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曾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艺术精神，让原本并不安逸的一个时代，成了中国文化人最神往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种独特的优雅，人们习惯称它――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把个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美感。它就像一阵惠风和畅的清风，吹得何其自然，又显得何其灵气。
这阵清风，吹醒的是人们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知。个性的发现，精神的自由，是魏晋给予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在那个时代里，可以忘记政治的动荡起伏，却伤感于似水年华的流逝、生死命运的无常。是魏晋人，有了更敏感而细腻的情怀，让优雅有了内心的忖度、精微的住处。
这阵清风，还吹醒了一朵出水的芙蓉，让它随风开放。中国人从此发现：华丽繁缛的“错彩镂金”之外，还蕴藏着一种更高境界的美――如同初日芙蓉，素净自然，风流别致，沁漫着种种参不尽、辩不明的智慧。
千百年来，中国的士人对魏晋可谓情有独钟，深爱着这个时代美的格调、灵的智慧，乃至情的感伤。
向往魏晋的文人雅士或许都曾畅想过，有一日也能在兰亭的曲水畔，与王羲之随流旋羽觞的停留而畅饮；或在麈尾的轻拂间，随僧人支道林的隽语玄机而畅怀；或在山野田园中，同诗人陶渊明共饮菊花酒，共吟归来诗；甚至能赶在嵇康临刑之前，聆听丁次已成绝响的《广陵散》……
若能这样，一辈子仿佛应该是完整的了。
魏晋，无疑是一个让自由精神牧游的时代，无疑是一个被心灵和智慧彻底征服的时代。它是悠悠的玄想，它是淡淡的风流，却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魏晋的优雅，如同一朵芙蓉花的优雅，简约玄淡，超然绝俗，抚慰人心的冷漠，开启感怀的胸襟。
而人，沐浴在这般优雅中，也会如同芙蓉花一样，于清风卷帘之时，悄悄地盛开在，四时之外……
世人知道魏晋名士喜后竹子，来自王子猷的一句著名感叹：“何可一日无此君？”就是暂寄人家的空宅几日，他也要让人种上竹子。北宋司马光有首《种竹斋》诗的前四句云：“吾爱工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这在今人看来，是否觉得怪诞了些？
竹子多了，就有竹林。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仕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他们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今河南辉县、修武县），肆意酣畅。
民间风行名为“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砖画，它作为最风雅的人文主题，与代表长生不死的“东王公西王母”、“麒麟天马”一起，共同来慰藉墓室里的主人。砖画中，嵇康常常“引琴而弹”；阮籍则足“嗜洒能啸”；王戎跳音如意舞；阮咸弹着琵琶；喜欢老庄的向秀总喜欢蹙额沉思；喝个五六斗方也不醉的山涛则催着刘伶进饮。他们赤足打着佛教的“趺坐式”，却没一个是正儿八经的佛教徒。
竹林七贤其实都有自己的信仰，“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他们追求的精神境界。好一个“越”字和“任”字！不给自己设立任何人为的识障，任凭灵魂遨游在心灵可以到达的地方。他们狂放不羁，拒绝平庸，却在酣放自若中，实现了一种超然、潇洒的优雅。
魏晋的男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美”的。《世说新语》独辟《容止》一章，专写当时的美男子。而“容止”二字，又最是绝妙，它并不单指一个人的容貌，而是在意整体性的“仪容举止”。在魏晋时代，要想成为一名“容止”优雅的名士，并不那么简单。很显然，这是对其容貌、才情、内在修养的综合考量。
不过，魏晋确实“盛产”这种高标准、极有“容止”之士。坊间流传的古代四大美男：潘安、曹植、沈约、卫?，竟有三个来自魏晋时代；唯沈约是稍稍晚些的南朝人，这不能说仅仅是个巧合。
“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的裴令公；曹子建是“神清骨秀”，许询是“清风朗月”；王衍则“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美男子夏侯太初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毛曾与他共坐，竟成了“蒹葭倚玉树”；王右军则人如其字，被时人誉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
最称道的还有嵇康，惜字如金的《世说新语》竟为他连写了好几段：“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尔徐引。’山公（即山涛）云：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魏晋人的美，美在自然。这或许正是当时的人崇尚自然主义与个性风格交相辉映的结果。清风，明月，瑶林，玉树，游云，松风……在这里，自然何尝不是一种高尚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