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时候，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为了描述这次经济危机后的欧美经济，提出了“新常态”这个概念。“新常态”的含意主要有二点。一是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危机前的状态了。二是低增长、高失业率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
时至2012年的春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依旧愁云惨淡，全球经济复苏的失速更使愁绪四处蔓延，唯有美国经济不断呈现出凌寒独自开的相对强势。
IMF于1月24日公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最新预测数字显示，2011年末至2012年初美国经济出现的相对强势特征，有望延续并贯穿2012年全年，进而形成2012年“金融风险局部性高企，全球经济普遍性放缓，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整体趋势和经济格局。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1.8%的增长，虽然仅略高于2011年的1.7%，但却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呈现出增长率上升趋势的经济体。受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风险上升，金融动荡，贸易萎缩，内需不振等因素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以及主要区域大多呈现增长率下降的颓势。2012年增长预估值与2011年增长率的比较，显示出美国经济趋势方向上的“相对强势”；而2012年增长预估值前后两个版本的比较，则显示出美国经济于债务危机升级背景中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优势”。较之2011年9月的前一次报告，在2012年1月公布的最新报告中，IMF基于2011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风险积聚并爆发的最新情况，下调了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预期。2012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增长估值均较此前预期下调了0.7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却未发生任何调整。但是，2012年美国经济的相对强势却很难长期维持。周期性领跑是美国经济周期领先于全球周期的客观表现，是周期错位的“阶段性结果”，而一旦全球经济随后进入复苏力度增强的上升周期，周期错位带来的美国经济相对强势将逐步减弱以致最终消失，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功效则将带来新的发展格局。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2%，虽然继续呈现出复苏动力增强的趋势，但增幅恐将弱于滞后进入U形周期拐点的全球经济。2013年，全球、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望实现3.9%、1.9%和5.9%的经济增长，较2012年增长预估值上升0.6、0.7和0.5个百分点，均高于美国经济周期0.4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
分析可知，201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强势将减弱，其原因有四：一是经济强势将不可避免地引致美元阶段性强势，进而引致更大的贸易逆差，削弱贸易引擎在复苏阶段对经济的助力；二是全球经济周期紧跟美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多元化的力量将冲抵美国的投资吸引力；三是无论2012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依旧是美国十分困难的任务，美国消费增长的物质基础依旧不稳固，长期看，消费信心的维系和消费偏好的回归也将取决于就业市场的持续表现；四是美国房市一直在触底，却从未真正有效反弹，次贷危机源头市场依旧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始终没有消退。
对于欧美经济而言，“新常态”并非魔咒，而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事实上，不仅是欧美经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的高增长之后，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经历2008年危机后三年的财政货币再扩张之后，经由2011年的酝酿，自2012年开始也将迎来“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大致含义包括以下内容：一是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是经济与金融的两个最关键数据，这两个数据都将面临下降和增长中枢回落。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速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落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十二•五”规划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至7%，此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2年GDP增长目标近八年来首次调至7.5%，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一“新常态”。二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规模与水平将迎来台阶式下降。比较优势所支撑的加工贸易仍将持续为中国贡献贸易顺差，但自2009年一般贸易出现20亿美元净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贸易已经各实现贸易逆差460亿美元、876亿美元。2012年前两个月即已经实现逆差373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的持续累积，将拉低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不仅如此，随着高达1.6万亿美元FDI存量余额在中国所获得收益的渐次汇出，收益项下的净逆差将持续拉低中国经常账户的总顺差水平。三是人民币汇率将从过去10年的单边持续升值和升值预期，转为进入弹性调整阶段。经常账户总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币汇率逻辑性变化的基础原因。美元汇率是否走2002～2008年的贬值周期，则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出现转折变化的外因。四是外汇占款总规模将从过去年度2万亿元、3万亿元的高增长，回归到年度约1万亿元的水平，这将改变中国货币供应增长机制，并拉低M2增长中枢。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净逆差，中国未来经常项目总顺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改变，是外汇占款总流入规模将出现台阶式下降的原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非常明显，就是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也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从内因讲，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以及社会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大幅度提升。从外因看，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与其被动被影响，不如主动适应应对为好。显然，这些都需要放缓增长率，予以调整是为可行。至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经济总量将接近15万亿美元，且会一路赶超美国。对于世界其它国家来说，中国7.5%的经济增速，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实现大约4%的经济增长率。当前中国每11.5周所创造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一个希腊经济。就此看来，GDP增长放缓并不会阻碍改革，而是实现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要实现速度有所趋缓但更均衡，更具可持续性，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坚持改革。
中国经济“新常态”从2012年开始，其经济含义、市场含义、政策含义还将近一步展开，但无论哪一方面的进展都离不开改革。所以说，中国经济“新常态”除了经济增速放缓以外，全面深入推动改革必将是其重要特征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中国在增长速度放缓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即主动适应“新常态”，将会面对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挑战。具体看，则包括能否在增速放缓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常态”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世界经济“新常态”在此次经济危机后，由欧美发达经济向新兴市场经济及全球经济逐次展开，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调整的机遇，也给中国经济形成了防控风险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经济“新常态”，是探寻世界及中国经济未来与世界及中国资产未来的基础背景与前提，是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基础与准备。世界经济“新常态”不管你准备得如何，欢迎与否，正确切的向你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