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
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
戴笠与蒋介石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当人群里的 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与胡宗南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曾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戴笠与川岛芳子
有人在戴笠的临终遗物里，发现了一柄“龙泉宝剑”。这件乾隆朝的国宝，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佩剑。以如此名贵之器相赠，戴笠和川岛芳子的关系被认为非同一般。
川岛芳子有满清皇族的血统，幼年过继给日本人为养女。盛传东北大帅张作霖一案，正出自川岛芳子的手笔。早年事满洲国的川岛，曾乔装男性，跃马指挥伪军骑兵队在热河作战。戴笠由此对川岛芳子心生倾慕。跃马扬鞭的“女侠士”据传向为戴笠所好，为父报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戴笠也对她垂涎已久。
戴笠与胡蝶
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胡蝶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打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往内地，谁知珠宝在半路丢失。为寻得原物，一个朋友就把她介绍给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为博美人开心，不惜自己掏钱，买回一些相同的珠宝给胡蝶交差。
随后，戴笠派人打发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做生意。潘一走，戴笠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建密宅一所，而通往密宅的小路，由铸成“福”“寿”字形的卵石铺成。
但最终，戴笠在胡蝶的梦幻里却没有沉浸得太久，就于1946年3月17日殒命。
神秘的戴笠
在1927年的上海大清洗中，据说戴笠用烧热的火车头内燃机惩治叛徒。他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炉膛烧得通红。受罚的叛徒被绑在炉壁上，很快就散发出肉的焦糊味。昏死过去的人随即被扔进炉膛。戴笠下令，拉响汽笛，以掩盖他们临终的惨叫。
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军统内部的代号是“乙地”（“甲地”则是鸡鹅巷的军统办公地）。“乙地”看押的大多是有叛变嫌疑的军统特务。为了使他们乖乖就范，束手就擒，戴笠通常以密令的形式，召嫌疑犯到南京。密令甚至常常让嫌犯错觉为他正押送着陪同者到南京领赏。一到南京火车站，嫌犯向接头者递上密令，才知道被押送的那个人正是自己，身边的陪同者才是真正的押送人。
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中记载，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