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这个小县城停车两分钟。售票处前的小广场也就巴掌大，买票的、接人的、送人的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个，十几个人零散分布在小广场上，像不大的果盘里扔了几颗花生或者大枣。 车站广场上每个人都认识了我。我试图再靠近两个人时，那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往旁边躲，其中一个还回过头来扔给我一句：别再跟了年轻力壮的干点啥不好。
我知道我没有要到一块钱的原因是这些人都把我当成专业乞丐了，可我确实不是专业乞丐，那个说我年轻力壮干点啥不好的大哥让我脑子跑了神儿，我想如果我是专业乞丐，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要到两块钱，甚至三块五块钱了。就因为我第一次当乞丐，在这个县城小站广场上转悠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没要到一块钱。
我真希望此刻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成熟的乞丐，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乞丐肃然起敬。
我认为首先是我的穿着打扮才让我要不到钱的：一件纯羊毛衫，一条水洗裤，一双棕色牛皮鞋，还夹个文件包，怎么看也不像个身处困境的人。
但是反过来想，我向广场上这十几个人伸手要钱时说明了我不是乞丐，而我这身行头足以让广场上任何一个人明白我不是乞丐，有穿干净平整纯羊毛衫的乞丐吗？既然能让人看出来我不是专业乞丐，广场上这些人怎么还不相信我的话呢，怎么还不听我解释呢。我坚信他们只要听完我的解释，会给我一块钱或者两块钱。
对了，说到解释，也许我的解释出了问题，这些人才不相信我，因为我还没学会作为一个乞丐该怎样跟别人解释。
广场最南边那个中年妇女，穿红色套裙、高跟鞋那个，她刚出现在小广场上时我对她抱了很大的希望，几乎可以肯定她会给我一块钱或者两块钱，况且我一直很有女人缘。
大姐，我遇到麻烦了，钱包丢了，能不能行个方便，差两块钱我就能买到郑州的票，下午两点四十的，谢谢大姐帮忙。我向中年妇女伸出手时还向她展示我手里的钱：一张皱巴巴的两元票，一张新一点的一元票，一枚不怎么光亮的一元硬币。而且我还准确说出了这个小县城到郑州那辆车的发车时间和票价。
中年妇女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那一眼让我心乱起来，刚才的自信从容荡然无存，赶紧加上一句，要不您给一块也行。
你不是得要两块钱才能买到郑州的票吗，怎么一块也行？中年妇女问过我并不等我回答，又问手上的零钱也是跟别人要的吗？
我连忙回答中年妇女，不，这零钱是我的，不是跟人要的。
钱包不是丢了吗，哪儿来的几块零钱，挺累的，下次编好点吧。中年妇女仍旧笑着对我说，扔下耳朵脖子都燃烧的我，快步到广场南边去了。
如果我坚持要两块钱，如果我承认手上的几块零钱也是向别人要的，中年妇女肯定会掏钱的，她太漂亮了，是慈眉善目的那种漂亮。我真没出息，要是专业乞丐见到漂亮女人也像我这熊样还不得饿死！
乞丐真是了不起的人！
然后我靠在广场边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上，我对能在这个车站广场上要到两块钱不抱任何希望，尽管只有六块钱的车程，郑州离我却很遥远。
铁栅栏摇动一下，我从半睡半醒中睁开眼。身边也靠着一个人，又瘦又高的男人，四十岁，或者五十岁，头发又长又脏，尘垢把头发变成了淡黄色，又把这种淡黄色传染给了茬子长短不一的胡须，牛仔衣油渍得闪亮，用绳子拴住编织袋两个对角，把编织袋斜挎在身上，编织袋又靠在铁栅栏上。
出远门吗，我问身边的瘦高男人。这会儿我不想要钱了，只想找个人说说话，我不相信这个男人会掏出两块钱来。
啊，去西宁，出远门。他有点意外，说话显得结巴，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跟他打招呼，答完话好久了才想起来问我，你去哪。
郑州。
郑州？近！
是近呀，可再近也回不去了，钱包丢了，差两块钱不能买票，在这车站几个小时了，没有人相信我，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我本来只想找个人说说话，不说扫兴的事儿，可一张嘴又不争气起来。
他显然很意外，呆呆看着我不出声。
我在这个县诚威制药厂负责指导安装设备，干活时把外套搭在车间窗户上，干完活钱包不见了，裤袋里只剩几块零钱，我没心思给他们指导了，没跟厂里打招呼就来到车站，却买不了回郑州的票。
诚威药厂，我知道，咋不跟他们厂领导说说。
我苦笑一下。这种事真假说不清，只有自己知道，咋跟人家厂里张口呢。
他沉默好久轻轻说，也是，没法张口，摸索半天从身上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手绢，一层一层抖开，在几张毛票中间揪出一张两元票，递给我时说，我带得也不多。
那是1993年。
朋友，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