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首先祝贺您入选2011-2012年度“中国异地商会会长传媒影响力500强排行榜”，这份榜单是中国商人杂志社历时三个多月的数据挖掘和成绩换算，从11100多家商会有效信息中评选出来的。对于此次入选，您本人有何感想？
钱卫清：能够入选“中国异地商会会长传媒影响力500强排行榜”确实有些意外。就我个人来说担任北京上饶企业商会会长也是兼职，主要还是做律师。我们北京江西上饶企业商会成立比较早，最初是由上饶籍企业家王文京担任会长，他在国内企业界的影响力比较大。第二届由我兼任。实际上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我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家，担任会长还是有些距离。大家之所以选我当会长，一方面由于我们北京上饶商会的会员大部分都需要法律服务，我这边的法律服务大部分都是免费为他们提供的。我们大成律师事务所是亚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我在老家也做过基层法院院长，高院的庭长，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主要是会员觉得我能担当一些事情。
我们北京上饶商会是一个小商会，跟其他一些大商会相比规模比较小，尽管规模小，但我们是小商会、大服务、高层次，服务理念等各方面有一些创新，所以这几年媒体比较关注。一方面商会会员之间的服务体系比较健全，我们成立了法律服务体系、电子商务平台，此外，商会跟银行以及其他一些中介机构都有一些战略合作，形成了一个为会员服务的投融资、项目对接、信息互通平台。此外，媒体对我们比较关注也是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包括一些慈善活动。前几年家乡水灾，我们也做了一些募捐活动，同时还捐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学生，以及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等，积极承担商会的社会责任。
中国商人：对于您本人的传媒影响力成绩单，你觉得其中的各项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你本人的实际情况？
钱卫清：这份传媒影响力成绩单并没有很完全的反映我本人的实际情况。商会会长的一些活动，一部分网络媒体上有一定的展现，还有一部分由于我们宣传力度不多网络上并没有展现出来。同时，由于我是知名律师，我的博客和微博是因为我办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以及我担任了很多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一些论坛上发表对经济、政治、法律案件的一些评述，可能这方面的影响和商会会长的角色会交织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影响力，还不纯粹是一个商会会长这个角色的传媒影响力。
中国商人：就商会会长个人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评价，你认为在以后的类似评选中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评选指标？
钱卫清：一方面应该考虑商会本身的规模，所积聚的人气、是否有一些有影响的企业家，包括在各个行业的排名等应该考虑进去，这是作为商会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商会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领军的一些企业家，这个商会还是有缺失的。
如果是从评选商会会长的角度考虑，会长个人的影响力、美誉度、传播力，以及他个人的品牌价值、无形资产，社会责任以及会长本身所具有的综合素质都应该作为评选指标。
中国商人：某种程度上来看，商会会长就是商会的品牌和形象代言人，商会会长的传媒影响力，实际上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角度，反映了商会会长在公共关系沟通和社会公众形象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各商会领导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商会会长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形象传播方面，你本人还有哪些未被传媒注意到的想法或者做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钱卫清：关于商会会长的传媒影响力，我想很多商会会长目前可能都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意识到要通过传媒去展现商会会长或者商会本身的美誉度、品牌，只有少数会长通过商会平台去传播商会的一些重大活动，尤其是参与了一些论坛、募捐以及和政府的一些合作，通过这些方式来传播商会做了什么工作。未来商会不仅仅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也不仅仅是一个协会、一个俱乐部，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未来商会可能会形成一个很紧密的经济战略联盟，包括内部的信息沟通、项目对接、经济交易、融资职能应该会加深。如果是这样，商会就会形成一个核心竞争力，会长就会重视商会本身的形象、品牌、无形资产。如果会长没有什么影响力，势必会影响到商会的形象，甚至会影响到会员企业的发展，更不用说以商会的名义和银行合作。所以商会会长要有一个强烈的品牌意识、传播意识以及商会整体的形象包装意识，通过媒体增强商会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有推进作用。
中国商人：近年来,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对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跟公众日常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新媒体环境下，你认为商会会长可以通过哪些自身努力，间接扩大商会的传媒和公众影响力？
钱卫清：新媒体包括微博，虽然有的商会会长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可能还是不太习惯用这些新的工具，通过你们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认识到新媒体的作用和传播力。
中国商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异地商会会长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工作跟商会成立初期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
钱卫清：商会成立初期是比较松散的，很多会员没有认识到商会的品牌价值，每年开一次会、聚一次餐，活动比较少。其次就是商会内部的组织构架和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不知道怎么做，和大的乡友会差不多。这些年商会在不断变化，相互之间也会有启发，尤其是北京投资促进局每年召开商会会长会议，传达一些政府招商引资的信息，商会之间也会有一些经验上的交流。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商会逐渐会发挥它的经济功能，包括和银行授信等，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到商会具有积聚资源的能力，看到商会的平台作用，有一些商会会员之间可以提供担保，相互合作，互通信息。
另一方面，商会做大做强以后跟政府的互动关系慢慢建立起来，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商会的作用，现在每年两会期间，各地政府都会来北京开乡友会、招商引资会，跑项目。尤其是政府换届以后，领导跑的特别勤，因为有创新意识和招商引资的压力。北京上饶商会去年召开了一个投资上饶的高峰论坛，组织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境外的跨国公司、国外的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由商会搭台政府唱戏，政府传播当地招商引资政策、项目优势以及各方面的优惠条件。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展现了自己新的机会，很多专业机构也提出了专业的建议，企业家也增加了投资信心，双方有了感觉之后再组织企业家去考察，这样就减少了盲目性。以前政府到北京来，花了钱、花了时间，找不到对象；其次，组织外地企业去考察，事前没有做对接，信息不对称，效果也不太好。因此，很多政府愿意聘用商会做他们的投资顾问，这可能是未来商会的一个重要职能。
中国商人：异地商会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这已经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工作中，您本人此前主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后还将有哪些作为？
钱卫清：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北京上饶商会此前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毕竟精力有限，有些想法和计划没有落实。
未来我们首先会加强北京上饶商会的凝聚力，让商会会员能够得到我们有效的服务，做好内部服务和内部构架，吸引更多的企业进来，只有内部做好了，才能发挥外部的功能。始终坚持商会的宗旨：小商会、大服务。所谓大服务就是为当地政府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方面的服务，包括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信息、项目方面的对接等。每年，商会都会组织一些投资家乡的论坛，组织会员以及我们熟悉的一些企业家回上饶招商引资、考察、项目对接。
此外就是如何通过商会的资源整合平台，帮助成长中的企业，尤其是成长比较好的行业，帮助他们尽快做大做强，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商会不要做大而全，也不要像一个企业一样考虑怎样做到盈利、解决多少就业，在几年内做大做强。商会基本的战略定位确立以后，一年就做那么几件事，重要的是务实、持续、稳定。
我们上饶市政府刚刚换届，今年，我们针对政府的理念准备在北京组织一个研讨会，以商会作为平台。此外，我们还会跟北京其他的一些协会、商会合作，组织一些企业家到上饶考察，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现在上饶有很多县级领导到北京来，希望通过北京的平台进行招商引资，我们今年选定了婺源，通过了解婺源的旅游文化、历史传承找到投资机遇。4月中旬我就要带领北大总裁班和党政干部班去婺源考察，领略一下中国最美乡村的美景，期间有可能会擦出火花。
中国商人：随着异地商会会员增多，规模持续扩大，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似已成为一种趋势。你认为处理好异地总商会与各分会、专业协会之间日常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钱卫清：商会做大以后肯定会分化，比如江西，包括上饶都有几个县级商会。此外，还有根据行业特点形成的协会，比如婺源，在北京有好几万人在做门业，专门成立了婺源门业企业商会。
总商会和各地的分会以及行业协会的关系怎样处理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模式，总的原则是总商会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分会之间的权利边界不能统的太死，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未来我觉得行业商会发展会是一个趋势，同做一个行业和服务，容易有共同语言，信息沟通起来会更加有效。
中国商人：就异地商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哪些问题是商会自己可以不断改善的？哪些是需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的？
钱卫清：异地商会的内部治理要靠自己解决。很多商会一开始做的很大很强，因为内部的人员不和或者制度不规范，目标不清晰，时间长了以后就产生内斗，甚至分裂。这就要靠商会自己形成制度和磋商机制，选一个比较好的会长和好的管理层；其次是服务体系怎么构建；第三，商会和外部怎样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需要政府帮助的有很多方面，比如商会需要驻京办以及地方政府、所在地政府的支持，比如一些重大活动会请政府官员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及时向政府汇报和沟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