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北；制墨技艺；易水法；和胶技术 【摘 要】河北地区曾是中国古代书画用墨的主产地之一，其制墨工艺前承魏晋，后启明清，对中国制墨工艺的流传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了解有关河北制墨的基本发展情况，是研究中国制墨史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本文依据史籍，对河北制墨技艺在中国制墨史上的成就进行了概述。
制墨是中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河北地区曾是书画用墨的主产地之一，并在中国制墨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实践，古代河北制墨人摸索并总结出一套独具规范的制墨方法，被誉为“易水法”。早在南北朝时，南齐书法理论家王僧虔便在《笔意赞》中提到了“剡纸易墨”，并赞扬“易墨”“浆深色浓”[1]。宋人晁贯之则称赞：“易州、潞州之上党松心，尤先见贵……。”[2]元人陆友著《墨史》三卷，较全面地记载了魏晋至宋金之间包括河北墨工在内的诸多制墨名家，并认为“易水制作之盛，有由来矣”[3]。可见产于易水流域的松烟墨早已名噪一时，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商品价值都独占鳌头。从总体上说，河北的文房工艺，特别是砚、墨制作，是中国制墨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衔接阶段，它不仅对当时蓬勃发展的书画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对宋代以后文房用具生产地域格局的基本形成铺垫了基础。
然而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于以制墨为代表的河北文房工艺成就缺乏深入研究。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墨生产，河北制墨存在文献量小，墨工史料多转述，特别缺少当时人记录当时事等缺陷。由于书画墨本身是一种消耗性生活用品，作为工艺品收藏的就不多，再加上至今仍无有效办法阻止古墨的自然老化与消亡，因此河北古墨的“精良”似乎经不起历史实证的考验，至于其“奇妙精绝”似乎更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而造成现代某些著作往往囿于陈见，对历史上的河北文房工艺制作的成就视而不见。因此，笔者拟按初步收集的史料，对历史上记录的河北制墨技术及其发展状况略作梳理，这无论对河北文化的宏观研究而言，还是具体到传统的文房工艺制作上，都会有些许帮助。
一、河北制墨技艺的改进与创新
唐代以前，中国著名的制墨地区主要分布在山西和陕西境内。自唐末以降，中国产墨的地区以河北易水、真定两地最盛，名声也最高。毋庸置疑，河北墨工特别是易水墨工对于唐宋以后徽州墨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古代河北的制墨技艺，加上徽州独特的自然环境，才书写了明清两代徽州制墨的辉煌，进而为中国制墨技术的整体提高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制墨原料的变革
墨的品种可分为松烟墨、油烟墨两大类。松烟墨是我国较早年代的制墨法，据说汉时的墨丸即以“终南山之松”制成，特别是当时扶风■麋的墨非常有名。唐代河东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和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县）的松烟尤见名贵，《通典?食货典》记载：“易州上谷郡，年贡墨二百梃。”又《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卷36附录《大唐龙髓记》载：“（唐）玄宗修图书创集贤院，太府每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但松烟墨的缺点是色彩暗淡，无光泽，即便重用胶漆亦无法弥补。不仅如此，自北宋以来，由于松树资源的大量开采与使用，以松烟作为制墨原料已属不易，苏轼曾感慨“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4]，可见当时北方的森林资源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至五代、宋初，易水人张遇继承并发扬了油烟墨的制造技术，开辟了制墨材料来源的新时代。油烟墨亦作“油烟”，是用油烟等原料制成的墨。此技术在张遇之前已有流传，但因其烧制过程繁杂，成本也较高，故有“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5]的说法。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是对以往生产实践的总结、改进和发展。此后，经张遇改进的配方便成为流传千余年的油烟墨制作的典范，如元代制墨业的特色之一便是油烟特别是桐油烟的使用。尽管元、明、清时期仍有少数文人欣赏松烟墨的内敛素朴，但主要的制墨名家几乎都是以油烟墨著称的。
2、和胶技术领千年风范
制墨过程诸步骤中，以和胶为首重。用于制墨的胶料基本取自鹿、牛、马、鱼等多种动物的角、骨、皮、鳔等部位。晁贯之《墨经》认为：“凡胶，鹿胶为上”，“鹿胶”当指鹿角胶而言。胶的功用除可使墨烟粘结成块，便于使用之外，并具有使墨汁不易产生沉淀、使墨永久附着在纸上的效果。明人方瑞生说：“制墨在烟胶均适，适则契，契则愈久愈坚，堪敌水性。”[6]但是，自古以来解决用胶的最佳比例及兑胶工艺是制墨的一大难题。
中国早期用墨虽然很早便提到了用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墨的形状并不固定。就目前所见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墨皆为块状，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4000多个小扁圆块的墨粒，每块直径不及1厘米[7]。汉代韦诞墨虽有“一点如漆”的美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墨块应该“宁小不大”[8]，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的制墨方法无法保证墨品能够持久胶结，更不易制成稍大的墨块。另外，宋以前的砚台多有砚足，尤其是魏晋以前的砚台多配有砚杵。这些说明一个事实：早期的墨块体积较小，且容易碎裂，需依赖砚杵将之压碎、研磨，才能形成便于书写的墨液，其使用极为不便。
如何使墨、砚的使用更便捷，一直是历代墨工们探索的问题。直到唐代，墨工祖敏采用松烟与鹿角胶煎膏和成的制墨方法，大大改善了制墨的用胶问题，其所制墨被后人称为“祖敏墨”，闻名于天下（图一，1）。传说他对由朝鲜进贡松烟墨的制作经验进行过专门研究，又多方取材，采用古松烟与鹿角胶煎膏和成制墨的方法，《墨经》中亦载：“古人用墨，多自制造，故匠氏不显。唐之匠氏，惟闻祖敏。”[9]
纵观唐宋时期河北墨工的杰出贡献，多在对胶、和胶技术上有所突破，如张遇、奚鼐、奚鼎、李超、李廷■、张浩、陈瞻、刘宁等人。“凡印方直最难，往往多裂。易水张遇印多方直者，其剂熟可知。”[10]宋代唐州人张浩“胶法甚奇”。宋末真定人陈瞻，其用胶“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真定人刘宁曾于宋宣和乙巳（1125年）春与同行张顺较量：“张力言其墨胜刘，刘云：‘无多言，得以试之耳。’取二汤壶炽炭熬之，使沸，各投墨一笏煮之。自巳及酉，取视之。张墨已融败拆裂，刘墨坚如故，叩之琅然。张乃大服。”[11]由此可知，河北墨工在用胶工艺流程上的新突破已经炉火纯青了。
3、配料的改善
中国古代制墨名家为了改善墨品的耐久性、渗透性、色泽、香味、防腐防蛀等功效，还配和珍贵天然药材等添加物，从而增加了墨品的整体价值。早在三国时期，曹魏韦诞（仲将）便用胶、药物掺入煤烟，使墨发出香气。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笔墨》中记其“以真珠一两、麝香半两”调合。唐末王君德制墨用酢（醋）、石榴皮、犀角屑、胆矾、■木皮、皂角、马鞭草等物掺入。及至南唐时期，李廷■用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12物掺墨。到了宋代，以张遇为代表的河北墨工对于改善墨、胶气味的香料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由此开辟了制墨用香的新时代。
张遇在中国制墨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徽墨鼻祖李廷■，宋人蔡襄即言：“世以歙州李廷■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传说他的墨有题“光启年”者“妙不减廷■”，其“供御墨”应当是供宋廷专用（图一，2）。张遇在继承李廷■改进胶剂使用手法的基础上，改进并固定了“龙香剂”配方，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龙香”墨兼具历史典故与原料来源的双重意义。元人陶宗仪引陈子兼《窗间记闻》：“（宋）熙、丰间（1068-1085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12]传说“龙香剂”由唐玄宗李隆基命名，王象晋《群芳谱》记载：“唐明皇以芙蓉花汁调粉，作御墨，曰‘龙香剂’。”[13]又乾隆《山西通志》引《开宝遗事》记载：“景龙初，明皇为潞州别驾。一日，据案见墨上有小道士，如蝇而行，上叱之。即拜呼‘万岁’，曰：‘臣黑衣使者，墨之精，龙宾也。’帝命掌记珍藏。及登位，犹取示词臣，名‘龙香剂’。”由此可见，“龙香剂”的出现似乎与李隆基为日后夺天子位而做的准备有着某种联系，而所谓“以芙蓉花汁调粉，作御墨”的举动，无非是为其制造受命于天、文治武功的社会舆论。
《墨史》载：“遇亦有二品，易水贡墨为上，供堂墨次之。苏子瞻云‘射（麝）香张遇墨’两枚，或自内庭得之，以见遗，藏之久矣。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仿佛。陈无己见秦少游有张遇墨一团，面为盘龙，鳞鬣具悉，其妙如画，其背有‘张遇射（麝）香’四字，语曰：‘良玉不琢，谓其不借美于外也，张其后乎？’”又说：“宫中取其墨烧去烟，用以画眉，谓之画眉墨。”[14]金章宗（1190-1208年）时期，金宫中仍以张遇的“麝香小御团”为画眉墨，金代诗人元好问曾有七律《赋南中杨生玉泉墨，墨不用松烟而用灯煤》一首：“……演袖秦郎无籍在，画眉张遇可怜生。……宫中以张遇屏香小团为画眉墨。”[15]由此看来，这种“麝香小御团”在金朝的宫廷中多有收藏，因为它香气浓郁，嫔妃们便拿来做画眉的高级化妆品了。
“龙香”墨的原料多采用桐油，加上麻油、猪油等油脂，经燃烧成烟制作，又加麝香、冰片（即“脑”，又称“龙脑”、“龙脑香”）等名贵药材以及适当的金箔，具有“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晕”的特点，因而自宋元以降，“龙香”油烟墨已经成为文房用墨的代称。
二、河北制墨技艺对于歙（徽）墨的影响
（一）李廷■被推崇为徽墨宗师
李廷■是中国制墨史上最受推崇的人，他使易水制墨技术在徽州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被历代徽州墨工们誉为徽墨的宗师。传说李廷■与其父原姓奚[16]，曾在易州世代造墨；晚唐时流离南迁，见歙地富庶安定，制墨原料如松材等不虞匮乏，遂定居制墨。李廷■善用松烟制墨，据称其“选料以松烟一斤，用珍珠三两，玉屑、龙脑各一两，和以生漆，捣十万杵而成”，故有“得其墨而藏者可五六十年，胶败更调，入水三年不坏”，“其坚如玉，其纹如犀”之说。其墨造型精美，《遵生八笺》中曾载：“李廷■龙纹墨、双脊墨，千古称绝。”[17]其所造墨“其坚利可削木”，抄写《华严经》一部半，才研磨下去一寸，存放数百年，研磨时尚有“龙脑气”[18]。李廷■深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让其担任墨务官，并赐国姓“李”，于是奚氏一变而为李氏。此后李廷■与其兄弟李廷宽、子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并使李墨绵延不绝。
在宋代，李廷■墨赢得了世人的交口称誉（图二，1）。宋庆历（1041-1048年）间，一锭廷■墨可售钱一万。到宣和年间，李墨更成了珍稀之物，以致“黄金易得，李墨难求”。自“李墨”之后，徽州历代都有堪称“二李再世”和“与李氏匹敌”的高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打着李氏旗号，或以继承“易水法”的名义对李氏制墨进行仿制。陆友《墨史》记载宋代曾有宣州盛氏一族6人，其所制墨“大率如奚廷■样幕并篆文依歙样香墨”。据相关记载，仅宋一代，沿袭廷■并归属李派的徽墨制造高手有吴滋、潘衡、戴彦衡、高庆和、汪通、高景修、胡智、朱知常等。特别是被誉为“墨仙”的潘谷，虽是继李氏之后能独立门派的制墨家，然而他在“李墨”面前顶礼膜拜，始终不忘以李氏之制为圭臬。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徽墨彻底衰落的民国时期，历经千年之久。
（二）以“易水法”为基础的河北制墨技术既是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制墨经验的总结，也是明清徽墨独领风骚的起点。
“易水法”自发明以来，成为后世千百年来徽墨制作技术的基本准则，世间也将“廷■ 墨”公认为不可逾越的徽墨制作巅峰。易水法的核心技术在于三点：动物胶的使用；香料的添加；“十万杵”的捣制。其中以第三点尤为突出。烟与胶相混合后，尚须强力与多次的杵捣，以改变烟粒子的大小和散布的区域，使烟和胶均匀而紧密地结合，不致有离散的烟粒存在。若杵捣不够，烟胶间的空隙大，不但研磨时墨色不匀，且墨块易崩裂。前述宋人刘宁与张顺斗法取胜的关键，即在于其“万杵耳”。以李廷■或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徽派制墨不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易水法”的优良传统，还使得制墨的个人行为演变为家庭手工业化的产业。徽墨品种也由唐宋较为实用的单一品类，逐渐商业化而变得丰富多彩。从此以后，以“易水法”为基础的制墨技术既是对之前传统制墨经验的总结，也是后来徽州（宋宣和三年歙州改徽州）成为明清以来制墨中心的起点。
（三）和胶技术的继续探索以及墨模的大量使用，使得徽墨开始成为真正的艺术载体。
1、历代河北墨工精于和胶，一直引领时代之先，直至制墨中心的全面南迁。
人们将墨“丸”改称为墨“锭”，是魏晋以来和胶技术替代以水作粘合剂的传统制墨方法的反映。据记载，宋代书画家米芾曾见唐代书家李阳冰所造“供御墨一巨铤，其制如碑”[19]，然从现有资料分析，唐代和胶技术尚有缺陷，此“高逾尺而厚二寸”的巨墨恐为传说，即便真有此事，其保存时间也不会太长。易水人祖敏对唐代和胶之法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改善了制墨的用胶问题。直到北宋，留居本地的河北墨工仍继续探索制胶技法的真谛。据文献记载，真定人张滋“善和墨，色光■。胶法精绝，胜江南名手”，大观（1107-1110年）初，宰相文彦博等人联名引荐其为国库造墨数万斤，由于其墨法精妙，帝大喜，“岁岁加赐钱至三二万”。皇帝的两位兄弟皇、越二王曾私出重金请其造墨，并提出“虽百金弗吝”，然被张滋正言拒绝：“滋非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遗人。”无奈之下二王求助皇帝，宋徽宗才下诏“各赐王十斤”[20]。后世人认为墨上有“宣和睿制”字样者为张滋所作。又如唐州人张浩，居桐柏山，其墨精致，其墨法在于“胶法甚奇”。
另有真定人陈瞻，北宋末年墨工，其人忠厚，以诚信为本。传说其制墨以“和胶法”著称，其用胶“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不仅如此，其墨出售时“每斤止售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虽然售价很低，但是却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器重。为其作传的何■曾收集陈瞻墨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至宣和年间，陈瞻的墨每斤售价已高达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21]。陈瞻死后，其制墨法被他的两个女婿董仲渊、张顺所继承。其中董仲渊对于其岳父的和胶技术有所改进，所制“墨尤坚致”，然“其即死，流传不多也”。张顺则“所制不及渊，亦失瞻法”。陈瞻还有一个外孙胡德，也以制墨为生[22]。
2、和胶技术的进步使得墨品用墨模进行压制成为可能，歙（徽）墨的质地由此更加坚挺，使用更加便捷，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的书法、雕刻水准及审美情趣。
从宋人李孝美所著《墨谱法式》[23]（又称《墨谱》）中所列图谱来看，五代至北宋初期南方的墨锭制作，已经大量使用墨模作范。此间无论南北，诸河北墨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利用雕刻手段，对于其所制墨品的生产工具――墨模进行了较多的艺术加工和创作，使得柔软的墨块经过压制成型，最终晾干变硬。其中尤以饼、条、锤、圭状等墨形引人注目。这种制作方法流传至今，仍是展现墨品艺术表现力的不二之选。
收入《墨谱法式》的名墨有：
“李超”款墨。其一为长方形，一面有框，内镌龙纹，一面亦有框，内为“李超”字样；其二亦为长方形，一面为橄榄形双纹框，内“新安香墨”，另一面长方框，内“歙州李超造”（图二，2）。李超为李廷■之父，传说中的“李墨”当以李超墨始。李超制墨技艺高超，北宋书法家徐铉幼时曾得一锭“长不过尺，细裁如筋”的李超墨，与其弟徐锴共同研磨习字，“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由于李超用胶和捶打技术的高超，以至于此墨“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因而后世有人赞曰：“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
“奚廷■”款墨：其一为扁纺锤形，一面有椭圆框，内镌龙纹，一面长方形框，内为“供使奚庭■祖记墨”字样。其二为长方形，一面为椭圆框，内“远烟细墨”，框上为葫芦形框，内镌“香”字一，另一面一长方框，内有“从前奚庭■”字样（图二，3）。
“李廷■”款墨：其一为“握子”状者，曾被《墨谱》形容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其上镌有一龙纹，龙后足处镌“香”字一（图三，1）。此墨在形状上既保持了早期人工墨品手攥成型的大致风貌，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显得新意十足。
“李承晏”款墨：为笏板形，一面有橄榄形框，内镌龙纹，另一面有长方形框，内有“歙州供进李承晏墨”字样（图三，2）。李承晏为李廷■之子、李超之孙。李承晏虽仍属于易水人后裔，实为早期歙州墨工。其制墨技艺应为独门家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其祖、父辈的影响。
五代以来古墨的造型纹饰还属简朴。除了墨形的变化之外，墨工在墨品之上标注本人名字、用途、配料等文字的也屡见不鲜。如前所述“李超”墨、“奚廷■”墨、“李廷■”墨等，不仅注明自己的名字、产地以及“供使”、“供御”、“供进”等用途，还皆在墨上注明“香”字，说明此墨品皆加入一定比例的香料，从而保证了墨品的驱虫效果和收贮质量。
以河北技艺为代表的宋代制墨业，奠定了日后中国制墨业发展的基础。从近年的出土资料来看，宋代墨品已经具备了明清时期徽墨的基本特征。例如江苏宝应县宋墓出土一锭南宋叶茂实的墨品：墨呈长舌形，松烟质，质地较松；墨色黑而亮泽，仅存的下半段上可见模印贴金的“玉”字，残断处有隐现的残字；背面中间阴刻长方框内残存模印的“实制”二字，其上有“茂”字残迹，推测应为“叶茂实制墨”[24]。1988年，安徽合肥市郊宋墓出土两锭墨，其一为“九华朱觐墨”，长舌形，长21厘米，宽处3.4厘米，两端宽1厘米，厚0.7厘米，重47克。墨面楷书阳文“九华朱觐墨”，背面方线框内装饰凤纹，内书“香”字，为宋代制墨家朱觐作品。其二为“歙州黄山张谷墨”， 长舌形，长25厘米，宽5厘米，厚1.4厘米，重109克。墨面中心的内凹边框内篆书“歙州黄山张谷……”[25]。张谷是张遇之子，属于南迁易水人的后裔，亦为早期歙州墨工。又1996年，江苏宝应县北宋墓出土有“东山贡墨”，墨为长舌形，一面阳文“东山贡墨”，另一面阳文“千岁用墨”，又有“烟细墨”铭，为松烟墨[26]。以上宋代墨品遗物均以墨模范制而成，形制趋向完好，纹饰日益繁复，并出现诸如龙、凤纹等的图案，或署有墨家名款，其形制、纹饰均与后世墨品相似。它们又是现存少数几锭早期中国书画墨实例，故而甚为珍贵。
（四）早期易水南迁墨工的杰出成就使得“供御墨”于朝廷，成为历代墨工的人生追求。
关于民间墨品进入宫廷，并将其作为御墨，大体上源于李廷■等南迁易水人的传说。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上谷墨供应官府的记载。据《唐书?艺文志》：“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上谷墨”即易水人奚鼐、奚鼎兄弟二人所制墨。其中尤以奚鼐为佳，其擅用鹿角胶和墨，所制之墨面有光气，墨上有“光庆”、“奚鼐墨”及“庚申”等字样。另《歙县志》载：嘉■（1056-1063年）间，宋仁宗每次在群玉殿宴请近臣，总以“李超墨赐之，曰‘新安香墨’”。然而关于李墨进贡的具体情节，遍翻史籍，并无详述。
就目前所知，有确切贡墨过程记载的宫廷制墨仅限于清代，而民间较为可信的“贡”墨材料出现在元代。如元代河北檀州墨工王仲玄，原出于金代簪缨之家，因遭际战乱，“后得制墨法，遂居燕都，不三数载，名动缙绅”，不但“累奉旨造墨”，且“每进，上甚嘉赏，赐酒尽醉”[27]。另，“元有朱万初，善制墨……既以墨显，又得真定刘法造墨法于石刻中，以为刘之精艺深心尽在于此，必无误。”[28]后因为所进墨“大称旨，得禄食艺文之馆”[29]，赐其为“艺文直长”。朱万初，江西豫章人，因得到了以刘法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真定墨艺的真传，加上自己的精研勤思，完成了一次南北制墨技艺的融合。后来，朱万初由技术官员转为行政官员，累任东阳丞、建宁幕长等职，官运亨通且有所作为。刘法，字彦炬，河北常山人，金代中前期的著名墨工，其制墨过程曾被金代画家杨邦基录为《墨史图》十图。《墨史图》虽已不存，但其名目犹在：“一曰入山，二曰起灶，三曰采松，四曰发火，五曰取煤，六曰烹胶，七曰和剂，八曰成造，九曰入灰、治刷，十曰磨试。”[30]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虽然历史上关于河北制墨技艺发展的记载多为细琐的资料，但从中我们大略可见河北墨工群体之活动、分布及近千年间中国传统制墨业的基本状况。
1、河北墨工为数众多，其制墨时间跨越近千年历史。
遍查相关资料，目前可以考证其为河北墨工的有名姓者多达十数人。除前文所提及的南迁易水人李廷■、张遇等外，还有唐代易水人祖敏、李■、李起，宋代易水人陈■和真定人张滋、陈瞻、董仲渊、张顺等等。如果从魏晋开始算起，到元代结束，其制墨历史跨越千年。
2、子承父业、同宗共持的制墨技艺传承特点，保证了制墨技术在传承过程中的延续和稳定。
子承父业、同宗共持是河北墨工诸家族在制墨技艺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李廷■与其兄弟李廷宽、子李承晏皆以制墨擅名江南。一直到入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廷■子孙如李文用、李仲宣、李惟益、李惟庆等继承廷■遗法，使李墨绵延不绝。不仅如此，李廷■在墨业上的成就也是继承其父李超等人的结果。又如张遇之子张谷、孙张处厚也都是制墨名家。
3、诸家河北墨工的南下，促进了中国制墨中心的南移和制墨技艺的继续发展。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制墨产地经历了由陕西经河北向安徽、江西等地转移、集中的趋势。这种趋势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河北墨工一方面继承了自汉、晋以来制墨技法的大成，另一方面又经过融会贯通，南迁后结合了歙（徽）州各种特殊的资源，进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制墨新途径。
4、宋元时期的河北墨工分为南迁和留居本地两支，他们分别继承了唐以前河北制墨的最高技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和丰富其内涵。直至元代，这南北两支才最终实现交融，从而奠定了明清徽墨的辉煌。
南迁一支以唐末易水人李廷■、张遇为代表，讲究以“十万杵”为代表的“易水法”和原料新配方，开创了徽墨发展的新时代。留居本地的一支则以真定人张滋、陈瞻等为代表，他们在“和胶”技术上的新探索，同样为日后徽墨制造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可以这样说，河北制墨技艺对中国制墨工艺的发展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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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宋?陈思：《书苑菁华》卷118，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2］［9］宋?晁贯之：《墨经》，转引自桑行之等编：《说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
［3］［14］［18］［19］ ［20］ ［21］ ［22］［28］元?陆友：《墨史》，载同［2］。
［4］宋?苏轼：《孙莘老寄墨四首》，载清?冯应榴辑注， 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宋?苏轼：《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载同［4］，卷34。
［6］ ［10］［11］明?方瑞生：《墨海》，载同［2］。
［7］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42页。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1985年。
［12］元?陶宗仪：《说郛》卷31上，载同［1］。
［13］清?《御定渊鉴类函》卷407《花部三?芙蓉二》，载同［1］。
［15］《元好问集》卷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徽州一直有奚超、奚廷■父子即李超、李廷■父子的说法。然元人陆友却认为奚、李各为一家：“奚庭■，或曰李庭■，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非也。……居歙者李氏，籍宣者奚氏，各是一族而名偶同耳。”笔者认同前者。详见元?陆友：《墨史》。
［17］明?高濂：《遵生八笺》卷15《论墨》，载同［1］。
［23］宋?李孝美：《墨谱法式》，载同［2］。本文采用图版皆引自此书。
［24］ 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3期。
［25］ 胡东波：《合肥出土宋墨考》，《文物》1991年3期。
［26］ 李则斌，朱宇，崔建华：《宝应北宋墓群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9日。
［27］元? 张之翰：《西岩集》卷19，载同［1］。
［29］明?杨慎：《丹铅续录》卷12《朱万初墨》，载同［1］。
［30］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9《赠朱万初四首》，载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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