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透明化趋势，对于政府更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参与者作出更理性的投资和经营决策，进而减少经济短期波动、降低风险溢价等成本要素都具有正面作用。中国经济市场化历史相对较短，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应该向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经过长期演进，近些年的趋势是政策的逐步透明化。这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几年之内维持低利率水平一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趋势对于政府更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参与者作出更理性的投资和经营决策，进而减少经济短期波动、降低风险溢价等成本要素都具有正面作用。中国经济市场化历史相对较短，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应该向透明化的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早期之时，央行的建立是为了稳定金融系统。在金本位体制下，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的总量来决定的，央行没什么力量来左右货币政策，其功能主要是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金融市场的最终信用提供者。
二战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尤其是金本位在上世纪70年代彻底退出，制定货币政策才成为央行的最重要功能。起初，货币政策的制定相对神秘，一般是遵循货币政策委员会对经济走势的判断而制定，市场参与者则根据对经济状况和政策制定者的研究，推断出政策走势。央行就政策制定与政府其他部门和市场的沟通相对有限。
然而，学术界研究认为，货币政策越是透明，其被外界因素如政治、媒体舆论、民粹思潮等的影响空间越小，并且，政策目标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成本也越低。比如，在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抑制投资、抑制总需求，从而使物价回落。如果在过热苗头出现时，经济参与者对紧缩政策有充分预期，那么，不等紧缩政策实施，就会出现自发的收缩行为。反之，在经济衰退、通胀压力较小的环境下，对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的预期会带动积极、理性的逆周期投资及商业行为，从而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会减少商业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会拉低风险溢价率，从而降低商业成本，从边际上提高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率。
过去，美联储被形容为“神秘的庙堂”。因为央行行长一般由政府任命，任期相对较长，同时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之外，以保障其政策制定不受政治干扰。美国政府和国会多年来也基本上恪守了这条铁律，尽量做到不干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规则的维?，也需要央行政策的制定不能过分出位。于是，过去美联储与外界的语言沟通，多数都带有模糊不清的学术色彩。不过，其每六周一次的货币委员会会议则是相对固定的货币政策变动窗口。除非金融市场发生极度异常的危急情况，否则，美联储不会在随机的时点对货币政策进行随意的变动。而这种异常情况也只在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过。
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是相对延时的，一次货币政策转向后，其效果完全显现需要近1年的时间，所以，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随机出台。市场对政策正确的预期作用于经济，足以使延期出台的政策效果提前显现。
正确的货币政策其实是门科学的艺术。在某一时点，最佳货币政策应该是理性的相对共识。只要对经济形势作出符合经济规律的判断，政策本身其实只是被动的机械输出而已。最合适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具备预测经济走势的精湛技艺，因为现代国家，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其经济目标都是稳定的物价体系、健康的经济增长和安全的金融体系。
伯南克原为宏观货币学专家，其上任后将货币政策进一步推向透明化。美联储开始公布其委员会各委员对经济的展望，从而使得其与市场沟通的不仅是政策的结果，还进一步包括了制定这种政策背后的逻辑。在危机后美国经济相当脆弱的当下，透明的货币政策相对减少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最终走出困局。当然，这种政策的执行也对央行掌舵人有着非常高的职业要求，其对经济一定要有相当水平的前瞻性，能够预见到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走势。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化的国际趋势是建立在大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起到降低经济成本的作用。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着较强的行政干预能力。然而，本次调控中暴露出的如民企资金链断裂、地方债等问题，都指向了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如果能够更深入理解货币政策制定的依据，制定程序更加透明化，时间相对可预期，相信会减少经济与市场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