巨变，由王返朱是当时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王学对当时民间社会的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入。张履祥便是在这种情形下成为民间“尊朱辟王”的第一人。张履祥早年曾一度喜好陆王之学，后来读朱熹《小学》、《近思录》始转向程朱之学，从而对王阳明及其学派展开了激烈批评，比如：“‘良知’之教，使人直情而径行，其敝至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记》所谓‘戎狄之道’也。今人犹不知惩其敝，方将攘袂怒目，与人争胜，亦可哀已!”“尊朱辟王”不仅表现在道统中，工夫论也有涉及。明朝末季，王学的空疏已引起学者们注意，以高攀龙、顾宪成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就高揭程朱之帜，但是在张履祥看来，“东林诸公，表章程、朱之学，然与程、朱毕竟不同。盖其入门便从‘静悟’二字用功，于圣门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后之意，往往不合”。此外，张履祥还与吕留良合编《四书朱子语类》，又劝其刊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等程朱一派著作，这是张履祥恪守程朱之学转变的重要表现。
与张履祥不同，孙奇逢主张融合朱、陆，认为：“朱、陆同异，聚讼五百年。迄今自其异者而观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究而言之，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自不离道学问也，总求其弗畔而已。”在其看来，朱陆之间的异同仅是实现方法不同而已，而且朱、陆二人学术是“始焉不合，继焉渐合，终焉相合”，因此并无异同可争。孙奇峰《理学宗传》被黄宗羲批评为“杂收，不复甄别”，但是作为其学术宗向的总结性作品，是书其实是有意将程朱、陆王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道统观。
夷夏之辨与朱陆之辨同样重要。许多学者遗世民间与异族入主有直接关系，但是“夷夏之辨”作为政治问题过于敏感，很少人会直接谈及，甚至刻意回避，然而时代巨变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重创仍然难以掩示。张履祥将清人入主比作“陆沉”，“陆沉”是指故国沦陷于异族。张履祥对于明亡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人于君亲之仇，犹曰：‘吾姑隐忍。’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相对于黄宗羲盛赞清王朝为“国朝”、称清军为“王师”、称康熙帝为“圣天子”、认为徐乾学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是“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张履祥却大大不同，在其看来清王朝是“夷狄患难之时”，因此为儒者的命运忧心不已：“三代以上无论矣，自两汉以后，尊贤养士之典犹有存者，所以当时诸君子皆能有以自立，其士大夫及草野庶民犹知尊礼之道。至于今日，诚所谓上下无交之日也。吾人生于此际，譬诸草木生于秋冬，命可知矣。”
孙奇逢在这个问题上与张履祥差别较大，主张用夏变夷以与新朝合作。孙奇逢虽然自己隐迹民间，却在理论上主张“行道”出仕，在其看来，“文、武以前，道统在上，治道即道统也。孔子以后，道统在下，学统寄治统也”。学统必须依托道统才能存在，因此孙奇逢还不避嫌疑地交结了大量清朝高级官僚，其弟子如汤斌、耿介等也成为高登朝庙甚至身任封疆的理学名臣。当然，孙奇逢“学统寄治统”的主张，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比如，孙奇逢为许衡仕元作辩护道：“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运，民彝已无主。公等二三辈，得君为之辅。伦理未全绝，此功非小补……众以此诮公，未免儒而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认为许衡“行道”为民彝做主，构建伦理秩序，是“千古之义”。总之，孙奇逢的夷夏观对当时有过巨大影响，正如马积高先生所指出：“孙奇逢的学生汤斌，还有李光地等为巩固清朝的统治都颇为卖力，未始不是孙氏有以启之。”
三、崇实黜虚：南北实践理学的互相辉映
张履祥、孙奇逢在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潮中又表现一致，尤其是使民间理学由玄谈转向躬行践履方面尤为明显。明末世习学风的空疏，在东林一派已有反思，清初学者更是在亡国之痛中对其展开过大批判。为了扭转这种风气，以“实学”的旗帜相号召，学术界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派重视经史考证，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认为宋明时代的性理之学已经偏离了原始儒学，乾嘉考据学由此发展而来；另一派认为性理之学没有问题，只是明人未能躬行实践，因而主张实践型的理学，它作为一条暗线贯穿清代始终，尤其是与民间社会结缘很深。
张履祥通过“读书明理”对理学从中上层士大夫向乡间底层士人及民众传播作了理论开辟。宋明时代的理学处于构建变迁时期，特别重视心、性、理、气等形而上概念；明末王学援佛人儒，将理学推向了理论思辨的最高峰，然而也由此带来了诸如“以知代行”等许多问题，在张履祥看来，“古以躬行君子为儒，后世以能著述、善讲说为儒”。因此，张履祥主张通过躬行践履体验程朱理学身、心、性、命之理来解决这个问题，简言之就是“读书明理”，如其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今人将适用二字看得远了，以为致君泽民，然后谓之适用。此不然也。即如今日，在亲长之前，便有事亲长之理；处宗族之间，便有处宗族之理；以至亲戚、朋友、乡党、州里，无一不然；以至左右仆妾之人，亦莫不然。此际不容一处缺陷，处之当与不当，正见人实际学问。”张履祥“读书明理”的提出，对宋明理学由原来作为一种存在于中上层士大夫中间的、需要长年知识积累才能学得的高深学问，变作民间乡村士人群体触手可及的一种日用伦理起了重要作用。读书明理，词简义要，它不再是“致君泽民”那么宏大、遥远，亲戚、朋友、乡党、州里之间种种伦理交际，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精深博奥的宋明理学一下子变得浅近平实，于是明末发展到极端的玄辨式的理学便在理论上被打入冷宫。此外，张履祥很少用圣贤的口气立说讲论，相反却多能“攻己之短”，诸如“愧恨一念，必不可无”，“祥赋命孤蹇，遭离多难，经营奔走，未尝学问”，“终年旅食，欲求资益于有道君子，非惟不能，亦不暇，念之惟有伤悼”，等等，俯拾皆是，如此亲切的反求己身令人感到成为杨园那样的圣贤君子既不远难，亦不玄虚，这也是清代理学能够进入民间的一大关键。
张履祥还创造了“耕读相兼”的民间治学传统，使民间理学真正在民间找到了它的现实存在方式。为什么要从事“农耕”呢?对民间理学家而言，生计是第一个大问题，战乱频仍的清初更是如此。因此，张履祥认为学者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人格。樊迟问稼为孔子所鄙，明末江南又是科考风 行，士人无不“以耕为耻”，张履祥却认为“耕”与“读”可以结合起来，农耕之外就是读书教学，张履祥主张先读《小学》，作为修身之基，在他看来：“今之贫士众矣，皆将不免饥寒，宜以教学为先务，盖亦士之恒产也。凡人只有养德、养身二事，教课则开卷有益，可以养德，通功易事，可以养身。”于是“谆谆以‘耕读’教后人”，总之，“耕读”使张履祥“读书明理”的理想有了现实的物质依托。
孙奇逢针对明末学风提出了“真理学”的概念，也是将理学转移到践履上，既反对明人讲学之枵腹空谈，也反对士人将理学视为牟利的工具。“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变自能殉节，当事自能建功，操笔自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安有所谓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因此，孙奇逢与张履祥一样，也反对明人聚众讲学的方式，如汤斌所言：“孙夏峰先生为一代大儒，未曾应聘开讲，不过于一二室中二三同志从容问答而已。若必登坛，南面聚众而谈，何异禅门家数?”魏裔介认为孙奇逢“学以慎独为宗，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确为的论。孙奇逢即便年登九十之际，仍然每日谒先祠，于一室之中澄心端坐，“接人无贵贱少长，各得其道”，“子孙甥姬数十人，辑让进退，皆有成法，闺门内外，肃肃穆穆”，“婚嫁丧葬，唯力是视”，“闻节孝事，必为之表扬，先贤祠祀者废坠者，必倡众为之修理”，“见人家庭乖违，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从孙奇逢的践履工夫来看，其与张履祥确实相去不远。不同之处是孙奇逢交游甚广，社会影响也更广阔，当时“远迩负复求者学者甚众，有大僚归老于北面称弟子者，有千里遣子从游者，公卿持使节过卫源，不入公署，屏驺从，以一见先生(孙奇逢)为快”。此外，孙奇逢大批弟子私淑又进一步依嵩阳、朱阳、大梁等书院讲学，逐渐形成了与江南抗衡的北方洛学文化圈。张履祥虽然有些交游，但是对当时社会影响却甚微，他对民间理学的影响主要是从理论上作了开辟，而孙奇逢更多是以其践履、讲学对当时大河南北的学风产生作用，成为当时实践理学的一面旗帜。总之，张、孙两位学者南北辉映，共同推动了清代理学在民间的变迁。
四、结语：张履祥与孙奇逢对历史的影响
张履祥一生寂寂无闻，死后一百年才渐渐被人知晓；孙奇逢虽名满天下，却是两朝十一征不起。作为民间理学家，他们堪称名副其实。有意思的是，道光八年(1828)孙奇逢被抬进孔庙东庑，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也进入了孔庙，排位孙奇逢之次。南张北孙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为清朝官方尊崇的偶像。可见，张履祥、孙奇逢两位以践履而知名的民间理学家，对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使朝廷也不得不加以重视。
孙奇逢的影响主要是当时社会。鼎革之初，南方的江浙文化圈一直与新王朝存在着精神上的隔阂，也是王学残留最重之地。而北方自孙奇逢讲学之后，其门人后学及私淑，比如耿介、李来章、窦克勤、张沐等以嵩阳书院、朱阳书院、南阳书院、紫云书院等为阵地进行讲学活动，一时风生水起，大变时代风气，与江南讲学之风南北鼎足，不仅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当时清初庙堂理学的形成，也为理学在民间的传播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康熙帝任用孙奇逢弟子汤斌、河南学者张伯行治理江南社会风气，应是有意于此。汤斌毁民间淫祠，张伯行建地方书院等社会教化活动对原来王学盛行的江南风气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方面学者研究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张履祥的社会影响一直不大，与孙奇逢相比较就更为明显。清代桐城学者李宗传曾评论到：“明白嘉靖后，学者不出一途，高忠宪、顾泾阳讲道东林，天下从之，其后北有孙夏峰、李二曲，南有刘念台、黄梨洲，诸公皆为世所矜式……《三鱼堂集》天下皆有，《杨园集》则行世甚少。”吕留良是当时知名的出版家，陆陇其是清廷入祀孔庙的第一人，既然两人同受张履祥影响，为什么张履祥要到同治年问才获得吕、陆上百年前就有的声名呢?这可能与张履祥民间理学的倾向理论性有关。张履祥在同治年间走向庙堂不是偶然，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臣都对杨园很敬服。比如，曾国藩来自湖南湘乡民间，其族风家教民间理学风味很足，而其本人在治学上也敬服张履祥；左宗棠年青时屡试不第，曾在湖南湘阴柳庄过了八年之久的耕读生活，后来巡抚浙江时曾为张履祥墓题字(大儒杨园张子之墓)对其加以表彰……这一批从民间走出来的中兴名臣或许从张履祥的身上找到了理论支撑――这个问题有待学者们去进一步考察。
简言之，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塾师，张履祥更容易成为后世民间士人群体效仿的对象，尤其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家在民间以“耕读相兼”的治学传统，为原存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学问进入民间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张履祥对理学不仅不作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是强调“惩忿窒欲”，多能“攻己之恶”，相对于孙奇逢还残留的明末侠客豪杰的狂者气象，与一般普通人的心理更加接近，也更符合清人的学术风貌。张履祥不被时人认可，是当时民间理学发展还不充分――但是张履祥毕竟是最先也最完整地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当民间理学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理论上的升华时，被埋没已久的杨园之学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而且，正是因为“耕读传统”被创造出来，清王朝以降的士人们才能在面对强大的王权时有自己的立身之地，才能在民间不“以耕为耻”、达到“虽为农夫，足有君子之行”的境界，才能保持作为一个独立儒者的气骨和学问。当然，民间理学真正的转型也要辅以孙奇逢这样不仅有学问而且有才略的学者。夸张一些讲，张履祥、孙奇逢堪称清代以来民间理学、实践理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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