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谱牒；民族记忆；社会功用；编纂流弊；文献体系 摘 要： 谱牒是人类对其自身繁衍谱系的理性认知，谱牒的编撰形成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以《世本》为代表的先秦谱牒，为正史编纂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谱牒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堪称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其缺欠是女性资料较少登载。谱牒修纂的流弊是在追溯远祖世系时多攀附名贵，但亦存在不援古、不攀附、重考证、重事实、断自可见之世的成熟之作，这是中国古代谱牒史上的主要流派。对各种谱牒须加以分辨，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存留于世数量巨大的各类谱牒，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三大文献体系之一，谱牒保存了其他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珍贵史料，堪称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00111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Another Treasure of Recording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LUAN Chengx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national memory; social function; abuse in compiling; documentary system
Abstract: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is mankind"s rational cognition of its propagation and the compiling of the records has formed historical memory of Chinese natio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national cohesion. Shiben, a representative of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in the preQin days,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compiling official histor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book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rich in content, so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family history and the flaw is the lack of women"s data. The abuse of compiling records is to seek connections with celebrities and nobilities when tracing back to ancestor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mature works which do not seek connections with ancient celebrities and focus on the facts, which is the main school in Chinese ancient compiling. Take a factual and real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All kinds of them in great number are one of the precious treasures of Chinese culture. As one of three documentary systems, records of family pedigree contain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cannot be found in other documents. Thus, they can be viewed as another treasure of recording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谱牒，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它源远流长，远肇三代，从夏、商、周三代起，一直绵延不断，直到今天还有修纂族谱的；它范围广泛，从皇室贵族到庶民百姓，各个阶层都曾修纂谱牒；它内容丰富，堪称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它遗存丰厚，至今仍有数量巨大的各类谱牒存留于世，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然而，近代以来，对谱牒的看法却是很不相同的。比如，梁启超曾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1］而胡适先生则说：“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进而认为：“因此中国的族谱虽然极多极繁，其实没有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这是我对于中国旧谱的一大恨事。”［2］显然，其分歧很大。那么，谱牒到底是怎样一种历史文献呢？它究竟有多大价值？时至今日，我们对它又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本文拟就有关谱牒的一些基本问题试作概略阐述，敬请批评指正。
一、谱牒的性质与功用
中国古代不少文人都这样说：如果不修谱牒，人生于世而不知其所出，则与禽兽无异。如欧阳修说：“盖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国受姓，历尧舜三代数千岁间，诗书所纪，皆有次序，岂非谱系源流传之百世而不绝欤！此古人所以为重也。不然，则士生于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远近，其所以异于禽?者，仅能识其父祖尔，其可忽哉！”［3］卷135明人李濂说：“为人之子孙，而视祖考为不物，其违禽兽不远矣。”［4］卷89《论六》这种说法十分深刻。如众所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的头脑发达，人是有自觉意识的。这种自觉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客观自然界的认识上，从而能够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人类本身的认识上，进而促进了人类本身的繁衍和发展。大家知道，在自然万物之中，不仅动物，就是植物，大都存在其自身繁衍谱系的。然而，植物对本身繁衍谱系是完全没有意识的；而一些动物对本身谱系虽有某种意识，但却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只有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对本身繁衍谱系的认识逐渐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再从人类本身方面来看，其最初对自身繁衍的谱系也是不清楚的。《吕氏春秋》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5］卷20《恃君览第八》这里所说的，就是人类处于母系氏族原始社会的情况，当时人类对自身繁衍谱系的认识还是十分模糊的。后来，人类对自身繁衍谱系的认识逐渐清楚了，趋于自觉，进而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十分明显，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大进步。
谱牒的产生与人类对族群的认知和重视密切相关。《周礼》上说“以族得民” ［6］卷2《天官冢宰》。章学诚则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重于族。”［7］卷6《外篇一》众所周知，作为单独个体的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敌不过很多动物。而当其形成一个族群，再加上人类的智慧，那就不同了。人类最初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族群的力量。个人如果离开群体，那是无法存活的。而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对自己族群的认识逐步深化，趋于自觉。人们则主动地运用族群的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族群的力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说的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对族群的认知尤其突出，更加自觉，更为成熟。这表现在其很早就形成了宗族，建立了宗法制度，进而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体制，并对其后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谱牒就是伴随宗族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为了认识自己的族群，为了形成宗族和建立宗法制度，就必须对其族群繁衍的谱系有所了解，用某种形式加以记录，这就形成了最初的谱牒。古人说：“谱牒非古乎？曰：古也。书契以?，世次之有考者，皆是也。”［8］卷14《集序》。古人又说：“非有谱牒以联之，则尊祖敬宗收族之法何由而生？”［9］卷107《杂著部三》所以，谱牒与宗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谱牒是一种认知。世系图是谱牒的核心。谱牒所载世系图极为详明，既有纵向的世代传承，又有横向的支分派别，将一个宗族的世代繁衍的谱系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认识，是对家庭乃至宗族的血缘关系的理性认知。
谱牒是一种记忆。谱牒修纂的一个主旨就是为了“不忘本也”，使人不忘祖先，不弃宗族。所以，谱牒所载更多的是关于已经逝去的族人及先祖的情况。其中不仅载有先人们的姓名、谥号、生年、忌日、丘墓等基本资料，而且还以传记等形式，保留了先人们的业绩以及其他资料，被称为家族档案。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先秦时的谱牒则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记载之一。
谱牒是一种征信。祖宗何以不忘？宗族何以不散？个人的身份何以确定？皆赖谱牒之力。谱牒不具，无以征信。宋金战争时，蜀地守将吴曦降金，他向金人献上了两件东西作为信物，一件是《蜀地图志》，另一件就是《吴氏谱牒》，泰和六年十二月，“己巳，曦遣其果州团练使郭澄、提举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事载《金史》、《通鉴》等。
谱牒是一种工具。古人说：“夫谱其谱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实也。”［10］卷8《孔氏谱序》通过纂修谱牒，而能收到尊祖、敬宗、收族的效果。谱牒所载，一般是首列宗族的始祖，乃至追本溯源，叙及远祖，这体现了尊祖之意；始祖之下按世代传承的谱系，分支别派，其中对本宗谱系的罗列最为详明，昭穆有序，亲疏有别，这表达了敬宗之情；而作为宗族的成员一般都要收录于谱系之内，这显示了收族之法。尊祖敬宗收族，也正是宗法制度的一个主旨。古代学者在谈论谱牒时多明确指出，它本是宗法制度的“遗意”、“遗法”和“遗制”。谱牒的修纂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的一个有效手段，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都对谱牒的修纂十分重视，国家则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吏，如周朝的小史、魏晋六朝时的宗正、宋代的宗寺等等，都是掌管谱牒纂修的。
总之，谱牒是人类对其自身繁衍谱系的理性认知，是人类进步文明的一种基本体现。谱牒与宗法制度关系极为密切，它是维护宗法制度的一个有效手段，也可以说是宗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谱牒不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发挥着特有的功用。谱牒的具体功用至少有以下数点。
一、别姓氏，定婚姻。如众所知，近亲结婚，极不利于族群的繁衍。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即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先民则是很早就深谙此理，同姓不婚，礼有明文，律有大禁。《仪礼》载：同姓“虽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11］卷11《丧服第十一》。《论语》孔安国《注》也说：“礼，同姓不婚”［12］卷4《述而第七》。而唐律之中则有这样的法律条文：“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13］卷14《同姓为婚》那么，如何做到同姓不婚呢？这就需要依据谱牒分别姓氏，以定婚姻。
二、分嫡庶，立宗法。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承继规则问题。其主要是分别嫡子与庶子，确立大宗与小宗。很明显，它是建立在对宗族的血缘关系详细了解的基础上的。而谱牒所录谱系，对宗族的血缘关系的记载最为详明，明宗法，严世次，俱在宗谱，谱牒遂成为宗法制度实施的基本依据。
三、按宗谱，联族谊。为了联络族人，古代宗族还实行了宗会之法，即居住分散的同一宗族各派族人要定期相会，会期或一月，或一年、几年不等。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就曾提到“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14］卷1《端伯传师说》。当宗族相会之际，则以宗谱为凭。元末明初人王?在《章氏族谱序》中说，浙江龙泉章氏宗族“在故宋时，每间岁或数年，则为会，会则各出谱牒，互考而续书之，曰庆系图”［15］卷5《章氏族谱序》。
四、登族谱，明身份。在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谱牒一直是个人出身与身份的证明。从前，人们初次见面时，都要先通谱牒、报姓名，以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口语里所说“续家谱”，即成为攀亲戚、套近乎的代词。《桃花扇》中侯方域出场时有一段道白：“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归德人也。夷门谱牒，梁苑冠裳。”［16］卷1 “夷门”一语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17］卷77《魏公子列传》这里所说“夷门谱牒”，即是侯方域自报家门，他自称为清高之士侯嬴之后。
《红楼梦》里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一个叫贾英的秀才，自称是贾府的本家，要来见太太。王夫人一面叫人去查族谱，一面分咐周瑞先去问问他是哪一支派的。周瑞才开口问了一两句，贾英就大嚷大叫起来，说道：‘我不姓贾，到你家来干什么？有钱有势，就该欺负我们穷本家的吗？’”还要打周瑞的板子。王夫人听说后，甚觉好笑，说道：“既是这样，我到崇本堂去见它，问问他的宗派。”贾英进来一通磕头之后，王夫人问道：“相公是那一支派？”贾英答道：“我曾祖名叫贾至诚，先祖贾文魁在的时候，蒙宁、荣二公相待最好，一天也离不了先祖的。其中弟兄们最相好的，就是这里的政二叔祖。那时候文魁公比二叔祖大两岁，哥儿们好的比嫡亲手足还亲。后来宁公、荣公的丧事，都是先祖文魁公一手料理的，还赔了一些银钱。”听到这里，王夫人道：“你说的事，似是而非。荣公丧葬之时，先夫年才两岁，若令祖比先夫年长两岁，才四岁童子。所说两处料理丧葬任其一切之说，或者错记，不是我家。况且令曾祖之名，寒家宗族谱上未曾经目。”王夫人很客气地但最后还是回绝了贾英，因为族谱上根本没有载名。贾英只好抱惭而去。详细的情节见《红楼梦》第六十二回“穷秀才强来认族”一节。
下面再引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事。清代浙江海宁人陈元龙，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当时郭?弹劾高士奇，辞连陈元龙，说他与士奇结为叔侄，招纳贿赂。皇帝遂命元龙与士奇一起辞职。陈元龙则奏辨说：“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18］卷6《陈文简与高文恪联谱》原来海宁之陈，本出自渤海高氏，有谱牒为证。于是皇帝也没话说了，事遂得白，元龙官复原职。
五、除谱籍，示惩戒。谱牒留名，被视为流芳百世的事，而从族谱中除名，就是一种惩戒了。从皇族到庶民，都是如此。清康熙帝第八子允?、第九子允?结党妄行，胡作非为，被皇帝下令削除谱籍，更改其名，以示愧辱。在民间，许多宗族都明文规定，子孙不论显隐，凡有作过者，不睦者，有侵祖墓者，鬻谱牒者，蔑视先祠者等等，一律不许载入族谱，以示惩戒。这从民间文书中亦可找到佐证。笔者看到一份明代福建土地文书，这是一份有关族产的文书，在其背面，手书以下文字：“不得私典当，将谱除名。”
六、依谱牒，应选举。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势力膨胀发展，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评议人物的标准主要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其中家世评议的根据就是谱牒。有司选举，必稽谱牒，以考其真伪。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纂修特别兴盛的一个原因。后来实行科举制度，考生在试卷前面亦必须书写祖宗三代的姓名、籍贯等，类似家状，以明确考生的出身，其依据也是谱牒。
七、据谱牒，袭官爵。宋元明清时代，不论皇室贵族，还是蒙古王公、土司长官，不论文官，还是武官，其官位的袭封承继，都须考其谱牒，辨别嫡庶，以确定应袭之人。如《元史》记载：“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孙也。资质端重，而性简默……至大中，举茂才，为范阳儒学教谕。延?初，调宁阳学。先是，两县校官率以廪薄不能守职，而思晦以俭约自将，教养有法，比代去，学者皆不忍舍之。于是孔氏族人相与议：思晦嫡长且贤，宜袭封爵，奉祠事。状上政府，事未决。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问：‘孔子之裔今几世，袭爵为谁？’廷臣具对曰：‘未定。’帝亲取孔氏谱牒按之，曰：‘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特授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月俸百缗，加至五百缗，赐四品印。”［19］卷180《孔思晦传》又如：“乾隆三年议准：承袭世爵，以得爵人之子孙承袭。无子孙，以亲兄弟之子孙承袭。无亲兄弟子孙，以亲伯叔之子孙承袭。无亲伯叔子孙，按其谱牒，择宗支相近者承袭。”［20］卷1134《八旗都统》此外，明清《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多有据谱牒袭官爵的记录，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八、稽谱牒，修正史。谱牒堪称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记载之一，它与正史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渊源。唐以前的正史，资料来源多有采自谱牒者。作为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其源头之一就是先秦谱牒。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先秦谱牒，《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7］ 卷130《太史公自序》在《三代世表》中又提及“稽其历谱牒”［17］ 卷 13《三代世表》，即，先秦历代谱牒为《史记》所本，是《史记》的资料来源之一。不仅如此，历代学者在考证《史记》时多指出，司马迁所创立纪传体这一历史体裁，也是“仿周谱”而作，是受到谱牒启发的。清初朱鹤龄说：“考马迁《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迁史加详焉。盖表所由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21］卷13《读〈后汉书〉》又，《梁书•刘杳传》载：“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斜）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22］卷50《刘杳传》司马迁仿周谱以作年表，其体皆旁行斜上，是其制也。所以，史记的体裁也与先秦谱牒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那么，司马迁所据先秦谱牒，具体说来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世本》。《世本》原本，早已看不到了。但至迟在汉代，该书仍存于世。《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23］卷30《艺文志》同书《司马迁传》赞亦云：“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代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大汉。”［23］ 卷62《司马迁传》《后汉书》中亦言：“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24］卷40上《班彪列传》总之，司马迁撰史记所据先秦谱牒，主要是《世本》。这是可以明确的。
说到这里，人们还要再问，那么作为先秦谱牒《世本》一书又是否可信呢？它的真伪如何呢？如今，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世本》原书早已失传，无法看到。所幸的是，20世纪初有甲骨文这一重大发现。甲骨文作为殷朝的王室档案，是研究商代史的第一手资料。在甲骨文中，即有不少记录殷朝王室世系的文字。学者们将甲骨文中记录殷王室世系的卜辞，与《史记》中《殷本纪》和《三代世表》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研究。他利用甲骨卜辞对《史记》中记载的殷商世系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对证研究。其结论是：“《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25］这就是说，《史记•殷本纪》所载与甲骨卜辞里的商王世系大致相符。从而可知，《史记》所据先秦谱牒《世本》，乃为“实录”，其所载三代世系是可信的。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说明以《世本》为代表的先秦谱牒，作为正史编纂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过了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中华民族还能知道自黄帝以来，夏商周古代比较清楚的世次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先秦谱牒的。
再说一下谱牒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作用。
在历代所修各种谱牒中，叙及远祖时，绝大多数都要追溯到黄帝或炎帝。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如果仅从考证学的角度来说，其中不免存在一些疑点。而且，从今天考古学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是多元的。但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史学的考证上面，还应看到其他方面。首先，尽管有疑点，它却是有史实根据的。据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考证，即使在战国群雄割据的时代，各国诸侯的谱牒也都是以黄帝为始祖的。“世本系战国时书，其时各国皆有宗谱，观世本可知，大概咸以黄帝为始祖。”[注：(清)顾炎武：《菰中随笔》，转引自《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文教部三•史学•杂论史事》。]其次，它在心理文化层面上的作用与意义更值得重视。与其说它是谱牒编纂上对远祖的追溯，不如说它是中华民族对共同祖先的认同。中华民族自远古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数千年来，不论世代更迭，延续久远；不论天涯海角，走到何方；不论张王李赵，姓氏各异，我们都认知共同的祖先――炎黄二帝，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每当国家需要时刻，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我以我血荐轩辕”[注：鲁迅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即指中华民族先祖黄帝。]［26］，中华儿女空前团结，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数千年来延续不断的谱牒修纂，认知共同的祖先，对这种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谱牒的种类与内容
谱牒的种类繁多，可以从各种视角作不同的分类。中华各姓谱牒的修纂，大致走过了从官府到民间的历程。唐代以前，谱牒的修纂多由官府主持，所修谱牒也多限于皇室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宋代以后，谱牒的修纂走向民间，向庶民普及，特别是到明清时代，随着庶民宗族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庶民家族修纂宗谱的高潮。一般由官府主持的谱牒，被称为官谱或公谱，而民间各家族所修谱牒，则称为私谱。在民间，也有把属于一个大宗族的统宗谱系叫作公谱，其下各分支家族所修谱牒叫作私谱的说法。从谱牒的编纂范围来看，则有大统谱、统宗谱、支谱、家谱及个人年谱等。从谱牒的载体形式来说，又有结绳家谱、口述家谱、甲骨谱、青铜谱、碑谱、纸谱等。而按内容分类，则可分为姓氏类、谱系类、家史类、家典类等。
姓氏类谱牒。姓氏与谱牒有密切关系。从广义来说，姓氏也属于谱牒范畴。唐代以前所著谱牒之中，姓氏类谱牒占有很大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是考证姓氏源流，汇集地域门阀，著录望姓及其事迹等。如唐代林宝所修《元和姓纂》、宋代邓名世著《古今姓氏书辨证》，明代凌迪知撰《万姓统谱》等。其中林宝所修《元和姓纂》现存18卷，永乐大典本，援引虽有谬误，但所载唐人世系最为详备。
谱系类谱牒。以登录世系图为主、其他资料很少收录的一类谱牒。这类谱牒在整个谱牒之中占大多数。无论在唐以前所修的官谱中，还是在明清时所修的私谱中，都有相当多的这类谱牒。
家史类谱牒。不仅录有世系图，有关家族历史的其他方面资料多有收录。在明清私家谱牒中，这类谱牒亦有相当数量。因其内容丰富，保存了多方面的资料，故研究价值很高。
家典类谱籍。这类谱籍一般不录世系图，但它与谱牒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类谱籍是从谱牒之中衍生出来的，它们原本是家谱的一部分。如家典、家训、家议、家礼及族规家法等。著名的有北齐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宋代朱熹撰《朱子家礼》，明代程敏政撰《贻范集》[注：据中华寻根网“程”姓《程氏贻范集》条载，该书美国有藏。]，清代吴翟撰《茗洲吴氏家典》等等。
现在遗存于世的谱牒大多为明清时所修家谱。它们之中有相当多属于家史类谱牒，所载内容丰富，是明清谱牒编纂的代表之作。一般其所载事项有：古今谱序，源流考述，恩荣汇录，祖先像赞，先祖丘墓，宗族派系，本宗世系，人物传记，祀田族产，遗迹遗事，家族文献，修谱考辨，附录等等。
兹以明代所修《茗洲吴氏家记》为例，对其所载内容试作一概略介绍。
介绍之前，先了解一下茗洲所在的地理情况。茗洲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旧徽州）休宁县的西部，靠近祁门县。地处万山之中，交通不便。从休宁县城乘车去茗洲，还要绕道祁门县。元代，一支吴姓人迁到这里，聚族而居，子孙繁衍，逐渐兴望起来。茗洲吴氏家族及其所修谱牒，在明清徽州的历史上相当有名。2010年秋天，在友人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笔者慕名去茗洲做了一次考察。那里到处是翠竹绿茶，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生态绝佳。今日茗洲村落只有百余户人家，虽然吴姓仍居多，但其他姓氏也不少。村里的老人对从前吴氏之事记忆甚少。特别是村落里已看不到多少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存了，虽然旧时遗迹在房基屋角依稀可辨，但老房子几乎没有了，找不到一幢像样的古建筑。村里原有一座葆和堂，为吴氏宗族的总祠堂，规模宏大，其下还有五个分支祠堂，如今都荡然无存。葆和堂的遗址还可找到，但现在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碎石墙角，一片菜园罢了。就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存来说，这里不要说与西递、宏村相比，与现在黄山市其他不少村落也相差很多。如果不了解历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声名远播之地，令人十分感慨。笔者写有一首小诗《访茗洲有感》：
青山绵延万顷林，
绿水环绕一乡村。
茗洲名族今何在，
家记家典有遗存。
今日茗洲，已难寻往昔吴氏兴盛的遗迹。所幸的是，明清时代吴氏所修谱牒――《茗洲吴氏家记》和《茗洲吴氏家典》都保存下来，此外，还有一批契约文书遗存于世。如今想要了解茗洲吴氏的历史，恐怕只有关注这些谱牒文献和契约文书了。
《茗洲吴氏家记》12卷，万历钞本，明代吴子玉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等，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亦有收藏。《茗洲吴氏家典》8卷，清雍正重刻本，清代吴翟撰。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等有藏。《家典》原为《家记》之一卷，清康熙时吴翟在前人撰修的基础上，扩展内容，重新编定。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茗洲吴氏家记》所载内容。
《茗洲吴氏家记》卷首冠以嘉靖时大臣胡松及明代著名文人、史学家王世贞等所写5篇序文，其中有一篇为吴子玉自序。王世贞在文中说：“序吴氏家记者咸曰：吴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即把吴氏父子比作司马迁父子和班固父子，因为《茗洲吴氏家记》是吴子玉父子两代人花了数十年的功夫而撰修的；又指出，《家记》追溯始祖时，仅断自可知之世，实为信谱。
卷一《谱序汇记》，收录了南宋嘉定吴妪十三世孙师礼序龙江分派谱，南宋嘉熙郡人方岳序休阳吴氏源流谱等12篇谱序和跋。
卷二《吴氏闻祖记》，叙述姓氏源流及吴姓祖先名人。
卷三《龙江茗洲吴氏先贤记•休邑吴氏文苑记》，记载郡邑吴氏先贤、文人的事迹与著述。
卷四《世系记》，记吴氏家族谱系，按五世一图，前后接续，人名之下书写排行、字号、里爵即住址或迁地，各图最后之世名下，又附书其子名，如“五世：亮，（行）六，五子――丘、照、彬、朗、益”。共载32世。
卷五《登名策记》，依世系图所载人名顺序，登载各人行实、诞辰、忌日、居址、葬地，以及配偶姓氏、生地、诞辰、忌日、葬地，女儿适配道里、姓氏等。
以上四、五两卷均为吴氏家族谱系方面的记载。卷四《世系纪》为经，纵向记载世代传承，书写吴氏家族的繁衍谱系；卷五《登名策记》为纬，横向排列，一一记录各人的行实与家庭婚姻，兼及女儿适配情况。二者互相补充，相与配合，充分地展示了吴氏家族的血缘关系和个人家庭的基本情况。明清所修族谱，多将上述二者合而为一，文字较为简略。而该谱将后者独立成篇，记载更加详细，资料更为充实。
卷六《家传记》，族人显者分别立传，记其突出事迹。被立传者20人，其中有妇女2人。
卷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祠述记》，收录与吴氏宗祠相关的各种文献5通，其中有“立祠题语”、“宗族规约”、“告族立祠书”、“龙山宫祠记”、“上状草誊”、“合同草誊”等。第二部分为《家典记》，即茗洲吴氏的家规家法，涉及祭祀祖先、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系整理吴氏前人所立家规家法而成。此后至清康熙时，该家族吴翟又在此基础上整理扩充，独立刊行，是为《茗洲吴氏家典》。
卷八《里区记》，以茗洲为中心，记道里远近，辨山川形势等；《物产记》，记茗洲地利、物产等。
卷九《墓域记》，记祖先各坟墓所在地方、字号及风水朝向等。
卷十《社会记》，这里的社是指族社，即由同一宗族成员组成的民间结社，社会则指族社社日集会。《社会记》以表的形式记载，共分五栏：“社日、岁候、牧长、时事、社渠首”。社日：即社会活动之日；岁候：记天气与灾情；牧长：记郡守、县令之任或去留等；时事：记国家与地方各种时政大事，里甲与社内诸事，包括社议事项、拜神祈雨、演戏活动及纷争诉讼等，此外还有即时物价等等；社渠首：即社首，为轮值制，该栏记历任社首姓名。《社会记》所载时段自明正统十二年起至万历十二年止，长达138年，记录了以族会活动为中心，从国家到里社当时发生的各种时事要闻。
卷十《翰札记》，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收载有“序、记、传、行状、墓志、赞、祭文、尺牍、题咏、赠寄、颂述、寿祝、哀挽”等。
卷十二《杂记》，记吴姓传闻，溪里遗事，万历地方清丈事宜等。
以上即是按谱目顺序对《茗洲吴氏家典》内容所作简略介绍。《茗洲吴氏家记》是仿正史体例而作。其所载内容极为丰富，从姓氏源流到家族谱系，从宗族规约到家法家典，从山川形势到地利物产，从气候灾情到时政大事，从家族文献到遗闻轶事等等，都有翔实记载，堪称一部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那么，像《茗洲吴氏家记》这样内容丰富的族谱，在遗存的谱牒之中到底有多少呢？应该说，此类族谱并不占多数，但也不是凤毛麟角，类似《茗洲吴氏家记》这样的族谱是可以找到一批的，应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总之，谱系是谱牒核心，但谱牒所载不只是谱系，它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三、修纂流弊与研究价值
像历史上许多事物一样，谱牒也有其缺欠和流弊。
谱牒的最大缺欠是女性资料较少登载。谱牒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反映的是父系家长制的基本原则，凡同宗男性一般都登录谱牒，而女性是作为配角出现的。有的家谱在谱系中登录男性的配偶，载有相关女性资料；而有的家谱谱系则是清一色的男性，连配偶女性的资料也没有。至于未成年女性，在一般家谱的谱系中是根本看不到的。只有少数谱牒登录相对较多的女性资料，从总体来看，谱牒中较少登录女性资料乃是普遍现象。
谱牒修纂最常见的流弊是在追溯远祖世系时多攀附名贵。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种通弊。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在数千年谱牒修纂的漫长历程中，从总体来看，可以说是绵延不断的，但其间有高潮，也有低潮，又有从官修到私撰的转变；而就某一姓氏、某一宗族来说，其先世所修谱牒很难都一直保存下来，常有中断。一是因为战乱，如众所知，中国历史上虽然大一统时间所占时间很长，但战乱也不少，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之乱，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等等，当这些大战乱发生之际，庶民百姓自不待言，就是世家大族也受到极大冲击，其至受到毁灭性打击。二是因为迁徙，由于宗族繁衍，族人外迁，历时久远而联系中断，则是常有的事。三是由于民族融合，血缘关系亦被打乱。四是富贵兴替无常。唐宋以后科举制度兴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门阀士族政治退出历史舞台，世家大族走向衰落，庶民宗族发展，富贵更替无常。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就一个宗族而言，谱牒修纂出现断层情况则是在所难免，即对先祖世系的了解多有不清楚的时段。而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只有进入士绅行列才有社会地位，因而俗尚高华，耻称寒素。贫而富者耻言其先，贱而贵者难露其祖，都想挤进名族之列。于是，攀援名贵而强附之，矫托冒认，以求相胜，反以为荣。
谱牒修纂攀附名贵的弊病由来已久，各个阶层都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本为丰邑泗水亭长，所谓亭长，也不过就相当于今日乡间的派出所所长而已，史臣则百般奉承，将其家谱推而上之以为帝尧的后裔，而得天统；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本起于陇西狄道，却说它出于老子皋陶，因为老子这个大名人姓李。贵族士大夫阶层中这种例子就更多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庶民宗族的兴盛达到一个高潮。明清宗族发展要做三件大事，这就是建宗祠、置族产、修族谱。撰修族谱是宗族兴望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族谱的修纂，与其说是为了慎终追远，还不如说是为了光耀门庭。于是，攀援名贤显宦，以粉饰其家世，张大其阀阅，凡刘姓者皆长沙定王（汉景帝之子刘发）之后，张氏者皆曲江丞相（唐名相张九龄）之裔，几乎没有一个宗族没有来头的。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明代后期，在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苏州，在最繁华的阊门大街上，甚至出现了公然贩卖名族赝谱的一伙人。史书记载：“今阊门内天库前，聚众为之。姓各一谱，谱各分支，欲认某支，则捏造附之，贵显者则有画像，及名人题赞，无不毕具。且以旧绢为之，或粉墨剥落，或字画胡涂，示为古迹。喜之者尝用数十金得之，以为若辈衣食。此古来所无。”［27］
谱牒修纂的另一通病则是对先祖的过分赞誉。这主要表现在题赞和传记中，常常堆砌赞美之词，而无实质内容。
谱牒修纂的弊病固然很多，但它是否就一无是处了呢？又，是不是所有的谱牒都如此呢？
如果我们比较全地了解一下谱牒，那就不难发现，并非所有修纂的谱牒都是如此。在谱牒之中，还有一批考究精详、言之有据之作，它们多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历经多年时光而编纂的。其编纂目的不是把光耀门庭放在第一位，而主要是为了认知先祖，为了尊祖敬宗。关于对先祖世系的追溯，则明确主张“断自可见之世”，“录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也就是说，根据掌握的资料，能够上溯至第几代，就断自第几代，以此为始祖，而不牵强附会，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此类谱牒当属信谱之列，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可举出宋代苏洵和欧阳修所修族谱。说到它们在谱学领域里的成就，首先就是其所创立的新的修谱体例，即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准则，以远近亲疏为别，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被称为“欧苏谱例”（或称“苏欧谱例”）。“欧苏谱例”遂成为宋代以后私家修谱的范例，对后世影响巨大。又，欧苏谱例的贡献不只表现在修谱体例与方法上，更体现在修谱宗旨与态度上。欧阳修说：“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28］卷71，《外集》卷21《石本欧阳氏谱图序》这里明确提出了“断自可见之世”这一修谱的重要原则。而他们在各自所修族谱中也切实地贯彻了这一原则的。欧阳氏所修族谱共二十世祖，而缺其中七世；苏氏自高祖以上失其传，谱录始于高祖以下，都是录其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确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宗旨，堪称信谱。
苏洵、欧阳修所撰谱牒不援古，不攀附，重考证，重事实，断自可见之世，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此类谱牒并不是个别的。在中国谱牒编纂史上一直是存在的。即使在攀附名贵盛行的明清时代，也不乏此类谱牒。如在明代，慈溪王氏所修族谱，是由该族王伯辉所作，因旧谱亡佚，其先世不可考，乃至其高祖、曾祖名讳亦不知，遂“录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不肯妄引以自诬”［29］卷17《慈溪王氏族谱序》。又如明代嵩山李氏所修族谱，亦是断自可见之世，“远无所附会，近无所遗弃”［30］卷2《嵩山李氏族谱序》，不失为信谱。此类族谱还可举出很多。在并不讳言谱牒修纂流弊的同时，更应看到这些言之有据、编撰成熟的谱牒。这是中国古代谱牒史上的主要流派，代表了谱牒修纂的优良传统。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徽州谱牒。徽州宗族，源远流长，世家大族，远肇汉唐。及至明清，先祖丘墓历历犹在，传世谱牒班班可考。故其所修宗谱，多有世次久远，昭穆分明，资料翔实，体例严整的上乘之作，而胜于它邑。明人程敏政在其所作《宋尚书职方郎中兼权中书舍人查公墓表》中说：“中世以来号巨家者，保其丘垄至四五传者鲜矣，况十有三世之远哉；近祖之履历行业或不能详矣，况欲表之于异代五百年之久哉；奉其遗体之弗失，显其遗烈而弗忘，此修士行而尚古道者所难也。……公墓在休宁北街朱紫巷口，距今五百年，逮富兴，则十有三世矣……昔忠献韩公仅得奉五世祖墓，至发圹考铭而后见；老泉苏氏谱其所自出，高祖以上不可得详。而吾乡巨家，往往能守其丘垄谱牒，远者数十世，近亦十数世，松楸郁然，昭穆不紊，合族之礼，扫墓之节，著于定法，比于官府，有先正巨公之所不可致者。岂吾乡僻居东南山中，无兵燹之祸，而其人得以申敬宗收族之义欤然。则生其地者，安可不自幸，而敦本力善，以为其上世之光欤。查氏后人尚知所谨哉。”［31］卷46《碑志表》而清人赵吉士在言及徽州宗族与族谱时，说得更为精彩：“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32］卷11《故老杂记》徽州宗谱以其世系详明而考证确凿，内容丰富而种类繁多，编纂上乘又遗存丰厚，在中国古代谱牒中最具代表性，极具研究价值，故对徽州宗谱则应予以特别关注。
总之，对于中国历史上所修各类谱牒，不能不加以分辨。那些为光耀门庭而攀附名贵的族谱，与那些注重考证、言之有据的族谱，必须加以分辨；就一部族谱而言，其有疑点的世系，与谱中的其他记述，也应该加以分辨；单就谱系而言，其中攀附名贵的远祖世系，与离修纂时间很近的世次，也要加以分辨，因为即使有远祖世系攀附名贵的嫌疑，而在离修纂时间很近的世次上弄虚作假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纂修者总不会把其祖父与父亲的世次弄颠倒了吧。族谱与族谱要加以分辨，一部族谱之中的各类记载也要加以分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下面简略介绍一下谱牒的遗存情况。
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家谱总目》，这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记录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专题性联合目录。该书共记录了中国家谱52401种，计608个姓氏。据该书统计表明，上海是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地区，共18000种；其次是台湾和北京地区，分别为10234种和8102种。在国外，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均有中国家谱的收藏。该书所揭示的主要是在海内外各地区单位收藏的中国58个民族姓氏家谱的基本情况。而另一方面，现在一些家庭和私人手中也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家谱。如在安徽的皖南地区、江西省以及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等，还有许多家谱仍保存在私家手中。其数量尚无精确的统计，粗略估计总数亦在数万种以上，或许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家谱一般是不愿出售的，出售家谱被认为是对祖先的大不敬，过去是要在族谱上除名的。如果将公私收藏合计起来，现在遗存的家谱总数恐怕达10万种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存。其中蕴含的丰富资料及其研究价值难以估量。以下仅从史学研究视角略谈一二。
在人口史的研究中，诸如婚姻平均年龄、出生率与死亡率、平均寿命、父母两系遗传等许多专题，除了族谱所载，如今很难找到系统性资料。台湾学者刘翠溶教授较早地利用族谱所载资料，进行人口史等研究，她撰有《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33］、《明清家族的婚姻形态与生育率》［34］等多篇论文，在中外学界颇有影响。
在经济史研究中，族谱中多载有祠产与墓地的土地所有情况，为土地制度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族谱的附录部分，又常常收录诸如分家书等契约文书，成为考察家族赀产的第一手资料。江南大学蒋明宏教授曾发表论文《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35］，对明代江阴徐霞客家族的经济兴衰、分家析产等作了个案考察，其所根据的主要就是江阴《梧塍徐氏宗谱》所载资料。江阴梧塍徐氏即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所属宗族。该宗谱载有徐氏家族的各方面的珍贵资料，其中收录的经济方面的资料亦颇为难得。按宗谱所载可知，徐氏从明洪武至弘治时“家益裕，族益大，赀累巨万”，徐麒任郡粮长，有田产“若千顷”，即达数十万亩。这是否可信呢？再看该谱的其他记载。大约从弘治末年，徐氏家族进入中衰。宗谱中收录了徐经去世七年后（1514年）由其夫人杨氏主持的一份分家书：《杨氏夫人手书分拨》，该分书载，当时分给徐经三个儿子的家产计“官民田地三百七十七顷九十三亩二分八厘，官山十亩，民山五顷三十三亩七分四厘八毫”，又有芦场、草场等其他地产，总计为40399.24亩。这已是徐氏中衰、经过数世分割之后的地产数字。由此可推知，徐麒时田产达“若千顷”的说法并非虚语。大家知道，分家书作为一种契约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其上所载数字是分厘不差，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在经济史学界，有的学者根本否认封建社会有占田几万亩的大地主存在。徐氏宗谱提供的一手资料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法制史研究中，族谱中常常收录告词、诉状以及完整的诉讼案卷等法律文书，为法制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如《新安大阜吕氏宗谱》所载《吕氏负冤历朝实录》即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诉讼案卷，分天、地、人三集，汇录了明隆庆至万历间围绕吕氏祖墓、祖祠诉讼案件的各种法律文献共62件。其中不仅有呈词、辨语，还有相关证据；不仅有上告状文，还有官府批详；不仅有原告方面的，还有被告方面的，包括两造。它基本上汇录了这一案件的各种诉讼案卷。对这些法律文献和文书档案，谱中皆全文直录，并基本保留了原文格式，其所蕴含的研究价值自不待言。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司法诉讼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为我们探究明代司法机构、诉讼程序、审判制度、判决过程、法理依据等，都提供了生动的素材。［36］
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家谱中收录的资料多涉及基层社会各个方面，十分丰富，其中所载宗祧承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资料尤为珍贵。例如，清同治年间所修婺源《腴川程氏宗谱》,保存了有关该族宗祧承继的详细资料，为我们考察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在《腴川程氏宗谱》的最后，附有《清源录》一卷。所谓“清源录”，即是将载入正谱中的异姓承继者，查明某支系某人入继，而另编一卷，以清眉目。按《清源录》所载统计，《腴川程氏宗谱》所载异姓继子姓氏可考者共40姓，异姓继支人数计477人。在《腴川程氏宗谱》的正谱之中，自百一世至百十世登录男子计4460人，其中包括异姓继
支477人，异姓继支所占比例为10.7%，达1/10强。又据《腴川程氏宗谱》所载，若只计承继事例，不计继支人数，其同宗承继共为231例，而异姓承继计为224例，二者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些数字及其所占比例，正如前引《清源录》序中所言，真可谓“触目警心”！笔者曾利用《腴川程氏宗谱》所载《清源录》资料写过一篇文章：《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37］，可参考。
再举一个关于社会史研究的例子。日本东京大学田仲一成教授对中国戏曲史很有研究，著有《中国的宗族与戏剧》［38］、《中国戏剧史》［39］、《明清的戏曲》［40］等，以戏曲活动为中心，对中国古代宗族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主要资料来源就是中国古代的谱牒。粗略统计，仅《明清的戏曲》一书中所引各类宗谱就达50余种。其中包括前面介绍的族谱《茗洲吴氏家记》等，该谱《社会记》中，记录有宗族祭祀演戏活动等许多珍贵资料，这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是很难看到的。
总之，谱牒之中保存了大量的人物、家族、经济、移民、文化、民俗、教育、人口等多方面的资料，对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某种视角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层面：国家统治系统，基层社会系统，宗族组织系统。而古代中国对这三个系统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并形成了各自的文献体系，这就是以记载国史为主的正史、以记载地方社会为主的方志和以记载宗族为主的谱牒。谱牒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三大文献体系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多重视正史、方志，而对谱牒的关注显然不足。尽管谱牒之中存在空谱、俗谱，或有夸与妄之弊，但其中亦有体例严整、考核有据、内容丰富的成熟之作。人们会发现，在一些谱牒之中保存了其他任何文献都没有记载的珍贵史料。谱牒堪称记录中华历史文化的又一宝藏。从整体来看，目前对谱牒资料的整理与利用尚处于初始阶段。对谱牒这一文献体系保存的丰富资料进行全面开发和深入探究，乃是今后中华历史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本文主要内容曾于2011年4月10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做过演讲，此次发表，作了补充和文字修改，并加了注释――笔者。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之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M］∥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
［3］ 欧阳修．文忠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李濂．族葬论：下［M］∥明文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吕不韦．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本，长沙：岳麓书社，1996.
［6］ 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8］ 林弼．林登州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M］.
［10］ 揭?斯．文安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仪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论语集解义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刘俊文.唐律疏义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4］ 朱熹.二程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王?.王忠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孔尚任.桃花扇［O］．康熙刻本.
［1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9］ 宋濂,等.元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0］ 冈等纂.大清会典事例［O］.清石印本，武英殿，清光绪.
［21］ 朱鹤龄.愚庵小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姚思廉.梁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 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范晔,等.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7］ 李延?.南吴旧话录: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29］ 王直.抑庵文后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彭韶.彭惠安集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程敏政.篁墩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M］.合肥：黄山书社，2008.
［33］ 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C］∥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34］ 刘翠溶.明清家族的婚姻型态与生育率［C］∥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
［35］ 蒋宏明.明清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史,2006，（4）：88－97.
［36］ 栾成显.《新安大阜吕氏宗谱》研究［J］.徽学:第6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133－151.
［37］ 栾成显.明清徽州的异姓承继［J］.历史研究，2005，（3）：85－96.
［38］ 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族与戏剧［M］.钱杭，壬余白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中国的宗族与戏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9］ 田仲一成.中国演剧史［M］.云贵彬，于允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中国戏剧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40］ 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M］. 云贵彬，王文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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