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下文简称“高”)：至今，与军事力、经济力相比，文化力常常被看低，尤其是现代社会可以说是在轻视。但是。证明人的证据就在于有没有文化，现在该是重新认识文化力的时候了。我愿与池田先生和更多的有识之士一道，以一腔热忱发警世之呼吁，著警世之文章。
池田大作(下文简称“池田”)：高先生在《文化力》中针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失衡”敲响警钟。从一个层次来说，我猜测高先生指的是构筑人类社会财富、技术的“物质性”和道德、信仰等“精神性”之间的平衡吧。我深有同感。
如今，贵国在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领导班子下，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同时，正在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实现这“融合”、“和谐”理念的基础，我认为非“文化力”不可。贵国作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坚持走和平大道是人类的巨大希望。
高先生着眼“文化力”的意义实在深远。
高：我决意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刚才我也稍有提到，是我感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化被忽视了。中国文化界常用一句话来形容某些人对文化的态度：“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只看到经济力、科技力，而忽视了文化力、精神力，这恐怕是一种世界性的流行病。文化不仅仅是力量，而且是灵魂。它是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和牵引力。
池田：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可以说日本也一样吧。
这让我想起当年与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讨论的内容，即“对于饥寒交迫的人来说，文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博士说：“为了艺术的真正艺术，同时也是为了人生的艺术。”他又加重语气地说：“文学，是能应付人生种种挑战并战而胜之的人性本能，所以切莫失望，要从正面向人生的诸恶和困难挑战。”如此说起来，汤因比博士也是一位坚信“文化力”的人士。
高：我对文化的执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都目不识丁，是“睁眼瞎”，这使我真切地感到人生没有文化便没有光明。
1935年11月7日，我出生于北京通州一户贫穷的家庭。家中房无一问，地无一垅。母亲生我时已经48岁了，困苦的生活使她的身体十分赢弱。我一出生就没有奶吃，虽是个婴儿，却满脸皱纹。有人开玩笑道：“高家生了个小老头儿”。于是，村里的人都叫我“小老头”。这个丑陋的乳名曾一度压得我在同村的孩子中抬不起头来。幼年时代的我，仿佛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有时饿得受不了，就和小伙伴们到荒坡上挖野菜，野菜虽然很苦涩，但能充饥。
池田：多么艰苦啊，谢谢您的坦率，相信一定能够鼓励那些经济拮据的青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幼年就边打工边刻苦学习的吧?
高：是的。为了不饿肚子，混口饭吃，9岁时我就去了离家100多里的石景山制铁所做“小苦累”。没日没夜地砸矿石焦炭，抬废铁炉渣，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那时，当童工的孩子很多，一天都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还被逼着“打连勤”(即连着干一天一夜)，又累又吃不饱，吃的是发了霉的混合面。我面黄如蜡，骨瘦如柴，终于累垮了。在病中，我呻吟着一首自创的《童工谣》：
火车一冒烟儿，到了石景山儿，／鞋也掉了底儿，袜子耍了圈儿，／吃了花子饭儿，住了花子点儿。／爱吃不吃，三月两月不开支。／爱干不干，一天三顿混合面。／爱活不活，挨打受气没有辙……
痛苦的环境磨练了我的耐力，艰难的生活铸就了我的性格。我像荒原野岭上的一棵小草。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却因此有了更为顽强的生命力。
池田：太感人了，我难掩热泪!高先生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榜样。
“男儿屈窘心不窘，枯荣不等嗔天公”(李贺诗句)。少年的您决不屈服于极端的苦境，我要把您的这种奋斗告诉给全世界的青年人。您的《童工谣》感人心肺!
我年轻时代也曾咏歌赞扬那些宛如无名的路边花草一样顽强奋战的朋友们：
他要活下去／罗列在绿茵上／顽强地活着／不畏秋霜／以不屈的意志与天生柔韧的抵抗力／他愉快地活着……，／你是多么伟大啊／你是多么勇敢啊／你是多么明朗啊……，／你历经艰辛，我在默默守护／你的真，唯我来歌颂／你的姿态，将是我一生的方针……
高先生就是在逆境中勤奋学习过来的。
高：的确，我自幼喜欢读书，六七岁的时候，见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我也曾哭着喊着要上学。妈妈说：“傻孩子，咱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呀!”
1945年日本投降后，10岁的我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然而，我并非上学之后才读书的。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就时常读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等启蒙读物。那些书是从街坊家借来的，他们还领着我读，教我识字。
池田：真不愧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句)。我眼前浮现出双眼炯炯、敏锐地专注学习的年幼的高先生英姿，而且，您珍惜街坊恩义的心意令我感动。
虽然不该与高先生相比较，我少年时代也苦不堪言，家境不济、战争、疾病。直至成人，终无安心学习的环境，但自己一直努力看书。书是精神的伙伴，我殷切期望当今的青少年也能体会到看书的乐趣。
话又说回来，您好不容易上小学，又因不得不打工帮补家计而中途退学?
高：是的。我只读过5年小学，但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一直努力抓住一切学习机会，是文化改变了我的命运。因此，我真诚地希望用文化的力量改变更多人的命运，甚至还奢望用文化的力量改变国家的命运。
池田：“劳苦即成长”、“苦斗即胜利”――支撑高先生无止境向上的人生基础，在于少年时代可贵的学习和努力。我认为，个中蕴含着“文化力”的原型。而这种“文化力”是作为“人的生存力”的“文化力”，以及作为“为了他人的生存力”的“文化力”。
青年，不因处于优越的环境而幸福，有时，反而因此而不幸。
我想起了日本著名作家吉川英治的话语。他曾对一位富裕的青年说：“一般来说，青年都在反复地与热情相搏斗中得到成长，而你太不幸了。过早地看了太多的美事，吃了太多的美食，没有比这更不幸。因高兴而高兴的感受性退减，这对青年来说太可惜了。”
高先生把最不幸的生活境遇改变为最好的学习环境，在人民中学习，发挥千锤百炼的“文化力”为人民做贡献，作为国家代表性的领导人而大显身手，率先强调“文化力”的重要性，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
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论述了文化对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等各方面的影响作用。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文化力课题，并提出了“文化先导力”这一概念。这在当时可能有些不合时宜，甚至骇人视听。有人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却提出什么文化先导作用，看来有些背离时代了。然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两位先生却赞成 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对经济存在先导作用，文化是具有先导力的”。
池田：我知道，两位钱先生都是著名科学家。
我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与当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先生会谈过，他曾加强语气地说：“希望中日两国青年能来实现我们未能做到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
钱学森先生于去年秋天辞世，世界为之惋惜。俗话说英雄识英雄，有心人早就赞扬您的慧眼啊。
高：“路似弯弓人似箭，射穿天地不回头”，这些年来，我从未放弃对文化力与文化先导力这一课题的探索与研究，并不断地深化与完善。
2007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软实力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正式提出了“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这一时期，我的《文化力》一书已酝酿成熟，安排在秋季出版，也算是瓜熟蒂落了。
同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让我异常惊喜，也证明了《文化力》与中央政策不谋而合，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奏出了时代精神的先声。
池田：佛法上很重视“知时”，即在最深层的次元回应“众望”――适从民心。高先生倡导的“文化力”，在贵国已成为合“时宜”的思想。即使从围绕文化的状况来说，也该是强调文化重要性的时候。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物心两面的成果，是精神遗产。以衣食住为首，包括科学、技术、学问、艺术、道德、宗教、政治等生活形成的样式和内容，深深地牵涉着人的精神生活。
怎样来继承、创造、发展这文化，是当今最重要的课题。
在此，请高先生为日本的读者就“文化力”的定义简明扼要地解释一下。
高：先生说到“文化力”的定义。这使我想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定义往往不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确切。文化也许更是如此。先生既然考问我，倒让我深思良久。我想，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但文化还不等于就是“文化力”。只有文化转化为力量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文化力”。这就要研究这种力量与其他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怎样通过这些相互关系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007年12月，我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了“用文化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演讲。我认为，软实力的内容虽很广博，但就其主要内涵来说，是可以简括为“五力”，即政治导航力、社会文化力、民众精神力、制度约束力、外交决策力。这些软实力都是以文化力为基础的，因此，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正如先生所论断的那样：“联结地球的文化力是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
池田：1991年，我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软实力的时代与哲学”的演讲。其中，我特别强调的是从军事力、权力、经济力等“硬实力”转变为知识、文化、组织等“软实力”是时代的要求。而能作出解决的哲学，则是东方思想中所阐述的“缘起”那样的思想。重视关系性要比重视个别性更多，而且该是综合性的、内发性的。
今天，时代正不断地向着软实力转变。贵国正向着建设“和谐社会”大步前进。
2008年来访日本的胡锦涛主席在与我的会谈中，我们也就“只有和谐社会才是人类该前进的道路”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一起展望，通过以青年为焦点的更进一步的文化交流，把人类的心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