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大众传媒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当然有值得赞叹的一面，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注意。今天我们已看到，大众传媒的高度膨胀已形成了可怕的信息污染。它们不惮于恶俗地搜奇猎怪，以大量无聊的信息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使人在信息的漩涡里全速坠落，无暇分辨，互相挤撞。这些信息的泛滥没有激发出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存与生命的敏识，反而闭抑了它们。沉溺于读小报、看电视和上网聊天的人，像是一个古怪的依赖性的双足肉身的接受机器，一旦接触到特定的文字和图像，就发出快意的痉挛。他们需要在可公度的语言符号、图像符号中呼吸，他们的阅读活动已完全拱手奉给了“传媒神?”，他们的思考、抱怨、渴慕、欣快、逃避，都卑屈地受信息源的支配。大众传媒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像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
传媒信息膨胀时代的文化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业，它不但浸渍了广大受众的心灵，而且已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体现在小说方面，就是新闻主义和市民琐屑生活的奇怪混合，当红小说家已不懂得廿或不耐烦卅何为描写，只是一路叙述下去，像是在为影视提供文学脚本。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大量地倾销现成的处世方略、情爱奇观、物欲崇拜、旅游见闻。体现在诗歌方面，就是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
从“信息时代”的总词根上看，当下的文学艺术几乎成为它的同谋者。诗人作家从半推半就到主动“取经”，与大众传媒一道“没收”着人们已所剩无多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将之倾倒到巨大的文化垃圾站中。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无意义书写，经由电脑排版，竟被视为传播文化。最后，无聊的信息被等同于精神产品，“博取更多的信息”不再是人生活的辅助，而成为一种“活着”的终极目的，一种“现代的”世界观，一种占统治地位的阅读类型。
马林?索列斯库在一首诗中写道：“电车里的每一位乘客 ／和在他之前曾坐在同一座位上的乘客／是一模一样的／……每人都有一个／被后面阅读的报纸／磨损了的脖子／我感到脖子后一张报纸 ／用它的纸边／拧着切着我的静脉。”这首诗名为《判决》，标题令人如此震悚：“判决”，本是指法院对审理结束的案件做出的决定。那么，如此多的平凡而无辜的人凭什么就被“判决”了呢?是什么东西拥有这么大的权势来判决人们?这个判决者竟是一个柔软的唤做“报纸”廿或曰“电视”、“网络”卅的家伙。它剥夺了无数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内省，它吸摄了你的视线，使你即使在电车中也心甘情愿地履行荒谬的“积累信息”的“义务”。不错，你最初的阅读是自发的，“自由”的，可一旦你被这种“自由”的毒品麻醉后，你就无法知道其他的自由了。你被判给了永无餍足的大众传媒流水线，成为以此代替精神生活的自欺者，以此存活的阅读壮工。你已离不开这种微笑的柔软的刑罚，失去它，你会感到烦恼无依。这样，作为被判决者，你完成了与判决者的合作。
在“大众传媒信息共享”的嘤嗡的抚慰下，人失去了个性，语言变得类聚化，木讷而空虚。为什么说“电车里的每一位乘客／和在他之前曾坐在同一座位上的乘客／是一模一样的”呢?一样低俯的脑袋，面对一样的布满字迹的密密匝匝的十几、几十版的纸片，人们将最本己的情感、思虑，完全溶解并消失在一体化的话语场中。传媒对什么信息微笑，我们就共同对什么信息微笑；传媒赞叹什么成功人士，我们就共同仰慕他；传媒怎样掌握时事“导向”，我们就怎么理解时事；传媒连载哪些与它构成“亲戚”的小说，我们就阅读什么小说；传媒对什么表示愤慨，我们也共同莫名其糊涂地对之表示愤慨……在这种劳力而省心的阅读流水线上，我们成为彼此无差异的平均数。我们由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乏味的阅读动物，无数的动物只构成大写的0。置身于这样的阅读环境中，人们自我减缩，并相互减缩。消除歧见、抹平差异是大众传媒的拿手戏，用纸边“磨损人们脖子”，就等于删除人们独立思考独立体验的脑袋。而这，是真正的诗人所无法忍受的。
读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的确如此，我们不仅生活在大众传媒话语膨胀的时代，而且也是生活在“电讯王国”霸权的时代。它使我们的生活既变得方便，又被过剩的资讯和废话捆绑。新的传播和联系方式日渐深入地改造甚至改变了我们的语言和情感。声像传媒，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几乎占据了我们与外界沟通的大部分方式。剩下的是机械的日常流程，木讷的工作。电话取代了书信，没有心与心细密的交流，只是“说事儿”或调侃而已。电子邮件比书信更快捷，价格也更便宜，但我们反而什么也不想多说了。电屏上短短几行印刷体，像干涸龟裂的荒地，令人索然。我想，很可能在不长的时期，“情书”也会消失。而随着心灵的荒漠化、“技术化”，作为语言和心灵想像力丰盈的“文学”，也将更加边缘化乃至被大面积“置换”。因此，辛弃疾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可以恰当地改写为“我见电屏多憔悴，料电屏见我应加倍！”
在大众传媒话语膨胀的时代，“为何要用诗的形式发言”，就变得不言自明了。本真的诗，源于个体生命对生存的体验，也就是说它的动力学因素来自一个具体的肉身和心灵。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话语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诗人通过创造自我的言说方式，挽留个体生命对生存的独特真实体验，在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生存境遇里，倔犟地为活生生的个人心灵“呐喊”。这种呐喊是一种奇异的“呐喊”，它为自己的音高设限，它越是耽于内心的低吟，就越能滋润于久远，它存在于总体话语和大众传媒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它如此宁静而固执地独自吟述着个人灵魂中的奇思异想，不求“共识”，但求磋商与对话。在一个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科技霸权和公共书写媾合的时代，生命和语言的差异性越来越被粗暴地减缩，最终它们面对着被彻底通约化乃至删除的危险。诗歌之所以继续挺身而出，乃是为了捍卫个人心灵的声誉和权利，发出无法被意识形态话语、传媒话语、科技话语所稀释和压抑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欢愉的、安慰人心的。在诗人的心中，没有超个人的权威催促人们“非如此不可”；诗人用不着卑屈地向所谓的“广大的需求”来索取写作的合法性。诗歌，在今天如果一定要有什么“功能”的话，我想说，它在不经意中成为了人类话语中最具有“民主自由主义”实践力量的一支。它的民主和自由不是空洞无谓的集体主义神话，而是回到具体个人，坚持个人话语对生存体验并表达的永恒权利，“第一原理”。
因此，从个体生命出发，笔随心走，揭示生存，眷念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这些基本的内容在古往今来的诗中是凝恒不易的。在诗人心中，迸涌着长眠者的声音，当下即刻的声音和未来者的声音，并以个人的言说直指人心。那么，是否请那些习惯于大众传媒的读者也来尝试着聆听一下诗的声音?
或许会有自诩为“客观、辩证”的人士来教导我，这种说法太偏激了，“思想不正确”。对这样的人，我理应退避三舍，就让他“正确”去吧！最后，让我以希姆博尔斯卡的话作结――
啊真理，不要太注意我
啊庄严，对我大度些
容忍吧，存在的神秘
容忍我拆掉你“列车”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