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新儒学是创新的,以重构现代人思想为己任的儒学思潮,在当今复杂社会环境下,对国人产生了促进儒学学习、民族文化传承,并吸收西方思想解决现代化中的问题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 中国人 影响
现代新儒学是不同于历史的,是创新的儒学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其对当今国人的生活、文化、教育、精神状态均产生影响。它的创新性,在于其在一定程度的历史研究积淀之上,作为儒学重建的一部分,在对历史和现实作独到阐述基础上,对传统儒学进行某种创造性的转化。
由现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导的中国现代新儒学,具有以知识作为先决条件的批判姿态的理性、客体性,以知识评判事物价值,吸取传统精华并加以改进,试图理性地探究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忠孝价值观,展现对个体心灵人本主义的关怀。现代新儒学面对在西方文化和现代生活冲击下难以发展并显得凋敝的传统儒学,试图重构其儒学思想,谋求适应现代的新发展。现当代新儒学正因其这些特征,它对于当今国人乃至世界的影响,就不局限于于丹或李零、傅佩荣等的儒学阐发,不局限于传统经典的现代再解读,而是以现代甚或后现代的眼光理解、改造、重塑儒学形象及内涵,使之适应当下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解决普遍存在的虚无感,焦虑感。
“现代新儒学是这样一种学术思潮,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延续宋明理学研究问题,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融汇西学”,以求中国现代思想建设道路的文化思潮。尊崇宋明理学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精神取向。他们本质上所理解的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宋明理学的精神,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强调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提高道德修养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它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一种保守回应。现代新儒学并非与孔教派、国粹派以至康梁哲学并列的文化保守主义,我认为,它还是更加开放的文化开放主义,是保守主义的现代变体,因为它已经面向现代改进其学说。它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在理论上具有创造性,主张在认同儒学传统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哲学及文化。
牟宗三认为:用科学方法研究文化,则历史文化毁矣。他主张研究历史文化,应把文化收进来,落在生命上,落在生活上。这种要求人们抱着同情和敬意的态度研究历史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带有感情与敬畏之心的思想,正促成了当下国人怀旧,学古,尊古的风尚。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并不会走向自我文化的迷恋,而是积极的一种态度。牟宗三指出,儒家是人文教,即道德宗教―――“道统”,是由孔子至孟子至荀子再至陆王,周程张朱,这一路正统走下来的,是心性之学。正是在这一点上,促使时人重视个人内心修养,勤勉忠孝之风兴盛。牟宗三认为“道德的宗教”是一种“道德的形上学”,不是知性的道德哲学,而是通由道德而接近或达到形上本体的实践经验。这种说法提升了儒学的层次和深度,使之与道德有机联系起来,阐述了儒家最重要的―――道德是一种通道,进入人格高端修为的通道的观点。反观当下,社会形上地标榜返璞归真,诸如人性的解放,原生态的流行,形下地追求正名,合法,追求外观上的现代化,形上的目的催促形下的转变,形下的转变又促进形上的转化。或者可以说,形下地也在标榜返璞归真,形上地也在追求正名,互相促进。这两端形上与形下循环起作用,在矛盾中转化,这是道德理想的错位。牟宗三说:“观念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在实践着人的意识中潜移默化,曲折婉转地向自身的固有目的而趋,构成所谓历史精神”。他从而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人总有一个向上向善的本愿”。这本愿发自人的"道德的向上的心",即是孔孟经典中所说的“生动活泼怵惕恻隐的仁心”,作为人生宇宙的灵根,它引发决定人的道德思想实践方向的人文理想。这向上向善的本愿,又恰似佛教教义,无非是教人向善,敦厚善良。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即以理想笼罩文化形态,以道德笼罩理想观念的主义,得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在西方现代生活中外延过于丰富的“自由”与“民主”生发新的方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提出,为人们在世俗中实现明媚的目标指清了道路。不同的民族精神都是历史精神的表达与传递。民族精神之中“民主政治之实现就是道德理性之客观的实现”(―――《道德的理想主义》)这种观点是当时牟宗三的认识,对当下思想界认识民主,认识民主政治也有所启发。“儒家的人文主义”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就是“道统”+民主+科学。这是对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的儒学补充。现代新儒家也接受西方思想,以人文为阐释对象,对西方思想加以转化,依我看,这种衔接还有待完善,其产生的影响也不甚大。“道统是根本,是文化生命,而中国却是有道统无学统的”,这造成了中国文化未有逻辑数学与科学,亦无西哲中的知识论。这无疑是中国文化一大遗憾,所以重道德,重道统的同时以智入学,重视学统当为必要。
牟宗三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有“一本性”的,即一个源流,多散而合一传之。要坚持“一本性”,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就须依儒学内在的“道德主体”为中心为本体加以收摄。现在这一思想已被大多数人认可,从中探寻出对外交往之道,增进民族自信。“一本性”要求包容各种思想,融汇各种思想,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国学体系之中。
承认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即孔孟宋儒一脉相承,还要认识到其主位性,要从自家的文化生命内部长出民主与科学,这是牟的主张,可是,必须知道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不是包含于中国古代思想之中的。何况这谈何容易,难道拿来主义已经过时?我想,应适当地在拿来之余重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与西方文化可相比较之处。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不仅限于历代儒家经典中的教义,还包括受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而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由于社会进化和历史的缘饰与歪曲,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即儒学的充分实现。反观当下,儒学制度化已不可行,可儒学行为艺术化,比如祭孔,祭黄帝,诵读经典等等又在兴起。在具体期望得到实现的过程中,礼仪首先被尊崇被实现,道德步其后尘,而最终的内圣外王之道和仁心倒难以贯彻。儒学式微已成不争事实,现代新儒家们的努力也难以成效。“制度的死亡是儒学死亡的根源,从北洋承认政治制度落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政治制度破坏到社会制度全新改变,其中每一次传统制度的崩溃,都意味着儒学的瓦解,这不仅成为旧儒学也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困境。而中国在过去为何总产生不了民主,为何科学难以立足,人们普遍认为儒学是其真正敌人,因为精神和观念总是在变动中最后退出舞台的东西。因而当今既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最热烈紧张的时代,也就是反儒学最高涨的时代。”①但又显见,前一阵子复兴儒学呼声高扬,一些人为之兴奋,盲从之,现有两条路,一是变作闹剧,一是真的走向儒学之复兴。
其实并非西方思想侵入直接导致儒学的解体,按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说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在晚清,今古文两派就国家兴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接受西方思想,却是从自身儒学的内部开始革新工作。在儒家文化遭遇批判、发展困难时,康梁等人的思想从儒家本位出发,继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儒学在可见的未来是否足以推行?余英时曾表示,制度已死,儒学不可能恢复其主宰地位了。但人的集体记忆不易消除,西方也无法消除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对于未来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余英时(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是)认为儒学必须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而这也是儒学面对现实困境的一退步;另一方面,要向“日用常行化”方向发展。我想,在日常行为中深化儒学影响,是以作为精神指引的儒学思想引导正确的行动,但并非以重塑儒制为目的,也并非着意强调儒学的存在。日用常行,重在修身、齐家的私领域,重在个人修养的提升和行为准则的约束。在失去建制后,儒学可否自建脱离政体的制度保障?或者说,当初基于儒学儒教的政治制度与儒教间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而仅以其为精神统帅,以致后来儒教无法自立?儒学是在失去制度支持后回归到学术,回归到教育这一本职上来,这样,也许仍可得以发展。
下面再回到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上来。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发端者的梁漱溟,在五四之后时期,一战爆发西方陷入自我怀疑之时,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梁的生命哲学认为,文化的根源在于其根本的意欲。这里,人的不满足构成的意欲是体现生命性的,而中国儒家对待意欲,是在调和、持中中求得满足,不同于西方的奋力求所得和印度的禁绝态度。梁的文化哲学提出的文化演进过程即西方社会会由向前奋力到调和,再到向后的禁的路向发展,这也正像现在社会面临的发展前景一般。所以,中国要学习西方向前的、奋斗的路向,还要在中国调和、中庸的路向指引下进行,中国人的平和无我的态度要发扬,要以健康充实的情感寻求不同于西方却达到目的的路向。梁在当时即提出为此要有简单、平淡、快乐、率性的生活原则,融西学于儒学,用道德人本主义纠正对科学与物质的迷狂。这些正符合当下倡导的社会理念,符合国家发展的目的措施。
在经历了之前的发展准备过程,70年代末儒学开始了以复兴和重构为任务的思潮,大规模、深层次的现代化运动得以铺开,为思想文化层面的变迁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西方文明引导世界,但被认为弊病丛生的当下,随着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加深和信息的发展散布,环境危机、核战争危机、石油危机等外在危机和人心灵生活的疏离、空乏正引起广泛关注。现代新儒学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寻求矛盾的解决之道,以求对这些世界性问题作出回应。当下儒学寻求借助解决问题以复兴,关键在于对古时以实践践履信仰的现代性发扬与承继,而这对当代时机渐已成熟的态势下的新儒学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儒教的宗教性已不明显甚至毫无展现,它更多地存在于文化历史之中。现代社会与分工发展导致人格与学说、实践与信仰的分离,使得再寻得一个儒学与儒者相结合之纯粹的人显得尤为艰难,于是作为一种传统资源,加强对儒学的宣扬和普及,转变未来人的理念,儒学或说现代新儒学才可寻觅到自己的实践者。
当今中国形成了多方面信息社会,高强度的现代化城市生活,如何运用儒学思想求发展,真正实践儒学思想是现代新儒家讨论的关键。在网络时代,人们潜意识中很多方面运用了儒学思想,只是因与多元思想的杂糅而难以辨别。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物质、精神与人都产生疏离叛逆之感,发展的前路展望起来显得虚无缥缈,在借助传统儒学思想提出科学发展观念和和谐社会之后,现代(或当代)新儒家面临的便是顺应时代潮流,为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并解决后现代焦虑疾症建言献计。于是,海外对当代儒学运动积极助力的杜维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与新思考。以他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学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及哲学,受西方学术训练进而掌握现代学术的系统方法,更具有文化多元主义的胸怀和视野,因而不再护教心切,这无疑在某些方面对儒学的发展是有利的。
“杜维明一直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及其人文价值的挖掘,秉持充分对话的理性精神和直面挑战的刚毅姿态,一系列研究及宣传活动取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②对中国自古已有的实用理性、现在流行的单纯的工具理性崇拜思维采取了批评态度的杜维明认为包括西方的工具理性、物质主义、进化思想、乌托邦理念(共产主义)以及现代法律、民主、人权乃至市场经济等,中国人被这些观念所征服。中国人接受了以无神论、科学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启蒙心态,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把人工具化、功利化,进而由物役使地异化了。杜认为应以包含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伦理观念的关于如何做人的宗教哲学传统的儒学来对日益工具化的现代文明作重要补救。我想,这可以包含教育上的,制度建设上的以及文化宣传上的三方面,使儒学思想适应现代社会,进而改造现代社会。讲究“内在超越”的儒家终极关怀,是要在复杂的凡俗世界中另创一套精神领域,以此全面地转化世界。杜维明所讲的人所具有的内在的超越性,认为人是天人合一理论中具有能动作用的一方,人须通过自我发现、自我努力去共同实现创造的过程。儒学讲究的自我完善,正与现代强调个人独立,自我实现是契合的。这种作为“为己之学”的儒学,不是为了自我的功利,而是指向一种人格的、精神的目标,它指向内在德性的完成,并以人的内在心灵、精神、境界的扩展或提升为归宿。“假如只有西方的工具理性所代表的思考模式,东亚地带、太平洋地区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垄断、争夺、扩张,那么,人类的前进不是黯淡无光么?……假使中国通过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竞争渠道,把欧美所代表的发展典范灵活运用,在国贸方面大展宏图,我们就能心满意足吗?……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我们不能深思熟虑作为醒来的巨人,我们对人类前途的观点和责任是什么?”③因此,必须在西方文明各式思想架构中寻找有利于改造传统儒学思想的内容,在儒学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问题的内容,二者互补。要学会在对两种文化的深刻把握基础上回应西方,包括理解、批判、吸收和整合。
梁漱溟搞了十几年乡村建设,积极推进学习科学,张君劢强调应像对待血清剂那样对待科学,尽量注入到中国这“老病的躯体中”,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提倡“科学之精神”,新儒家并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以为科学无所不包的“科学主义”。对于过分科学化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工业社会危机四伏,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反对主客二分,崇尚和谐,这与现代新儒学所倡导的不谋而合,但新儒学又要与后现代主义区别开,这显然是容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力图走向人与自然交融为一的内在性,而现代新儒学则试图在缺乏认识论传统的背景下,在以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建构现代认识论、使德性与理性结盟,最终达到和理性主义主导的科学民主的现代文明世界相衔接。”“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新儒学一方面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及西方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价值,并谋求传统儒学与之的契合,另一方面又关注其负面效应,强调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医治西方弊端的良药。现代新儒学对科学和民主的要求是真诚的,他们提倡富有现代性格的儒学。”④
综上,现代新儒学不仅在伦理道德和解决哲学问题方面起着作用,对社会生活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如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和儒学复兴运动)。现在要重视儒学,正是因为其对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②陈 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③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三联书店 ,1997.P278-279.
④吉献忠.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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