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人中，有这样一批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我国古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活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唐宋时期，秘书工作得到了大力发展，文人入仕多由秘书起步，国家对文职官吏的选拔任用多以其在秘书岗位上表现出的才能和品行为依据。这样，文人可以借助自己的文采登上政治舞台，而苏轼就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文化之星，在很多秘书史料中被称为“名人秘书”。
苏轼与秘书人员的思想修养
苏轼在文学上成就非凡，同样地，他在从政生涯中所体现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亦值得现今的秘书人员学习。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苏轼
苏轼在一生政事活动中写过数百件奏议，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奏议都是为了关爱百姓所写。比如，熙宁二年(1069年)的《谏买浙灯状》，熙宁三年(1070年)的《拟进士对御试策》，熙宁四年(1071年)的《上神宗皇帝书》，熙宁八年(1075年)的《上文侍中榷盐书》等，这些奏议中无不透出他对天下苍生的忧患和忠君爱民的家国情思。
苏轼不仅在文章中心系百姓，还用实际行动为百姓办事。他在担任地方官时期，实行了大量惠民的举措。他在杭州组织捕蝗、赈济灾民，疏浚城中运河以及修复六井；他在颍州治沟理渠、疏通西湖；他在密州减轻赋税、及时救灾；他在徐州防洪抗旱、组织采煤；他在惠州、儋州修桥设院，广传文化等。他将孟子的民本思想变成了切实的行动，获得了人们的敬爱和广为传颂。
纵观苏轼一生，无论他身在何处，都关心时政，关心民间疾苦，爱民、忧民成为他终身不渝的从政基准。而苏轼的“爱民、忧民”恰恰是秘书学中秘书思想修养最重要的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贴切的说明。
现今的秘书人员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他们要解决大量与信息相关的工作，还要肩负很多管理层面上的责任。他们必须要工作高效、知识丰富、技能娴熟，掌握最新的办公技术并具备高超的沟通协调能力。他们身居幕后但是责任重大，他们的工作烦琐而又常常被人忽视，甚至得不到大家的理解，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种种事实说明，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当不了好秘书的，苏轼，在遥远的宋代就为我们现今的秘书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苏轼“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在工作中秘书人员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对工作认真负责。这里所说的忠于职守，是指秘书人员不仅要忠于本机关、本单位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更要对国家效忠，对人民负责。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要坚持人格上的平等和独立，对领导有清醒的、客观的认识，应该服从领导，但绝不应盲从，即不帮助领导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事。对领导的错误行为要敢于直谏，这样，才能够当好领导的助手，当好领导的诤友。秘书学上的这种观点在苏轼的从政生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众所周知，苏轼在朝堂之上，无论是仁宗朝，还是神宗朝，他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缘由则是为百姓着想。苏轼在思想上承袭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制定一切政策都必须考虑人民的利益。他认为变法利弊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法是否符合百姓的利益。苏轼的一生始终坚持这样的标准，所以，他前有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与恢复旧制的司马光走向了对立面。
即使高高在上的皇帝，若是他的做法损害到百姓的利益时，苏轼同样会站出来反对。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所上的《谏买浙灯状》就是如此。神宗皇帝为了过好元宵节，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苏轼劝阻皇帝说“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举债出息的卖灯之民)口体必用之资”，劝皇帝不要乱花老百姓的血汗钱。
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从来都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实事求是精神才能够做好他的一系列工作：书写各种材料需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辅助领导做好参谋决策更要实事求是。
苏轼在实事求是这方面同样做得很好。他在元丰八年(1086年)上奏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就是一个明证。苏轼针对朝中有人谎称“近岁京东榷盐，既获厚利，而无甚害”的情况，他以“前知登州军州事”的身份写了一份奏议《乞罢登莱榷盐状》，明确指出官榷食盐有三害：灶户失业，纷纷逃亡；官盐价贵，百姓无力购买，“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商贾不来，积盐不散，乃至“坐弃官本”。因此，他主张“先罢登、莱两州盐榷”。
从苏轼的作品体察秘书的能力要求
在文学上，苏轼的诗词散文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汪洋恣肆、说理透辟的政论文被后人奉为“楷模”；他的自然流畅、富有理趣的抒情散文，开了明清小说的先河。
那么，苏轼的文学创作又给现今的秘书人员展示了什么呢?
一、苏轼杰出的写作能力
从古至今，秘书的写作能力一直备受重视。我国的各类秘书向来就有“笔杆子”的美誉，能否写一手好文章是能否胜任秘书工作的前提。在古代，秘书的写作能力主要是指公务文书的写作，而古代和现今对公文的界定有所不同。现代的秘书学界大多认为，公文是指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履行法定职责、处理公务时所使用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文书。但是在古代，社会组织没有现代严密，公务程序也并不规范，因此无法按照现代秘书学的观点来界定古代公文。于是，一些秘书学资料中认为古代公文可以定义为“公务往来中使用的有规范名称和格式的文书”。这样，大臣就国家事务向最高统治者的奏疏等，则是古代公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的公文写作，有别于宋之前的空洞无物、浮艳艰涩的文风，提倡如韩愈、柳宗元的朴实文风。苏轼就以大量文章为这种文风树立了典范，大力促进了古文革新运动。
苏轼一生写了很多政论和奏议，其中以二十五篇《进策》、《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等最为有名。他的此类文章大有孟轲之风，说理透彻，气势纵横，挥洒如意，绵延不绝。苏轼的重要政论文《进策》、史评的重要篇章《进论》和《志林》，都是用很成熟的新古文写作的，文从字顺，条理分明。在语言上，它不像韩文那样致力于锤炼，选择或熔铸过于高古或尖新的词语，而是追求明晰、准确；在结构上，它也不像韩文那样有意纵横开阖，突起突落，而是层层深入，首尾照应。这也正是新古文从“仿汉”的唐体发展为成熟的宋体的最好说明。
二、观察分析能力
苏轼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分析力。这一点从他的一些作品中就能得到明显的印证。
比如，苏轼初临官场所作的二十五篇《进策》，其中五篇《策略》带有总论性质，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危急以及形势危急的原因，提出了总的政治主张。苏轼早就透过当时太平盛世的表象看到了表面承平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于是，苏轼在嘉祜六年(1061年)应制科试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苏轼也曾在《辩试馆职策问?子》中历述了仁宗、神 宗、哲宗这三个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不同的主张，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关系，并明言取舍。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苏轼的《论积欠六事》、《再论积欠六事》，《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等。
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他能够敏锐地看到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并能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秘书学认为，秘书在工作中要时时、事事、处处做有心人，善于观察，善于发现“死角”，及时提请领导注意，要善于做拾遗补阙工作。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且要善于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领导择用、实施。观察分析能力是秘书工作由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的前提条件。苏轼的作品所体现的恰恰是秘书学中秘书所应具备的“观察分析能力”。
三、预测能力
秘书学认为，预测是在大量事实和信息的基础上，对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情况作出科学的预计。有经验并富于创造精神的秘书人员应培养和锻炼自己的预测能力，这有助于进行主动服务，预防工作差错，也有助于秘书人员获得晋升为管理者、决策者的机会。
苏轼在他的工作中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预测能力。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后，作为旧党首领的司马光一上台就尽废新法，要一切“皆如旧制”。但仁宗时期就出现的财政危机也再次重现。当时毕仲游就在朝堂之上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难题，也难倒了一众旧党。苏轼对此的认识还比较清醒，深虑数年之后，神宗“励精”的成果将消耗殆尽。随着思考的深入、视野的拓展，他想“兼行二帝忠厚(仁宗)励精(神宗)之政”。他认为应总结仁宗神宗二朝利弊得失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找到最佳的出路。于是，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在为学士院所拟的策题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蝓，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
这是超越了新旧两党之争的一个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命题。不过遗憾的是，司马光因病去世，未能看到苏轼的这道命题，与此同时，旧党也正陷入分崩离析之中。苏轼提出的命题没有能够引起朝堂有识之士的重视，他本人又陷入了他人生的另一场灾劫――“洛蜀党争”中。这样意义重大的命题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但是，苏轼极强的预测能力却跃然纸上。
秘书人员的心理调适与苏轼
秘书人员由于工作的繁杂性、地位的附属性，很容易产生厌烦或消极情绪。为了有效地工作，秘书人员要善于调适自己的心理，保持稳定、乐观、健康的心态。尤其当身处逆境之时，自我调适就更加重要了。除了卓越的文艺成就外，苏轼处理人生问题的方式、战胜挫折的成功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一、旷达的思想
苏轼一生备受磨难，几次被贬，但是，恰是因为他形成了旷达的思想――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故此，他能够在艰辛中怡然自得。
苏轼的旷达不是天生的，它形成于苏轼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贬居黄、惠、儋三州，每次都会经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欣喜一悲痛一旷达的变化过程。由于“乌台诗案”，他被贬黄州。初到黄州，他就似乎忘记了狱中生活的煎熬，“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了。然而贬谪生活终究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他又悲从中来：“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但是，随之不久，前后《赤壁赋》、《定风波》等纷纷出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都初步表现出苏轼的旷达性格。绍圣初苏轼被贬惠州，绍圣四年贬往儋州，他的思想同样经历了喜一悲一旷的过程。苏轼历经三贬，他的旷达思想却也逐步形成。在后两次贬谪中，他的悲痛越来越轻，旷达的成分越来越重，直至他旷达思想的完全成熟。
二、谐谑的性格
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中称“东坡多雅谑”，谐谑也是苏轼文化性格的突出内涵。他用谐谑来淡化苦难，用解嘲来摆脱困苦，用轻松来化解悲痛。谐谑的性格由此成为他内心的自我调节机制。
苏东坡作品中表现谐谑性格的词句不可胜数。
《黄州》云：“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种茶》云：“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饥来凭空案，一字不可煮。”
苏轼用表述谐趣盎然的人生愉悦的诗篇渡过他生活的苦难。
三、闲适的生活态度
闲适，是中国士人倾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等。苏轼在生活上追求真正的闲适，他认为真正的闲适是性灵自然状态的不自觉的获得，是不能用语言说出的。苏轼的作品，特别是后期创作，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他以闲适的状态进行艺术创作，将无法忍受的现实世界变成生趣盎然的创作天堂。苏轼在海南写了《谪居三适》，或写安适之趣，或写禅悦之味，于平庸烦琐中最大限度地发掘诗意。而苏轼的《汲江煎茶》更是于静默中见清丽醇美的名篇。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使他能超越高洁之思而与人情世俗相安，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苏轼用他的旷达、谐谑、闲适度过了他波折坎坷的艰辛岁月。这一性格系统具有很强的调节、自控和制约机制，使他能够解决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适应办法。
苏轼在学术领域中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其实，苏轼不仅是人们喜爱的文学家，同时，他的人生经历、能力和素养都是秘书成长的丰富养料，我们也可用秘书学知识来诠释苏轼，使苏轼在21世纪的今天拥有全新的意义。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2010年科研项目(10YKZ042)。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文集(金六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6.
[2]杨树森，张树文冲国秘书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83.
[3]陆瑜芳，秘书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9.
[4](宋)苏轼，苏轼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宋)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