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3年-1927年的《中国青年》是大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久、最杰出的革命报刊之一，其创办发行与宣传，成就辉煌，其中凝结的我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有：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重视思想文化队伍建设；思想文化宣传既要面向大众，又要提高大众；坚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思想文化。
〔关键词〕 思想文化工作，《中国青年》，大革命时期，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52-04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以下简称《中国青年》）是我党领导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从1923年10月创刊至1927年10月第一次停刊，其间共出版168期，留下了240多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中国青年》全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复杂局势下对广大青年的宣传教育和指导，曾启发和引导成千上万人走上革命道路，积累了我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今天加强党对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有着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报刊作为思想文化宣传的主要传播和回馈途径，在近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是在全国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党的政策策略和共青团决议的重要阵地，担负着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的特殊政治任务。大革命时期，我党始终坚持对刊物的正确领导，保证《中国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党对广大青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有力工具。
（一）政治领导。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中曾就团的出版物明确指出：“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具体到对不同阶层的宣传上，要求“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对于农民则“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1 〕 （P15 ）
为加强革命宣传教育工作，1923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又联合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颁布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该组织法第1条规定：“教育宣传委员由C.P.及S.Y.两中央协定委派委员组织之；其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C.P.中央，并对之负责；至于组织上工作上之分配，概依两中央之协定议决而定，自当服从此等议决而于指定期间执行每次所分配之工作。” 〔1 〕 （P18-19 ）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的组织、宣传等作了详细规定。在青年工人运动方面，中央指出：“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要求通过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等，以确定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方针；在青年农民运动方面，中央表示：“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要求注意乡村教育；在学生运动方面，中央要求：“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 〔1 〕 （P41-44 ）《中国青年》正是以此为指导来精选文稿、细心编辑文章的。
（二）思想领导。首先，党对《中国青年》的思想领导体现在要求它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在党的指导下，《中国青年》既向广大民众介绍一些马列主义入门的书，也向一批知识分子介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既系统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也联系实际宣传马列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急需。党要求《中国青年》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介绍要深入浅出，主要目的还是希望籍此提高广大民众认识世界、分析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党对《中国青年》的思想领导体现在要求它完整、科学、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时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2 〕 （P1298 ）在大革命时期，党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大政策和策略是：争取多数，联合多数，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为此，党十分注意在《中国青年》中宣传与国民党联合，宣传 “革命统一战线”，并积极维护统一战线，号召为革命实行大联合，为争取解放而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作为把革命的意识、革命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的重要平台，使千千万万群众的革命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
（三）组织领导。党对《中国青年》的领导还体现在组织上的关心。《中国青年》的主编和主要编辑者是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精挑细选产生的。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主编先后为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局又明确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之下，组织一编辑部，负编辑《中国青年》和供《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之责，并指定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为编辑员。此后陆定一、刘昌群等也在不同时期参与过《中国青年》的编辑。由于革命情况复杂，局势不断变动，这些编辑骨干往往身兼数职，他们因革命需要还不时被党组织调往其他工作岗位，对此中共中央也曾表示要着力解决。如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组织问题议决案》就指出，过去党对于共青团的工作，“有几处地方任意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而未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是妨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发展的一错误，以后各地应注意纠正这种缺点，尽可能的不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同志。” 〔1 〕 （P72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又再次强调：“党对团的指导与帮助，须注意保持团的独立精神……不宜任意调用团内负责同志，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 〔1 〕 （P111-112 ）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重视和对团刊尤其是《中国青年》的领导、指导可见一斑。
二、重视思想文化队伍建设
党领导和指导下的团刊实际上也是党的喉舌。我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宣传队伍的建设，十分注重《中国青年》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的选择与培养。
（一）重视编辑队伍的知识结构。《中国青年》的编辑群体有着完整系统的知识构成。作为刊物文稿的组织者、设计者、评论者甚至是作者，《中国青年》的编辑者大多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像恽代英之于唯物主义的宣传深刻精辟，其原因即在于他本身毕业于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且成绩优异，位列“三甲”；恽代英于中国教育界和学生运动的宣传鞭辟入理，也因为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本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像邓中夏、林育南之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宣传能够大开大合，其原因在于二人本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在全国、在武汉等地的领袖；像任弼时之于马列主义的宣传能够深入浅出，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刻苦学习等等。同时，《中国青年》的编辑者大多又具有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广博知识，是熟悉编辑业务知识的“专家”式编辑，或称“编辑家”。在编辑《中国青年》之前，恽代英曾在中华大学主编过《光华学报》等；萧楚女曾担任过《崇德报》、《新蜀报》主笔，主编过《少年先锋》；林育南和恽代英等一起创办过《新声》半月刊；李求实主办过《日日新闻》；邓中夏创办并主编过《先驱》；张秋人担任过《非基督运动》编辑，接任毛泽东编辑过《政治周报》；张伯简曾兼任《平民之友》主编，等等。总体上说，《中国青年》的编辑知识结构合理，有着高层次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二）重视培养作者队伍。党领导的革命报刊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注意培养工人、农民、士兵写文章。1904年，列宁在《给同志们的信》中曾反对有人认为“只有著作家才能办好党的机关报”的言论，他说：“恰恰相反，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有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 〔3 〕 （P86 ）我党在锻炼培养《中国青年》的主要编辑者之余，也注重培养造就新一批革命的战斗员和思想文化宣传干部队伍。以培养卓恺泽为例，他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长期坚持与《中国青年》的主笔恽代英、萧楚女等保持紧密联系，在他们的教育宣传影响下，卓恺泽迅速成长为共青团北方区委委员，并负责宣传工作。他先后以“砍石”、“石”等笔名、别名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28篇，发表文章总数仅次于恽代英、萧楚女、刘仁静、陆定一、刘昌群等人，位列第6名。
三、既宣传大众，又提高大众
《中国青年》作为党领导下的团刊，在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起到了既宣传大众又提高大众的作用。
（一）注重作者群的结构。广大作者是宣传引导革命群众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队伍。从总体上看，《中国青年》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党的立场来为《中国青年》创作的。为使《中国青年》的宣传文化教育富有针对性和成效，《中国青年》在组稿、选稿、用稿时极其注重作者群的结构，目的是使他们的宣传既能普及大众，又能提高大众。
从政治结构看，作者群中既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刘仁静、陈潭秋，中央各部重要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等，也有共青团中央的几任书记，团中央各部负责人张秋人、刘昌群、陆定一等，他们都能高屋建瓴分析世界及中国革命局势，从战略上指引人民群众。
从专家结构上看，作者群中即有领导各阶层革命运动的专家，如工人运动专家邓中夏、林育南，学生运动专家恽代英、萧楚女，妇女运动专家王一知、杨之华，军事运动专家戴克敏等，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任弼时、谷二、郑超麟，诗人朱自清、刘一声，文艺评论家郭沫若、沈泽民，小说家茅盾，翻译兼美术家齐白石，等等，他们都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给予广大青年以指导和提高。
从阶层结构看，学生作者有汝良、泽鸿、玉龙、YC、张景良、至诚，军人作者有刘佩隆、戴克敏、刘英，宣传介绍工人运动的工人作者有绍予、杨云、经见、云烈，农民作者有惠民、孝承、小卒、新予，等等，这些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最接近，他们的语言文字最切合群众口味，他们创作的内容从群众中来，最贴近群众实际，他们对群众的宣传最富有针对性，因而效果显著，是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
从年龄结构看，在保证文章质量的前提下，《中国青年》刊发了各年龄层次作者的文章。在年少作者中，第54期《我们女子底人生过程》作者勉行为14岁，第70期《常预备着》作者Fennie Tomaszuski年仅11岁。年长作者有陈独秀，如他在《中国青年》第1期发表文章《青年们应该怎样做！》时，即已44岁。其他作者大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由不同梯层年龄作者所创作文章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更符合经历各异、年龄有别、兴趣不同读者的各自口味。
从国外作者结构看，既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等，也有殖民地国家的诗人、评论家和一般作者，同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它们的作品能帮助广大读者开阔眼界，拨云见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引导中国民众积极参加革命，勇敢奔向社会主义的明天。
（二）注重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在广大编辑的努力下，《中国青年》既克服了国内外一些党团报刊只注重思想的针对性，而忽视内容和形式的可读性倾向，又克服了一些通俗性报刊只注意内容和形式的可读性，而忽视思想的正确性倾向，把刊物思想的正确性与可读性有机统一起来。同时为使《中国青年》能普及到更多读者，影响他们及其身边的人，《中国青年》的编辑也特别重视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中国青年》在精心编辑出版后，通过多种途径销售与推介，发行量从最初的3千份逐步增长，最高时达3万余份。《中国青年》对大众的宣传教育影响，其出版发行的数字比高声喧嚷更为雄辩有力，更能说服人。
在提高各界青年群众方面，《中国青年》通过各种途径深入浅出地传播马列主义，引导他们掌握理论，帮助他们随着不断变化的情况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宣传，使他们懂得和掌握党的纲领、政策和策略，从而提高他们革命的自觉性；同时，《中国青年》在努力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化素质上也表现突出，先后精选了27篇诗歌和散文、17篇小说、6首歌曲、3出戏剧、3篇寓言和童话、80余篇杂文，以及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等。总之，《中国青年》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通过宣传与提高广大青年民众，进而将他们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团中央周围的。
四、坚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思想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整个无产阶级在现存社会中其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国青年》在宣传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一方面反对封建主义残余，一方面又抵制资本主义等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
（一）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4 〕 （P707-708 ）《中国青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富有积极意义、古今相通的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价值模式、人格范式等，给予充分肯定。如在“仁”的政治理念上，《中国青年》的作品处处渗透着“亲民”、“爱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等以民为本的思想；在“良心”道德上，《中国青年》的作品不时透露出仁、义、礼、智的道德心理，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像萧楚女即在《中国青年》撰文对于朋友见乞讨者无怜悯之心表示憎恨，恽代英等对国家主义者缺乏是非之心表示痛斥；在“人格”精神上，《中国青年》的作品洋溢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浩然精神，像《哀悼我们的战士――黄静原同志》、《悼唐继盛同志》等都将革命“英雄”的人格展现于字里行间。同时，《中国青年》对传统思想文化中错误的“国家”观、“英雄”观以及一些世俗伦理等，给予了无情批判。在家庭伦理方面，《中国青年》的作品处处展现出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的批判，要求做子女的学会独立，反对女子“三从四德”，鼓励他们参加革命实践。《中国青年》的作品理智而坚决地抛弃了那些封建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的传统思想文化，批判继承了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实践的优秀传统思想，旗帜鲜明地引导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向前看。
（二）批判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外国的古代文化、近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中国青年》认为凡是有利于大革命发展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4 〕 （P707 ）《中国青年》反对对外国文化照搬照抄，它对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大加鞭鞑。《中国青年》广泛宣传非基督教运动，介绍各地的反基督教大同盟活动，在深入批判基督教的唯心本质和其文化侵略性后，引导教会学校学生纷纷脱离教会教育，以走上革命之途。《中国青年》对从印度传来的泰戈尔文化也进行了辩证分析，在肯定泰戈尔对世界文学的有益贡献时，对其带有“佛学”印记的“东方文化派”思想又给予了剖析，斥责其中包含的“无为”政治思想对我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破坏。《中国青年》总是果断而坚决地抛弃那些国外传来的不合时宜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同时也批判吸收了古代外国文化遗产，汲取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中合理的民主主义成份，对于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斗争文学则加以讴歌和赞赏，及时发表与宣传。
对于马列主义思想和新生的苏俄文化，《中国青年》的态度是将其拿来进行重点介绍。《中国青年》兴致勃勃地宣传新生的苏俄无产阶级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是进步的，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对于在黑暗中探索的中国民众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能为中国大革命提供无限的动力支持和智力保障。从宣传内容、形式和目的看，《中国青年》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展开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与宣传的，它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重在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中国革命情况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是“有的放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青年》对苏俄无产阶级文化的借鉴与宣传并没有替代自己的创作，它主要宣传与介绍的还是中国革命宣传者自觉把中国民众的思想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民众中去为民众所接受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
参考文献：
〔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Z〕.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孟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