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1987~2010年的数据，运用ADL滞后回归模型的思想和滞后效应的概念，以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判断标准，对FDI、R&D技术创新变量的滞后期做出估计并进行测算。结果表明，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整体上影响并不显著，对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着负向外溢效应，FDI并不能实质性提升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分组研究表明，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由1987~1998年期间的不显著影响逐渐演变为1999~2010年期间的显著性影响，而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强化了FDI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技术扩散过程，但同时FDI对R&D研发创新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
关键词：FDI；R&D；技术创新能力；滞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44-06
Impact and Evolution of FDI and R&D on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gged-effect
YAO Zuo-wen, CHEN Xin-w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nual data from 1987 to 2010, using ADL regression model ideas and the concept of lagging effect. AIC、SC information criterion are used as selecting optimal lag order number of the judgment standard, In order to estimate and calculate the lagged-time about FDI、R&D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ariab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DI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there exists a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to our c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FDI can not bring about the substantive upgrade of China’s c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study o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shows that the not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period from 1987 to 1998 evolved into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period from 1999 to 2010 , and the result is mainly due to the strengthen effect of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the impact of FDI. But FDI created“extrusional effect”and the“substitutional effect” to the ability of R&D innovation.
Key words:FDI; R&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lagged-effect
1 引言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国内研发R&D，R&D投资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可以增强企业吸收现有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具有提高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两面性；另一个是国外技术外溢，技术外溢的一个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FDI能够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来持久地提高东道国的产业集中度和先进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持续有效增长。尤其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进一步突出了FDI和R&D作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作用。
关于FDI、R&D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使用不同理论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FDI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系主要集中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上。Caves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出两国制造业中行业内的FDI份额与当地企业的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认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1］。同时Globerman，Blomstrom和Kokko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乌拉圭的研究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2］。但Haddad和Harrison选用1985～1989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对摩洛哥制造业进行分析得出跨国公司对该国并没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3］。而Aitken和Harrison对委内瑞拉的研究结论更是与Caves、Globerman等完全不同，认为由于外资带来的效率提高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中去，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4］。FDI是否带来我国技术进步，国内学者也从多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分析，江小涓在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后认为由于跨国公司要占领我国市场，自然就会带来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因此FDI进来后就会带来技术进步，这是没有前提的［5］。而王春法在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得出FDI的技术溢出并不像江小涓分析的那么明显，相反，则得出FDI对本地企业R&D研发活动是挤出的、替代的［6］。陈劲等也得出FDI的流入对国内企业区域创新能力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FDI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原创性的科技能力无显著影响。因此，加大国内R&D研发投入，才是增强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同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7］。闫俊周分组研究表明,FDI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正在发生演变,由显著性影响转变为不显著影响，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R&D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FDI的影响产生了弱化效应［8］。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发现，国内外众多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对FDI、R&D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但对FDI、R&D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研究较少考虑技术溢出效应的“时滞”这个重要现象，在没有考虑时滞的情况下，会高估技术溢出效应，所以为了描述和模拟经济数据的生成，经济模型中的行为和技术关系就必须包含时滞［9］。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首先重点运用ADL模型思想和滞后效应的概念，以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判断标准，对FDI、R&D及技术创新变量的滞后期做出估计并进行测算，整体分析FDI、R&D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其次对研究数据进行分组，深入研究我国FDI、R&D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阶段性影响及其演变趋势。
2 计量方法与理论模型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存在着时间滞后效应，某些经济变量不仅受到同期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过去某些时期的各种因素甚至自身的过去值的影响。因变量受到自身或另一解释变量的前几期值的影响的现象称为滞后效应，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因技术原因造成的滞后效应。
在出现滞后效应时需要对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修正，本文主要运用滞后回归模型中科伊克（Koyck）方法的思想，科伊克方法是将无限分布滞后模型(1)，转换为自回归模型，然后进行估计，
3 实证检验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建立检验模型，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得， FDI、R&D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产出形式是专利,专利授权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现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本文利用专利授权量（Patent Granted）测度我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技术创新水平状况。发明（Invention）、实用新型(Utility Model)和外观设计(Design)三者由于表现形式和作用不同，因此其衡量技术创新的水平也不一样，发明专利最能代表核心技术或核心创新能力水平，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在以下分析中以技术创新变量专利授权量（PG）、发明（IN）、实用新型（UM）和外观设计（DE）作为被解释变量，FDI和R&D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等因素，首先对选取的FDI和R&D指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的FDI和R&D，其次，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再对平减后的FDI、R&D实际指标和未平减的技术创新指标进行对数变化，最后得到的数值用lnFDI、lnR&D、lnPG、lnIN、lnUM和lnDE表示。
3.2 回归分析及其显著性
依据模型首先对对数变化的时间序列进行整体及分组阶段性回归显著性检验，从回归显著性检验结果的收尾概率和R?2看，1987~2010年以及分组的1987~1998和1999~2010年的回归显著性检验的方程均存在无法全部通过1%、5%或10%的回归显著性检验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FDI、R&D投入增加了新技术开发的知识存量，研发部门的新投入正是新技术和由知识存量演化的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向新技术的演化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FDI、R&D对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滞后效应。此外，技术创新的过程是对已有的新产品、新工艺等系统进行实质性改进的过程。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创新的真正突破，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短期内，FDI、R&D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影响并不显著，对技术创新变量的影响也会滞后。
根据科伊克模型的思想以及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以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判断标准，对FDI、R&D增量的滞后期做出估计并进行测算，1987~2010年的整体滞后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FDI对专利授权量的弹性系数为-0.115607 ,在10%的临界值水平上显著,说明FDI对我国整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FDI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59901和-1.350851，仅仅对外观设计专利影响显著，弹性系数为0.468309。这说明FDI对核心技术或核心创新能力的外溢和扩散效应并不明显,相反具有负向外溢效应。同时,从表1还可以看出, R&D对专利授权总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046408、1.324671、1.216281和0.922359，其中对发明专利的弹性系数较大，说明R&D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以上利用1987~2010年我国24年来的面板数据从整体上分析了FDI、R&D活动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那么FDI、R&D活动在这24年间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演变趋势是怎样的, FDI、R&D活动在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同时，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有必要加以细化分析。同时,由于FDI、R&D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时间上是一个渐进、长期的技术扩散和演变的过程,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1987~2010年24年间的面板数据划分为1987~1998年和1999~2010年两个时期来考察FDI、R&D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演变情况以及两者在演变过程中的内在关系。两个时期的滞后回归分析和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在1987~1998年和1999~2010年的两个时期,FDI对专利授权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由负向外溢效应转变为正向外溢显著性影响，弹性系数为0.285270和1.492233，同时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也在增强，弹性系数由0.350409提升到2.159658，但对发明专利的弹性系数由-0.515867演变为-0.922618，FDI在长期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对发明专利的影响负向外溢效应越来越大。说明FDI进入初期并未产生技术溢出或扩散效应, FDI技术溢出或扩散效应是一个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技术扩散过程。FDI虽然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了较大影响，但从长期看依然没有在实质上带来核心技术或核心创新能力的外溢和扩散效应。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正在发生演变,其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增强趋势，但对核心技术或核心创新能力的外溢和扩散的弱化效应越来越显著。而从R&D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1987~1998和1999~2010年间, R&D对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弹性系数由1.511945、1.263367、1.419767和2.688889分别演变为0.945547、0.609207、0.825557和0.629388，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增强趋势，而R&D却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削弱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1999~2010年国家和企业对R&D投入的加大，以及对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视，说明FDI对东道国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国内企业部门必须拥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即人力资本和R&D投资基础，才能成功模仿、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说明FDI在产生技术外溢的同时对R&D自主研发能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王春法，姜江研究也得出由于外资企业在技术上对国内科研保持相对封闭，FDI对核心技术或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不明显，而且FDI对本地企业的R&D研发活动产生挤出和替代效应，通过FDI作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渠道，效率相当有限
［10］。对以上结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1）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核心技术或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具有负向外溢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对于母公司形成了强烈的依附关系。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跨国公司母公司技术的接受者和应用者，而不是新技术的创造者，本身的技术活动相对较弱，再加上在我国的研发活动也不是那么活跃，因此对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研发也非常有限。在对我国技术扩散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几乎从来不参与当地的技术市场活动，既不在那里购入技术产品，也不在那里出售技术，与本地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其它组织之间的技术联系也非常微弱，根植性较差，导致在本地的技术扩散效应较弱。同时，在我国FDI多采用独资或控股的方式进入，大多采取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方式以保持其对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即使在本地建立了研发中心，其主要作用在于进行适应性研究或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上的技术研发，而非对核心技术或整个价值链上的技术研发，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仍由母公司及其研发中心控制。另外由于外资企业在资本、技术和管理体制上具有先进优势,外资企业掌握着产品创新的标准，因此，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产业创新的目标和过程被其主导和控制,也就牢牢控制了产业创新价值链高端的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而国内企业则往往只是进行简单的加工生产，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因此，FDI的进入不但没有带来核心技术的外溢和扩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国核心技术能力的提升。
（2）FDI对R&D自主研发能力存在着“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 从计量分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增强趋势，而R&D却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削弱趋势，说明FDI对R&D自主研发能力存在着“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试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技术进步，黄静认为在技术创新的主体高新技术产业中，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身基础薄弱,本身与外资部门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外资部门的进入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作用下,内资部门很可能弱化研发的动机［11］。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比国内先进很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的进入和存在垄断了东道国原来的竞争市场，排挤了原有的国内企业，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部分行业由于跨国公司进入后造成部分内资企业的市场萎缩，使我国一些本已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产业面临着人才流失和技术主导权失控的困境。可能迫使企业放弃已有一定基础的技术开发能力，转而依靠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技术“挤出”效应，FDI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R&D自主研发能力。Kokko也认为，当跨国公司在某国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并且其与本国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FDI对本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跨国公司投资，通过并购国内潜在竞争对手，这就可能导致削弱、转移或关闭被收购企业原有的创新活动，进而削弱当地的自主研发能力，使东道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对外国形成了过分依赖，降低了东道国的技术阶梯，带来负向外溢和扩散效应［12］。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 FDI的进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溢出时滞效应,但对核心技术或核心创新能力存在负向外溢和扩散效应，FDI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与吸收能力，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外资企业新的产品或技术对国内企业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扩散作用,积极引导鼓励国内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科研机构与其进行深层次的产学研合作，提高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发挥其积极的溢出和扩散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从短期和长期滞后回归分析来看，FDI不能在实质上提升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相反存在负向外溢效应。可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量，而应该实现从追求投资数量向提升投资质量转变。要大力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实证证明自主创新才是提升我国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国家要充分结合产业战略发展目标和方向,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高水平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主导和控制产业创新的目标和过程,把握产业技术创新中的高端价值链，增强核心技术或核心技术创新能力。FDI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的提升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这在实质上影响了FDI、R&D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演变进程。因此,在继续加大R&D投入强度的同时,应优化R&D资源配置，提升R&D投入效率，建立多元化的自主创新科研激励机制，以政府激励为基础，更多地利用市场激励和产权激励的手段，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参 考 文 献：
［1］?Caves R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J］. Economics, 1974, 41: 176-193.
［2］?Globerman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benefits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2: 42-56.
［3］?Haddadm, Harrison A.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42: 5-74.
［4］?Aitken B, Harrison A.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605-618.
［5］?江小涓.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研发行为［J］.科技导报,2000，(9):27-28.
［6］?王春法.FDI与内生技术能力培育［J］.国际经济评论,2004，(3-4):19-22.
［7］?陈劲,陈钰芬,余芳珍.FDI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0,28(1):7-13.
［8］?闫俊周.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演变［J］.技术经济,2010,29(5):12-17.
［9］?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时滞的探讨［J］.技术经济,2010,26(9):49-52.
［10］?王春法,姜江.引进外资就能引进技术吗［J］.红旗文稿,2005,1(8):20-22.
［11］?黄静.对我国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研究――基于工业行业排名分析［J］.经济问题,2010，(11):119-122.
［12］?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s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 27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