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理论研究成果为线索，首先梳理升值压力的来源。接着对升值导致经济紧缩的理论进行总结，这也是传统经济意义上升值产生的效应。在此基础上，由于近年来国外学者广泛研究紧缩性贬值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发生机制和相关实证的说明，得出若干升值导致经济扩张的渠道。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缩性贬值 经济扩张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施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20%。但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依然逼迫人民币继续升值。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现将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就此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一、 人民币升值的依据
关于人民币的升值依据，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的贸易账户在国际市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顺差。这一顺差被指来源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这只是人民币升值压力表象的原因。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的总结，得到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两种，一种是短期压力，一种是长期压力。前者是内外经济失衡的结果，表现为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以及国内经济过热；后者是经济长期走强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两者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
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存在、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因此，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从而使人民币实质汇率恢复到其均衡水平，有助于降低人民币预期，缓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政策当局的压力。
张曙光（2005）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一方面是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 另一方面是货币名义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反向运动, 即实际汇率升值。由于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内外( 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 但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 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提高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 要求名义汇率跟着升值, 但如果有其他条件（比如工资上涨）配合, 就可能缓解升值压力。然而,中国是劳动力过剩, 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 工资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价格涨不起来。因此，汇率升值的压力很大。
种种研究表明人民币已经明显被低估，但是我国政府对于是否允许人民币升值问题依然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中国政府对汇率的谨慎源于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紧缩问题，这也是传统意义上汇率升值产生的效应。
二、 人民币升值引发经济紧缩
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模型，货币升值是紧缩的：货币升值至少在短期将提高国内商品对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即实际汇率升值），导致本国出口下降和进口商品对国内生产商品的替代，从而降低总需求，这就是汇率变动产生的支出转换效应。总需求的下降进一步使总供给下降，社会的就业水平因此受影响，最终导致经济的衰退。
Mckinnon（2005）认为，因为中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趋同于美国水平。人民币任何显著的持续升值（美国想要人民币升值20%-25%）将会驱使中国进入通货紧缩。而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升值预期，这样就会对出口企业产生降低工资增长的趋势，工资增长下降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在面临更多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只允许小幅度的升值，热钱流入则会加快。如果中国推进金融自由化，采取诸如解除利率管制等措施，中国公开市场利率就会被迫趋向于零，而中国目前已经接近于陷入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上海的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现在快下降到1%，一旦跌入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中国人民银行在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时会将束手无策。
高贺、李霞（2008 ）认为，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国际游资的巨大套利空间。由于人民币升值采取缓慢的和持续的方式, 因此国际游资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来套取汇差,相应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近年来我国房价、股价与物价暴涨, 与这种套利活动不无关系。而随着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大, 人民币升值演变为人民币资产泡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三、人民币升值引发经济扩张―基于通缩性贬值视角
（一）贬值引发经济紧缩
贬值引起紧缩的原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讨论。从需求上看：（1）如果进口商品的价格需求是无弹性或弹性很小时，对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和重要消费品的进口的更高花费将会减少本国生产商品的需求；（2）名义贬值会给总需求带来紧缩压力，这一压力可能大于贸易支出转换效应带来的补偿。就价格刚性而言，非贸易品将缓慢调整以降低需求。如果非贸易品需求下降的速度大于可贸易品的外国净需求的上涨，则整体产出将下降；（3）贬值可能导致收入在工薪者之间的再分配，那些边际储蓄倾向低的群体的收入将转移到边际储蓄倾向高的群体，这一净效应将使总需求下降（Krugman & Taylor,1978）。从供给上看：首先，贬值直接增加了进口产品的成本，使得总供给减少；其次，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经济体中，贬值降低可信贷额度（Van Wijnbergen,1986）。这又反过来使国内利率水平上升，使生产成本增加；再次，由于集体谈判合同（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和指数化工资（Wage Indexation）的存在，名义工资因为高通货膨胀而增长，并实际上快于通货膨胀，导致供给减少（Agenor & Montiel,1996）；另外，一旦把需求和供给一起加到分析框架，即使贬值引起总需求的净效应是扩张的，只要这一需求转换效应小于总供给产生的衰退效应，同样可以使贬值引起通缩。
Kamin & Rogers(2000)针对墨西哥的研究表明，在墨西哥，货币贬值总是导致产出下降；Hoffmaister & Vegh (1996)对乌拉圭，Moreno(1999)对6个东亚国家以及Berument & Posaogullari(2003)对土耳其分别进行研究均支持“紧缩性贬值”假说。还有一些学者从时间的维度，把贬值对产出的影响分别在短期、中期、长期进行考察。如Edwards(1986）采用约化型方程模型对12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短期贬值是紧缩性的，但是一年之后贬值有扩张的效果，而在长期贬值则是中性的； Gylfason & Radetzki(1991)运用宏观经济模拟方法发现对所研究的12个发展中国家，贬值在短期和中期都是紧缩的； Oskooee & Kutan (2008)通过建立对白俄罗斯等东欧九个新兴经济体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在短期贬值对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俄罗斯四国产生紧缩效应，而在长期贬值对以上九个国家中性；Sencicek & Upadhyaya（2010）对1970-2004年的土耳其的实证分析指出，在短期内贬值产生紧缩效应，中期产生扩张效应，长期效应中性。
（二）升值引发经济扩张的渠道
由紧缩性贬值可以相应总结出一些汇率升值导致产出扩张的渠道，同样可以从需求和供给方面讨论。
在需求面：（1）货币升值会降低国内价格水平，导致居民的实质货币余额和实质财富增加，这倾向于扩大居民的支出；（2）货币升值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货币升值将使收入从高边际储蓄倾向的群体向低边际储蓄倾向的群体转移。这是因为货币升值通过降低价格水平提高了实质工资，导致实质收入从企业家阶层向工薪阶层转移。由于工薪阶层有较企业家阶层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货币升值的这种收入再分配效应倾向于扩大经济的总支出。这种收入分配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阶层财富有限并且受到很强的流动性约束，因此其边际消费倾向几乎等于1；（3）在发展中国家，新增设备投资通常包含大量的进口资本品，货币升值降低了这些进口资本品的国内价格，因而倾向于增加新增投资从而扩大经济的总支出。
在供给面:（1）货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如石油、矿石）的国内价格，因而降低所有最终产品（包括非贸易品）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相对于最终产品价格的下降将导致企业增加产出和雇佣，从而增加经济的产出和就业。因此，即使货币升值对总需求的净效应是紧缩的（支出转换效应足够大从而支配支出变更效应），供给面效应的存在使得升值仍可能是扩张的；（2）货币升值有利于健全国内资本市场，增加可信贷额度，使货币供给增加。这样使国内利率降下来，减少了生产成本。使企业增加产出，国内经济得以扩张。
四、总结
国内外经济学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人民币汇率理论。面对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通过新近发展的贬值性紧缩理论扩展得到的人民币升值可能引发的扩张效应，是否能帮助我国管理当局打消升值顾虑？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结果来看，与大多数发展国家进行的同类型的结果不同，货币升值在中国主要还是通过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所得到的支出转换效应体现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依然是紧缩性的。其中可能的原因有：1、现存于发展中国家的“紧缩性贬值”理论发生在货币金融危机等非正常的环境下，而中国的过去的贬值，没有在此情况下发生；2、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城市改革，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人失业和丧失传统福利，导致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那么，货币升值的收入再分配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不大；3、由于多年的FDI，中国制造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国内生产的资本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性增强，则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投资支出的影响不明确；4、贬值性紧缩理论的一个前提是该国贸易处于逆差，但是中国除1993年外，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贸易顺差；5、最后从供给面看，由于中国对部分商品，特别是服务业的价格管制依然存在，人民币汇率对产出的供给面效应同样不明晰。但是，不管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还是扩张性，中国都不应该在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政策建议，因为人民币的低估确实已经造成中国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失衡。另一方面，在我国，汇率工具被赋予了过多的任务，政府或许应该让汇率专门发挥其相对价格作用去解决中国存在的外部失衡和长期结构问题，而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工具来管理国内经济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2] 施建淮.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J].经济研究,2007;1
[3] 高贺,李霞.人民币升值影响综述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8;10
[4] 施建淮.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6
[5] 麦金农,邹至庄.国际著名学者关于人民币升值是非评说[J].国际经济评论,2005
作者简介
谢中川，女，（1986 -）籍贯广西南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世界经济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罗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