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文学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他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不管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离开了大家，关于他的讨论、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上学的孩子们记得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因为他而想起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个沸腾而火热的八十年代，想起他与那个视文学为高尚而神圣的时代的密切关系，而“70后”“80后”们则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了精神的偶像，铭记着他的操守、他的文学追求。总之，他真正是一个为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背景及怀有不同文学主张的人们都认可和佩服的作家，他之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意义应该是多重的。
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作为写作者的纯粹性与其文学遗产纯粹性。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与史铁生直接接触过的人，同样不会觉得他的陌生，首先因为他的人格所具有的高度感染力，他的作品的高度深入人心。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安静与平和的，他正当盛年即将来临却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但从史铁生留下来的图像和照片看，他微笑的时候最多，而且他总是扬着头颅看世界的，他那种文质彬彬、文弱书生般的、外部世界热切观察者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带有一种安详的、打量世界、思考万物秘密的特有的专注，这种专注是文学所需要的素质。史铁生似乎无意于申诉什么、呼吁什么或者抨击什么，而只是用文学去思考、跋涉。史铁生用自己的笔与信念，证明了一个敏感的灵魂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在惊异于他作为一个肢残者、重病人写作数量之大的同时，更惊异于他作品质量之高、品质之纯、风格之正。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冲动，没有纸醉金迷的贪婪，更没有勾心斗角的嚣张，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献给那些平凡的事情、普通的人的，日常、家常、平常是他作品动人的主调与主色。过往的记忆、自己的经历以及不着边际的幻想，大概就是他构筑的文学空间里最主要的基石与最必要的素材了，而就是这些一般的东西铸就了不一般的品格。
史铁生文字的纯粹当然主要得自他对文学的热爱、执著与不懈追求，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乎心底的对人“生而平等”的认可，对世间一切公道的公允看法，以及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在《人的价值或神的标准》一文中，他说：“人的价值是神定的标准，即人一落生就已被认定的价值。”“人除了是社会的人，并不只剩下生理的人，人还是享有人权的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人。”同时，他也不夸大人的作用，他在《门外有问》一文中说：“人怎么可能是万物的尺度呢？人――这一有限之在，不过沧海一粟，不过是神之无限标尺中一个粗浅的刻度。孙悟空尚且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人的测量又岂能‘创造整个世界’？”（《扶轮问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了这份平和与公允，他观察世界的眼光是平等的、明澈的，他绝少偏见，不先入为主，而是抱有怀疑、发问与探究的习惯，他不往自己的作品中掺杂未经自己思考过的东西，他不人云亦云，也不故作惊人之语。活得更纯粹一些，观察得更明澈一些，让文字更干净一些，其实是一切优秀作家的共同特征，而于史铁生而言，他只是坚守得更为彻底。
史铁生文学世界的纯粹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以少胜多、以平淡取胜。不少人愿意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时代，因此写得也要更复杂。其实哪个时代简单呢？19世纪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就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比任何人都精彩地概括了自己所处时代之复杂状态。其实，这种复杂是我们每个时代都能够遇到的，给作家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作家能够化繁为简，走入澄明的化境，有的写作者在现实的泥潭中迷失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行动受极大局限的作家，史铁生尽可能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当代生活及其特征，比如通过与人交谈，通过报刊，通过电视节目、电影、电视剧等去体验、认识、勘测世间的一切。就史铁生的创作而言，他由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转为具体的创作时，所呈现的姿态让我们另眼相看。史铁生是单纯的、明快的、直接的，他不愿意堆积素材、叠加矛盾以显示自己对复杂时代的了解，他也不愿意充当哲学家，用文学去分析、归纳什么。他愿意呈现生活本真的状态，愿意以少胜多、化繁为简，他的作品经常能够做到至简、至纯。比方《我的丁一之旅》，主人公的名字“丁一”，可能就是汉语姓名规范之下最简单的一个名字了。他的散文经常很简朴、很精短，名篇《我与地坛》就是如此。收在《扶轮问路》里的多篇散文只是千字文而已，有的时候他的作品简单到了让我们难以归类，像《合欢树》，是小说还是散文，读者最后根本就不愿去追究了，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往往精短的篇章有着料想不到的意蕴。
史铁生的纯粹说到底反映的是对自我认识的明澈与冷静，对生命意义探寻的彻底与固执。史铁生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我”，换句话说，“我”是史铁生作品里最为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我”是真正的史铁生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比方《合欢树》里那个“我”，十岁的时候作文得了好名次，二十岁的时候腿残废了，想尽各种办法治病，由于写作，忘记了许多的痛苦，然后，三十岁的时候第一篇小说作品发表，母亲却已不在人世间了，等等，是他，又不全是他。史铁生似乎有一种穷尽自己体验的冲动，他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细枝末节统统汇于笔端，不留死角，不加躲藏。史铁生信奉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话：“谈到自己，那就让我们避开名声，避开荣誉，避开一切要向他人承担的责任。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漩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他的创作总是从自己这“热气腾腾”的心灵出发，听命于敏感而审慎的体悟，不虚张声势，不无病呻吟，不给人说教，而是努力由自己的真感觉、真体验和真认识出发抵达自己所满意的境界。
在当代文学中，不少技巧娴熟的写作者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在创作中撇开自己指向他人，以便于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或者占据所谓思想的制高点，但史铁生多数情况下不这样，他的作品由“我”出发抵达“我”能满意的境界，他时刻保持着“我”的在场，保持“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思考者的单纯与执著。史铁生腿被彻底限制住了，结果反倒让思想得到了尽情的放飞，由于行走不可能，思考便成了他行走最远的舞台。当然，思考作为生活方式给人的诱惑是多重的，但局限巨大，因为正如他说过的那样：“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说到底，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让自己存在得更有意义，这才是史铁生创作的核心问题。他相信“人即精神之旅者”，所以一刻不停地思考着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残疾和疾病让他彻底了解了生命的艰难、困顿，但爱情让他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爱情使他更珍重生命的意义，他在《理想的危险》一文中说：“爱情所以是一种理想，首先是因为，她已从生理行为脱颖而出，开始勾画着精神图景了。事实上，人类的一切精神向往，无不始于一个爱字，而两性间的爱情则是其先锋，或者样板。”“爱是理想，是要使不好或不够好的事物好起来。”（《扶轮问路》）有爱情的支撑与陪伴，他抵达了人生至美的境界，如同他在自己的精神之旅中，收获了文字与心灵的永久平静。他是无比幸运的。
我们身处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一切便利，同时，这些便利的好处有时让我们过分陶醉于喧嚣给予的快感、多样带来的满足，为此我们可能常常忘却找寻心灵的归属，我们倾向于过多头出击的生活，而拒绝给纯粹与质朴以合理的位置，回头看看史铁生的创作，体味一下他的纯粹，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的冒失与肤浅。
梁鸿鹰，著有译著《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翻译小说《致命的冒险》等多部，在报刊发表文艺评论、随笔等多篇。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