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追溯历史，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模式呈现出变迁、丰富和发展的轨迹，总体上沿着三条脉络展开：一是在“民主”的基点上，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石；二是在“人民监督政府”的基点上，以健全公民权利为主线来丰富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形式和渠道，解决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权力的授予与监督的问题；三是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基点逐步走向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全面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周期率”；人民当家作主；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47-04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从民主原点走向多元路径的构建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讨是抗日战争时期，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关于总结中国历代统治者兴衰成败的对话中提出的。黄炎培提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历史性课题，总结中国历朝历代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希望中共能够找到摆脱怪圈的新路径。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这一对话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执政之后执政党建设的初步思路和方向，也成为我们党探索三大规律之一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原点。
延安时期“窑洞对”中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路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人民监督政府。民主的确立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诠释了民主政治是执政者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和体制基础；后者确立了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的本质关系，揭示了公共权力与人民之间的权力来源与监督的根本问题。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条件下，发挥人民监督政府的主体作用，才能使执政党跳出兴衰成败的怪圈，保持长期执政。
1.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基石。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总体思路，是沿着延安时期“窑洞对”中“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思路进一步扩展、实践和升华的。这种升华首先体现在对延安“窑洞对”中“民主”范畴内涵的扩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诠释了“民主”的主要政治表现形式，使“窑洞对”中抽象的“民主”范畴在新中国表现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制度体系，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其次，融合“民主”与“人民监督政府”于一体，创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在毛泽东指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从法律上明确了公共权力与人民之间权力授予与监督的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宪法作为基础，从1950年到1952年，先后颁布或制定了关于《各级党委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加强人民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人民当家作主政治理念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夯实了坚实的政治基石。此后，这一政治理念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2 . 人民监督政府的单一主体走向多元监督主体的演进。“人民监督政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个原点。这个原点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权力授予与监督关系的深刻内涵，“权力为人民所赋”揭示了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人民所监督”揭示了公共权力的条件和归宿。建国后对“窑洞对”中“人民监督政府”原点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监督政府（政党）主体由原来设想的单一主体变为多元主体。建国后毛泽东探索多元的外部监督体系构建，包括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等，政党监督制度上创造了多党合作与监督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毛泽东更重视人民群众在监督政府（政党）体系中监督主体地位的作用。毛泽东积极探索执政后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政党的实践方法，逐步探索出在“大民主”基础上的“群众运动”的主要实践形式。从20世纪50―70年代，融“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为一体，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依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监督政府的实践过程，揭发、监督、批判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较长时间保持了执政党的纯洁性。
3.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原点走向多元路径的探索。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关于“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的两个原点的回答，是建立在中共根据地局部执政实践经验和对中国兴衰成败历史谙熟基础之上，更多地从执政党的外部监督作为基本思路的。在夺取政权前夜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中共执政后可能出现的腐化等作风，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执政理念，开启了执政之后执政党自律建设的先河，使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路由“窑洞对”中注重外部“它律”监督扩展到执政党自身的“自律”建设。
执政后执政党“自律”建设仍然是按照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三大内容进行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党内整风运动、树立党内先进模范等行为，谋求在思想领域解决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建设中用严厉的手段对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从“窑洞对”中注重执政党外部监督的“它律”到扩展为执政党自身的“自律”建设，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认识的深化。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后加强党的建设的首创性试验。它对延安“窑洞对”中“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原点的发展、丰富和升华，构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世界观、“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和“群众运动”主要监督形式三位一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带有独特的思考和开拓性创新，对执政党防腐拒变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着缺陷：一是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和职能的转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过多体现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执政党建设中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明显缺位；二是“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监督方式缺少现代法制等条件的配套，容易走向其反面，“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2]同时，它不能解决“运动起，腐败消；运动息、腐败起”的问题；三是把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混为一体，过分迷信和夸大群众监督的主体作用，忽视权力结构的内部监督主体相互制约和其它监督主体的配合。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的转换：赋予执政党建设新的内涵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转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折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又汲取毛泽东跳出“历史周期率”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发生了重大的模式转换，主要体现在：从过去注重执政党政治职能建设，转向拓宽执政党经济职能等建设的内涵；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监督方式，把发扬人民民主作为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把健全公民权利作为监督政府的有效形式；注重民主的制度化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避免人治模式等。
1.拓宽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的内涵。邓小平对拓宽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内涵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刻把握世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新态势，从毛泽东过于注重“阶级斗争”的政治职能建设向执政党的经济职能建设转变，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实现了对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内涵的再认识。
邓小平对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内涵的再认识，实质是对决定执政党兴衰衡量标准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体现在执政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要注重政治职能的建设，还要注重经济绩效等，这一认识丰富了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的内涵，逐步形成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党的建设一个基本经验，即把党的建设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使党的建设更好地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把发扬人民民主、保障公民权利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和有效实践形式。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发扬人民民主、健全公民权利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于一体。首先，把发扬人民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实施的前提条件。邓小平特别注重汲取“文革”时期的民主与集中失衡的教训，从新的视野思考执政党建设中“民主”的新思路，这集中体现在拨乱反正时期他对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再认识。邓小平的主要判断是，“文革”中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从而导致思想僵化和迷信盛行。他把社会主义民主提升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之一，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视角给予社会主义民主以新的含义。邓小平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事业的权力，享有各种公民权利，……”[3]321
与毛泽东探索“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取向不同，邓小平另辟蹊径把保障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实践形式。健全公民权利不仅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线，也成为“人民监督政府”的具体实践路径。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保证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业的具体形式，“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3]146此后，他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公民监督政府的具体内容，特别注重从法律层面维护公民权利，“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3]144从此，健全、保障和完善公民权利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主线。
3.以“法制化”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长效机制。如何从根本上保证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监督权长效机制的实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总结“文革”中人治代替法制的教训，邓小平提出从制度上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和公民监督权长效机制的问题，而制度上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使民主法制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146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和其他渠道相比较时再次强调，“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4]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的发展：探索执政党建设的主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中，汲取苏东等共产党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思路由过去“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两个原点，逐步走向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围绕着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建设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这个根本主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成果。
1.从人心向背的高度提出决定执政党兴衰“周期率”的根本标准。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不久发生了苏东剧变，从实践层面使执政的共产党遭遇到“历史周期率”的羁绊。苏东剧变和一些世界大党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使得重视和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思考的全局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5]表明我们党客观承认其执政也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认真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也是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从对苏东剧变的经济原因、体制僵化、意识形态阵地的丧失、西方和平演变的分析，到更加注重分析和汲取苏东共产党丧失人心的教训。江泽民多次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6]首次把民心向背作为衡量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标准。民心向背是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心理归属感，涉及政治权力归属的本质属性，逐步从过去注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条件、物质条件转向政治心理层面，表明中共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2.使社会主义民主下的公民权利由理论逐步走向实践。江泽民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新论断。并深入探索人民民主条件下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路径和载体，使社会主义民主从理论上全面走向实践成果的探索。首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从发展党内民主入手。江泽民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要的是发展党内民主，特别是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其次，要发展人民民主，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改革和完善办事公开、民主评议、信访举报等制度。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在农村全面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使基层民众依法行使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3.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为统领执政党建设的主题。执政党建设的主题是指某一历史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党的建设要围绕着这个指导思想和总目标展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阐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后进一步揭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题。1980年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276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开始注重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逐步揭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题：围绕着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建设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最终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成果，初步回答了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首要重大问题。党的建设主题的明确阐述使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逐步走向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四、新世纪跳出“历史周期率”模式的创新：从点到面深化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
1.将“以人为本”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人民利益本位价值取向，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人民监督政府”的民本理念；澄清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流行的“精英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基础和世界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讲话中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7]对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分别从“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念以继承和发展的螺旋上升轨迹回到了“人民创造历史”的逻辑原点。
2.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线。改革开放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中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目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第二代领导集体执政时开始破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把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建设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同时，怎样建设党的主线开始破题，2001年建党8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两大主题：“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8]中国共产党以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开始显现。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的战略谋划和思路，首次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初步提出党的五大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容，提出了执政党建设“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即：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条主线、五大建设”使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路径更加明晰，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3.完善公民权利的多元渠道，充分发挥健全人民监督主体的作用。在完善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 （下转第53页）（上接第49页）健全人民监督政府的“它律”建设始终是保证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条主线。胡锦涛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50周年讲话中指出：“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我们党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明确把人民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56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政治有序参与，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中国共产党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形式，本质上是逐步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延安时期“窑洞对”中毛泽东以简洁而深邃的回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的原点。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在随后的实践中，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探索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模式发生了变迁，并在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愈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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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