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自1893年2月17日在上海创刊，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被接管，共办了56年之久。《新闻报》是旧中国影响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家大报，其报纸开办虽比《申报》晚21年，但《新闻报》后来居上，报纸销数在1928年突破15万份大关，创下当时中国大型日报发行的最高记录。《新闻报》的资金积累也成倍增长，每年获利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甚至更高，1922年广告收入近百万元，形成了申、新两报并驾齐驱的局面。《新闻报》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该报瞄准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准确定位，及其“在商言商”的经营之道是分不开的。
一、《新闻报》初创时“出奇制胜”
《新闻报》是19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创办报刊的前兆性热潮中惟一的成功者。当时上海报坛的《申报》、《字林沪报》对垒已有十余年，两大商业报已把上海市场瓜分完毕，要想新创一张报纸杀入市场分吃蛋糕，十分不易。
《新闻报》由中外商人合组公司创办，公推华盛纺织厂及浦东砖瓦厂老板、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为总董，斐礼思（F.F.Ferris）为总理。合股公司旋即解体，遂由丹福士独资经营，仍聘斐礼思为总经理。初创时，延郁岱生、蔡尔康为主笔，并由蔡尔康专撰论说。半年后，蔡氏辞职，乃改聘袁祖志任主笔。到1894年，郁氏亦辞去。后袁祖志以年老辞职，主笔改由孙玉声继任。
《新闻报》的成功，除了经济背景之外，斐礼思在经营上的屡出奇招也功不可没。在报纸定价上，《新闻报》采用低价冲入市场的策略，《申报》每份卖十文，《字林沪报》卖八文，《新闻报》就只定价七文。在招揽定户方面，由于上海报贩垄断固定的客户和地段，不买报贩账的斐礼思就另雇“贫人之失业者及报童若干人专发《新闻报》”。但这些新报贩只能沿街零售，定阅者几无一户。斐礼思发现此招失策后，便转以通融的办法，与老报贩头目陆杏荪公开谈判，才算在发行方面稍稍挤进了上海的报刊市场。精明的斐礼思又瞄上了上海以外的地区做为发行的目标区域，由此也增添了“挑报人”这个新行当。原来，当时上海与江南各地未通铁路，外埠报纸由小轮船及民信局的快艇或脚划船递送。而斐礼思出奇招，专雇一批挑报人，每晚12时后，将刚印好的《新闻报》挑送到河滨，装上先雇好的脚划快艇，次日上午即可到苏州都亭桥，由设在都亭桥的《新闻报》分馆立即批售，且还可由苏州转发无锡、常州、镇江等地。这样就比《申报》、《字林沪报》早到苏州一天，一下子就占据了苏州及其他几地市场。此秘密被《申报》、《字林沪报》发现后，两报也纷起仿效。
在延揽广告方面，斐礼思更是奇招夺人。上海各戏园的戏目广告，原只有《申报》独家刊登，连《字林沪报》都未争取到此份额。而《新闻报》则“遣人每日至各戏园抄录，以便照刊，讵园中执事人以为不可，将戏目秘不示人。馆主斐礼思君大愤，令排字人随意乱排戏名，按日刊录，以淆乱观剧之人，各戏园大惧，央人解围，各愿抄送，未几且各愿出资。日久而戏目之外，如有名角到沪的新戏登台，必有特别广告，以期醒目。”尽管此种接近要挟的行径不可取，但也由此可见《新闻报》初创时为打天下而不择手段频出奇招之一斑。
二、汪汉溪主持《新闻报》更加注重经营
1899年11月4日，美商福开森廉价买下《新闻报》，特聘汪汉溪为经理。汪汉溪上任后，更加注重经营管理，使《新闻报》的业务经营蒸蒸日上。其主要经营特色如下：
报纸的目标读者群准确定位为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并兼顾其他类型的读者。这种以工商为主的报纸定位是《新闻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针对当时上海以《申报》为主的报纸多是侧重于时事政治性新闻，具有综合性，《新闻报》提出“在商言商”、“不偏不党”、“经济独立”的著名办报口号，制定了一套办报方针：以经济新闻、商业新闻为重点，以工商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努力适应工商界的需要。 汪汉溪多次说过：“上海人口以从事工商者为最多，我们办报，首先应当适应工商界的需要。” 为此，《新闻报》最早辟“经济新闻”专栏，逐日介绍商场动态，发表商业行情，经济信息十分灵通，逐步为工商界读者所重视。1922年又增辟“经济新闻版”，用重金聘请徐沧水、朱羲龙等专家主持其事，月薪接近总编辑。 由于《新闻报》在准确、迅速报道经济新闻及商业行情方面的主要特点，《新闻报》在工商界及市民中有广大的读者。早年上海许多商店都摆着一份《新闻报》，所以该报又有“柜台报”的称谓。
《新闻报》将广告视为经济命脉，“养命之源”，曾专门设立负责编辑报纸广告的“准备科”。“根据汪氏父子的经验，该报广告与新闻必须保持六与四的对比，即广告占六成，新闻占四成；新闻版面还包括副刊‘快活林’（后改‘新园林’）、‘茶话’及专栏在内。该报每日所出张数的多少，不取决于新闻，而取决于广告。准备科的任务就在于每日晚齐稿时统计当天收入广告有多少，以决定次日所出的张数。所以，准备科事实上就是‘广告编辑部’，而其重要性则在新闻编辑部之上。” 有时准备科还可以“商请编辑部抽去某些可登可不登的新闻，腾出版面来多登广告。”另外，《新闻报》的广告位置也不拘一格，广告形式亦多样。仅以1932年1月27日的《新闻报》为例，当日《新闻报》共4张，广告版面共计有11.5张，占去总版面的七成多。头版即为除报头外的全版广告，2、3、5、6版亦整版均为广告；其他版面中，广告刊发的位置灵活多变，或右半版，或左半版，或上半版，或下半版，或上下二栏均为广告，中间夹新闻，或中间二栏夹广告，余则为新闻……但万变不离其宗，广告的位置总是优于新闻位置，广告的面积亦大于新闻面积，占据版面强势，十分醒目。美国《纽约时报》前老板曾说：什么是新闻？“新闻是间隔广告的材料”。汪汉溪是深谙此道的。《新闻报》由于其广告版面的比例很大，广告信息量大，而新闻倒成了边角余料的点缀，因此人称“广告报”。
在发行方面，《新闻报》设立了负责推销报纸的“推广科”。《新闻报》创刊时仅销300份，1894年销3000份，1899年也只销1万多份，主要行销江、浙及长江流域一带。汪汉溪接办之初，《新闻报》在江、浙及长江一带的承销人不甚得力，他便延聘专职推销人员，到各地“视察”，次第设立分馆、分销处，以后逐渐推广，先就江、浙及长江一带，进而及于边远省份，设立分馆、分销处。到20世纪40年代中，分馆、分销处已达500多处。发行量也由1899年初的1万多份，猛增到1919年的46000多份，1924年突破10万份，1926年达145000多份，1928年突破15万份大关。
《新闻报》对硬件设备方面也极为重视。从1914年7月15日起，《新闻报》采用巴德式两层转轮印报机印刷，宣告结束了平版印报的历史，每小时可印报7000多份。而《申报》在两年后才改用日本仿制的法国马立诺式转轮机。1928至1930年间，《新闻报》又先后购置了美国司各脱厂产的最新复式印报机两部，每部1小时能印报36000份。这样，《新闻报》日销15万份左右的报纸，便可在2小时内全部印完。当时报馆的设备，数《新闻报》最新式、完备。其他如交通运输设备，《新闻报》也很完善。 在通讯设备上，《新闻报》于1922年冬在社内设置了无线电收报台，这是国内报界首创。当时，上海各报纸刊用的外国电讯，都是由外国电讯社收到电讯后，译成中文，分送各报，时间要延迟到第二天才能见报。《新闻报》有专人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当晚译出，冠以“本报国外专电”，于翌晨抢先见报。因此，《新闻报》以消息灵通，全面迅速而著称，声望倍增，销路大大提高。1928年《新闻报》建设了五层报馆大楼，继《申报》之后的又一家拥有自己的新闻大楼的现代化企业大报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新闻业务方面，《新闻报》一是注重扩大新闻来源；汪汉溪曾花钱在各行各业聘请一大批业余访员，为报纸提供最新市场消息。二是以《申报》为竞争对手，在内容及版面上不断改进。如1922年4月15日，《新闻报》创刊《经济新闻》专版；1923年3月15日，又创刊《教育新闻》专版。这两个专版都是《新闻报》首创，后为《申报》仿效的。而《申报》一有改进，《新闻报》也会立即“创造性地模仿”，如《申报》创刊副刊《自由谈》，《新闻报》也特辟《庄谐丛录》一栏，至1914年8月16日起，又改名《快活林》；《申报》创刊《星期增刊》后，《新闻报》也辟《新新闻》（1919）；《申报》创刊《常识》专栏后，《新闻报》也辟《新知识》（1922）栏。
在投资管理方面，《新闻报》妙用资金管理的技巧，“借鸡生蛋”，为报社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汪汉溪任《新闻报》总经理之初，报社的资金周转十分困难，除吸收上海金融人士投资入股外，便采用由金融人士担保，向银行借款，到期一定偿还。为维护信贷信誉，《新闻报》从不拖欠，若手头一时无款，就会尽力借东补西，在获得良好企业资信的同时，也保证了报社的资金来源。而《新闻报》所借款，都用在了扩大再生产上，只购买生产资料和设备更新，决不用于消费方面。例如，《新闻报》曾因白纸行情多变，价格常大起大落而储蓄白纸，每逢国际市场白纸价格下落时，《新闻报》就购进大批白纸，保持一年以上用量，以免断档或担进价过高的风险。一战爆发后，国际运输常常中断，国内用纸十分紧张，纸价猛涨。《新闻报》将较早进口的一批白纸高价转卖，乘机发了一笔财。这个买卖白纸发财的故事极好地说明了《新闻报》因注重投资管理而获利。就这样，《新闻报》走出了一条借款还债，再借再还，款项越借越大，事业发展越来越快，直到债务全部还清的良性循环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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