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110-03 [作者简介]杜凡，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2011年12月17日，由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思潮”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工商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卢思锋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与会学者回顾了众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演进，重点探讨了各种思潮的理论观点及现实诉求，分析了这些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思潮。
一、中国当代诸思潮的产生与演进
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近三十年来相继涌现出了六大思潮，即新左派、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产生较早，对西方理论与制度有照搬照抄的痕迹，在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影响。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批判的对象，观点相对温和下来。威权主义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在与自由主义论战中产生的，主张渐进有序的制度改革。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在改革的方式、路径选择上认识不同，但是，两者持有相同的改革目标。90年代之后，威权主义的观点逐渐缓和下来。新左派产生于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推进，新左派的影响逐步扩大。新左派尖锐批判利益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许多观点与自由主义相左。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于20世纪晚期。随着经济发展，国力上升，中国人开始在与西方的文化对抗中“寻找自我”，但是，由于人们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的世俗化、庸俗化中陷落，加以缺乏宗教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得到一定的响应。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21世纪初，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目标，但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所的刘波副教授对当下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当下的激进主义思潮表现为八个方面：一是提倡普世价值，号召新启蒙，提出借鉴南非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儒化思潮，提出儒化国家、儒化党、儒化社会，其影响从精英到大众不断扩散。三是历史虚无主义，要求重新研究、认识、评价历史事件与决议。四是极端民族主义，要求政府外交要强硬些。五是新左派，以草根和大学生为主体。六是末世主义，借天灾人祸、社会问题等宣传末世理论。七是反思改革思潮，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国退民进”，反思当下的山西煤炭整合、山东钢铁整合。八是拜金主义，屡屡出现的“宁坐宝马哭，不坐自行车笑”等“坦率”拜金行为令人堪忧。
南开大学李国忠副教授概括了毛泽东的“思想斗争”观念的发展历程。建国前，毛泽东对“思想斗争”主题的把握是准确的。建国后，毛泽东把“思想斗争”扩展到整个社会，试图建立一种党与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混一”的格局。后来逐步发展为彻底革命论，并把革命的对象指向所谓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导致意识形态建设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二、各种思潮的内容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叶险明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目前虽然中国国力增强了，但是软实力仍然薄弱，马克思主义可以汲取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精神力量以壮大国家的软实力。当前，自由主义泛道德的色彩逐渐淡化，承认政府的领导，但是仍然坚持民主、竞争等诉求，如果一些突出的现实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仍会激起社会的激烈反应。威权主义强调后发国家必须在开明权威政府领导下进行发展。但是由于政府过于强大，社会弱小，权威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互动，社会的反弹能力差，自治能力弱。所以应该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减少对权威的路径依赖。新左派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公正、平等结合起来，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是腐败、两极分化的根源。主张恢复改革前的一些做法。新左派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极易引起共鸣，但是由于其主张极端，大多数人对“文革”的认可度较低，所以新左派在操作层面上的影响有限。民主社会主义需要强大的工会、丰裕的资本积累，如果缺乏物质基础与文化背景，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北欧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常导致低效率，会使政府背负沉重债务。叶险明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诸思潮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同思潮的多元共存既显示出中国政府的包容，也是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北京工商大学的陈文军副教授认为，政府的政治管理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学者们建构的各种思潮属于理性主义，中国的改革也是一场经验主义的政治。当下，应该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验实践基础上考虑如何建构公民社会，遵循传统契约，建立产权、人权清晰明确的现代契约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永捷教授谈到“仁政、专政与宪政”问题。他认为思潮之间不仅是冲突、抨击关系，还要有对话、沟通。理论、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没有一个主义可以包打天下，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强调对话融合，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也要允许其他思潮发展。
刘波分析了激进主义的特征。他归纳出激进主义思潮存在着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离散性、多中心论、网络虚拟性、思想观念的进步与道德失范、非精英化、市场引发思潮功利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冲突、本土与外来相互激荡、左右相互博弈、国内外互动等特征。
天津商业大学的石玉顶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劳资理论进行了梳理。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目标，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本位，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政府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限制剥削，改变资本强劳动弱的分配局面。
北京工商大学的陈晋文副教授分析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他说新左派浅入深出，自由主义深入浅出，二者是“手足之争”――自由主义往往批评政府是踩在市场之“手”的“足”。在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双方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上。新左派认为公正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自由主义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出路在于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一场边缘人物代表边缘群众的边缘战争。
北方工业大学的张加才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应该是重叠共识――凸显特色――综合创新的发展历程。要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广泛基础上建立重叠共识；要以学科为基础凸显特色；要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包容性研究，实现综合创新。
北京工商大学的吕勇分析了中西之争与中国思想研究方向。他认为，西方始终作为中国思考的他者而存在，同时中国也是西方思考的他者。中西之争始终是立场之争，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主奴模式分析，我们始终处于奴隶的角色来进行思考。我们应该树立 中国思想的主体性，不能把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理解。80年代，我们批判传统，拥抱西方，90年代，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中国模式有别于西方，但是，文言文难以表述逻辑性的思想，我们要用中国的现代语言来书写中国的思想。
三、新儒学思潮与宗教思潮
叶险明认为，新儒家提倡的传统文化虽然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却不能为现代政治的制度建设提供实践性的资源，难以转化为现实。国防大学的朱康友教授认为，儒学的热是民间热，国家还停留在口头上，仅仅提出了问题，还没有实际行动。陈文军说，现在手机已经卖了40亿，电脑不到10亿，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微博。为传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契机。
吕勇分析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经历了尧舜禹时代的道统与政统的合一、秦至清的分离、民国至今的合一的发展历程，二者的分离有利于道统对政统的制约。陈文军认为，道统与学统分离，树立道统的权威是一种建构主义，是过度理性主义的表现，易于背离经验主义。导致道统的专制。而彭永捷认为，恰恰是因为过度理性主义的张扬使得持有政统者盲目自信，才会背离经验主义，走向专制。
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副会长柳河东总结了中国思潮更替的规律，认为中国思潮的更替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儒学影响会越来越大，复兴儒学有利于中国现代问题的解决；复兴儒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复兴儒学是对世界文化的补充。
北京工商大学的姚洪越副教授对佛教传播进行了分析。他总结说，佛教的传播主体对佛教是真信、真传；传播中介多样，既有固定寺院，也有各种弘扬佛法的活动；其传播时间长，效果缓慢而显著；其传播对象既有知识分子，也涵盖普通百姓，对象广泛；在传播策略上，对于知识分子强调佛教精密的教义，对于普通百姓，强调其日常功用，非常注重传播对象的差异性与实际需求。
中华女子学院的马瑞萍教授指出，大学生信教率虽然不高，但是，信教学生数量呈上升态势，而且绝对数量不小，宗教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朱康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宗教教育的关系，认为在保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增强教育对象的自主选择性，多些宽容，改变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教条、框式等形式主义。哲学是用智慧影响世界的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教学要因材施教。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颜剑英副教授介绍了21世纪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教育的价值目标、公民民主教育计划，建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公民教育。
北京工商大学的赵春丽副教授总结了网络与思潮的关系。思潮产生的网络载体包括网站、意见领袖的微博等，思潮的内容具有超越性、批判性、虚拟性、草根民粹、“裹挟”政府、相互碰撞交锋等特点。网络思潮既能迅速相互联动，攻击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思潮之间的辩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制衡，会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最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东超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我们要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多种思潮，要有开放的胸怀，民主的态度；对概念要进行认真的梳理；注重理论会通与融合；注重研究历史的必然和偶然。对于思潮的深刻探讨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有利于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也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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