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的可用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根据各自的基础优势，找准各自的优势定位，集中力量办好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学科，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 2008年冬，刚刚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柯炳生作为国家外国专家局、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高校校长培训团成员，赴加拿大参加培训，对多伦多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了深入考察，历时20余天。这是他担任校长后的第一次出国培训。如今3年过去，柯炳生校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探讨深化中国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之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的体制和经验，借他山石，来攻我玉。
《国际人才交流》：您曾经谈到加拿大的两大办学经验：一是注重领军人物，二是严把进人关。这些经验对中国大学有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柯炳生：的确，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加拿大高校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注重领军人物，即站在学术前沿的顶级科学家。实际上，一个学校的声誉、地位和社会贡献，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校的顶级教师所决定的。加拿大为了从世界范围内招聘杰出科学家，在大学里设立了2000个首席科学家岗位，由联邦政府提供特殊的条件和待遇。
有的学校如女王大学，为了留住本校的优秀教师，还在此之外，设立了本校的首席科学家岗位，由学校提供与加拿大首席科学家同样的待遇。中国农大在努力引进优秀人才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就开创了优良的传统，近年来的力度更大。
其次是严把进人关。加拿大大学招聘助理教授的过程非常严格，实行公开招聘、层层筛选。在最后的面试环节，对每个候选人至少花一到两天的时间进行全面考察，包括作公开学术报告等。而一旦录用之后，经过5～7年，通常都可以升到副教授的终身教授岗位。这里的关键是把重点放在严格把握进人环节，而不是在招聘来了之后，再通过各种考核评估进行选拔和淘汰。这一点，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高校的人事制度一般是能“进”而不能“出”。中国农大近些年来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了一些改革：所有岗位都公开招聘，实行院校两级面试评审。通过建立一个由校内权威专家为主体的校级审查委员会，对拟引进和录用的教师进行面试和实质性审核。首先是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然后推荐到学校专家委员会进行面试答辩。只有通过了学校专家委员会2／3以上人员的同意，才能被聘用。以上措施实施3年来效果显著。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涉及到5个主要方面：引进、评价、晋升、薪酬、培养。我们在这5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创新，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好的制度。在引进方面，我们既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人才来校工作，也通过面试评审制度，严把入门关；同时，对于不同层次人员的水平要求和待遇条件，按照“千人计划”教授、拔尖人才(教授、青年“干人计划”)、优秀人才(年轻副教授)、普通招录(讲师)4个梯次类别，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比较平衡的体系。这种既提供优惠待遇同时也严把入门关的做法，其重要意义在未来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2010年，中国农大聘请各类海外专家约800人次，其中长期专家53人次，短期专家747人次。分别来自北美洲、英国、德国及日本等56个国家。在“请进来”方面，我们完全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来定，不图虚名，目标对象不是那些年岁过大的大师或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主要是那些50岁以下，在国外做过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人。再就是国外35岁以下拿到博士学位的，或是做过一段博士后的人。
中国农大每年都从海外引进8～10个顶尖人才，人不算多，但非常管用。这些优秀人才发挥了引领性作用，有的已经成为院士。
《国际人才交流》：如何积极推进教师的出国进修和国际交流来培养国际化人才?
柯炳生：中国农大采取了鼓励教师出国进修的政策，只要外语水平达到要求的中青年教师，包括公共课和基础课教师，都可以得到出国进修的机会。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中青年教授出国进修访问和进行合作研究。学校除了积极鼓励教师申报国家留学项目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项目，提供专项经费予以支持，每年都有数十人。同时，近年来，还启动了中青年管理干部的出国培训，选派具备外语交流能力的中青年管理干部，到国外大学相应部门进行考察培训，通常在半年左右。通过这样的办法，更好地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管理经验。此外，3年来，中国农大仅选派出国留学或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就将近400名。
《国际人才交流》：加拿大高校中教师的学术研究环境比较宽松，中国农大的情况如何?
柯炳生：加拿大高校中教师的学术研究环境的确比较宽松，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很少，也很少需要应付各种形式主义的会议、考核、评比等，从而教师可以集中精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另外，学校提供的各种管理服务也比较到位，有助于教师大大减少花费在非业务工作上的时间，提高业务工作效率。如何为老师们创造和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尽一切可能减少各种非业务性活动对他们的干扰，这是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如何把宝贵的人力资源利用好的客观要求。
中国农大进入关把得很严，但是进来后的考核相对宽松，是一种尊重老师积极性的宽松的考核。我们充分尊重老师的主动精神，没有实行量化指标考核制度，而是实行实绩报告制度，从而有助于避免急功近利和虚夸浮躁。我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依靠研究人员内在的积极性，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急功近利。在对老师个人没有量化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我们学校总体发展的各类指标却在大幅度提升。学校专任教师的数量在全国高校排在30多位，但是，各项主要业绩总量指标均在全国高校前20位之内，这说明我们教师的水平和业绩是较高的。多年实践的良好结果，使得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的考核方法是正确的。
《国际人才交流》：在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方面，中国大学和加拿大大学有什么差别?
柯炳生：加拿大大学之间的差距相对而言并不很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重点学科。正是这些特色和重点学科，使得每一所大学部区别于别的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亮点和最具吸引力之处。例如，卡尔加里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才创办的大学，而其突出的特色是能源与环境研究、公共政策研究这两个领域，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全国享有盛誉。滑铁卢大学也是建校历史只有51年的大学，其数学研究却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一所大学的可用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根据各自的基础优势，找准各自的优势定位，集中力量办好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学科，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 这方面，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从整体上说尚存在差距，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这种差距在慢慢缩小。中国农大借鉴加拿大等高校的经验，更加坚定地坚持以农为本，以农立校。目前按照基本科学指标库(ESI)的学科评价标准，我们学校的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环境与生态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和化学等5个学科已经进入了世界排名前1％，并且排名次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微生物学、工程学以及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等学科，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入ESI的前1％。
中国农大发展优势学科，不仅仅是为了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国际人才交流》：给学生以充分的专业选择权是国外所有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我们注意到，本科生可以自由转专业在中国农大已经成为现实，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柯炳生：是的，中国农大的本科生教育改革，借鉴了国外包括加拿大的做法。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大学新生选择专业都有一定的盲目性，并不是其真正的优势所在或兴趣所在。因此，给学生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就非常重要。一些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恰恰是因为不喜欢和不擅长所学专业。
从2011年春季新学期开始，中国农大推出多项本科生教学改革措施，不仅允许本科转专业，还取消了所有转专业的门槛，没有因为成绩原因而设限制，并且可以多次申请转专业，每学期受理一次。中国农大新政策规定，转专业时还可以填报两个学院，每个学院又可以填报两个专业志愿。2011年春季转专业报名数据表明，有的学院新生申请转专业的达30％。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首要基础，也是大学教育以人为本的首要体现。
学生转专业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是谈到不设“门槛”，国内大学还是顾虑较多。主要的担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属于“热门”的学院，申请人太多，接纳不了；二是专业属于“冷门”的学院，怕大量学生尤其是优秀生流失。中国农大的实践探索表明，只要引导得当，措施合理，就既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也能避免盲目转专业。
《国际人才交流》：我国大学尽管发展很快，但相对世界顶级大学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您认为，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目前最缺的是什么?
柯炳生：我认为，最缺的还是“三大”一一大师、大楼和大策。所谓大师，不仅包括屈指可数的学界泰斗，还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教授。世界一流教授，就是受到国际同行认可和尊敬的教授。具体一点说，就是人家对你做的工作是否感兴趣，是否愿意大老远地坐飞机来参加你办的学术会议，来参与你组织的科研项目。大师是核心，一所学校的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学校的整体水平。如果一所大学里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享有这样的待遇，那么这所大学即便不是世界一流，也离世界一流不远了。
大楼是个统称，指所有教学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包括良好的科研条件、畅通的网络服务、完备的图书文献和数据资料等等。对自然科学类学科来说，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没有一定的实验场所，即便招来了大师，也是对大师人才资源的糟蹋浪费。有大楼没大师，大楼就是个摆设；反之，有大师没大楼，大师也会成为一个摆设。
大策就是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学校的管理工作有许许多多方面，但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招到好老师，二是把好老师用好，就是让老师们心情愉快地、富有成效地工作。
所以，你要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我说关键还是缺“三大”：大师、大楼和大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