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舜钦始终以儒家自居，儒家思想是其立身行事的基础。他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一生以康济斯民为己任。同时濡染道家思想较深，但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
关键词：苏舜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41-04
收稿日期：2011-10-25
作者简介：庆振轩，男，河南偃师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汉、魏晋、唐之后的又一高潮所在，儒、释、道三家合流是其时的一个基本趋向。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苏轼更是成为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典范。与之不同，生活于真宗、仁宗年间的苏舜钦，思想上有其自身特点，他始终以儒家自居，濡染道家思想较深，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
一、予生虽儒家：苏舜钦与儒家思想
苏舜钦出生于世代仕宦的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少小学文章”，虽“出值用武年，儒官多见侮，敢为战士先”，但那只是“予年已壮志未行”后的怨愤之辞。他经常以“儒”自称，“予生虽儒家”“落落吾儒坐满室”“独喜吾儒士之书”“著鞭无为儒生羞”儒家思想是苏舜钦最根本的思想，也是他立身行事的基础。
儒家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思想中有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北宋建国后，先是燕云未复，后一直处于辽和西夏的威胁下，这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的一统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深化。自宋初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严别正闰，到欧阳修的《正统论》(上)企图“合天下之不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强调“使九州合而为一统”，以至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以“统系”为核心所阐发的正统历史观等，都足以说明宋人正统观念的强烈。苏舜钦同样具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
景?元年(1034)夏宋开战至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西线战事频繁，而宋军败多胜少。苏舜钦虽然没有机会能够“挺身赴边疆。喋血鏖羌戎，胸胆森开张。弯弓射搀枪，跃马埽大荒”“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但他始终关注着西线战事，希望能早日荡平西寇。
苏舜钦对夏始终是用蔑称的，其称呼有“胡”、“夷”、“西戎”、“蛮夷”、“腥膻”、“夷狄”、“外夷”、“丑类”、“黠虏”、“羌虏”、“小丑”、“羌贼”、“丑虏”、“西寇”、“昊贼”、“贼昊”、“西羌”、“膻腥”、“贼羌”、“西羌贼”、“逆寇”、“逆羯”、“猾胡”等。这都显示了苏舜钦对夏军的蔑视和无比仇恨，而这些蔑视和仇恨是因为宋夏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自古猾者胡与羌，胡羌相连动朔方，奸谋阴就一朝发，直欲截割吾土疆”“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同时这也是和苏舜钦严于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分不开的。
儒家极其重视道德修养，注重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苏舜钦钦慕穆修“性刚峭，喜于背俗，不肯下与庸小人合，愿交者多，固拒之”，“宁区区糊口为旅人，终不为匪人辱吾文也”，“然耻以文干有位”，“其节行至死不变”，与韩亿“惟义所在，不恤权忌”，从中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的人格追求。舜钦磊落高才，少慷慨有大志，“进奏院事件”被贬前，积极用世，多次上书论事，上忧国家兴亡，希望朝廷能振兴于内忧外患之时；下忧生民艰辛，多用诗文叙写民众苦难，每次用事，都用心力于职。遭放废之后，他仁义之心依然如故，虽然居于沧浪亭，得享闲适之趣，“内实有所待也”。舜钦平常议论行事常“以康济斯民为己任”，“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因此“议论稍侵权贵”。他景?元年刚进士及第即有“十年苦学文，出语背时向之语，居丧长安时有“性不及中庸之道，居常慕烈士之行”，得罪被黜后诗文中对他立身处世不合于世的地方更是多有涉及，如“自嗟处身拙，与世尝龃龉”，“鄙性背时向，处世介且迂。自固以为节，人皆指为愚”。虽不见容于世，舜钦从没想过要有所改变，他称自己“屈曲性亦难”，“迂僻不能镌”，更有甚者向天公提出挑战，“又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媒?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
苏舜钦在庆历元年(1041)《应制科上省使叶道卿书》中曾述其“某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虽在仕版，而未尝数当途之门，窃服于道，二十年矣”，遭放废后还在慨叹“人生多难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男儿穷困终归道，世路倾危自有天”。他学道服于道并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为了个人一己之得失，“夫士之学经术，知道义，非所以贸易；爵禄之来无有以应之耳。道胜而位丧，于道何伤而不乐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为众牵踬，不得尽施其所学，忧道之削，处心甚危，内负于己，外愧于人，畏时刑而惧鬼诛，何所乐哉!”“然贤者必欲推己之乐以乐众，故虽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己所乐也，苟去其位，则道日益舒，宜其安而无闷也”。韩愈认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而苏舜钦对韩愈也有不满，认为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舜钦认为“夫道无古今，但时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计时之用舍，必趋至极之地以学，探求圣贤之意而迹其所行，本原既明，则将养其诚心而泯去异端也。当其未知于人用于世，则修之益勤，守之益坚，内自贵珍而有待也。?先能置身名爵禄于虑外，然后乃能及此，故君子虽被贼害，颠沛其身，不更所守。”宋太祖曾立誓碑，内容之一就是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苏舜钦被除名所受之惩罚已经非常重，但是他依然能坦然面对，少许牢骚外更无自暴自弃，忧国忧民之心如故，“此身自流浪，岂能济元元”。在送下第的黎生还乡时，舜钦劝告黎生“无废青箱学，穷愁古亦然”。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诗书穷不放，灯火独相亲”。当时人称其“以道自公，失而不忧，有至高至难之节。”他的一生正如欧阳修在《祭子美文》中所说“欲知子心，穷达之际，金石虽坚，尚可破坏，子于穷达，始终仁义”。在览照时，他可以无愧地说自己“一生肝胆如星斗”。《无锡惠山寺》中“绝无一尘染”之清泉与“自是拔俗姿”之长松正是他的最好写照。这都和苏舜钦自小濡染很深的儒家 思想是分不开的。
儒家讲“顺天知命”、“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受此影响，苏舜钦为人所作墓志墓文，叹息传主人生的坎坷苦难时，经常将其归之于“天”，“不登年龄，岂天所差”，“噫吁，天之厥文久矣”；“命”，“呜呼!其知命欤?”，“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吁嗟!先生竞胡为”“数”，“然数命少会”，“此古之所以委之于数也”“然由赋数镝只”
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等思想掺人儒学，盛传天人感应之说，认为作善降福，作恶降疾。苏舜钦受其影响，多谈灾异符瑞。他认为“庶务交举，群生安业，天则报之以气应，锡之以瑞物，苟异于此，灾害乃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见，未尝妄也”。唐代柳宗元写有《贞符》一诗，反对符瑞，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仁”。苏舜钦害怕后世“拘子厚之作，弃天弗征，背大道以自任，颠迷无从，靡所法则”，专门写了篇《符瑞》，反对柳宗元的观点，认为“呜呼!天人相交，气应混并，密然则关为表里，其可诬哉!”并多次申述“灾异之作，未尝妄也”，“时虽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
值得注意的是，苏舜钦诗文中所言及的只有灾异，没有符瑞，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向朝廷上书进谏。如天圣七年(1028)玉清昭应宫火灾，时任太庙斋郎的苏舜钦诣登闻楼击鼓上疏进谏，将天灾归因于“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赏罚弗公”，谏不应修复，杜重建之端，“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恭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在辅弼无裨国体者去之，居左右窃弄威权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怀收刍荛之言，庶几变灾以答天意。”
另一种是他平常对事物的认识。如大风时想到“六事不和暴风作”，大雾时想到“窃思朝廷政无滥，未尝一日封五侯，何为终朝不肯散”，地震时想到“念此大灾患，必由政瑕疵”，“天戒岂得慢”苏舜钦言灾异有警戒人君之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时思庄生言：苏舜钦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庄子思想，对苏舜钦影响较早且较深。他在景?二年(1035)所写《送王纬赴选序》中即有“故可任化而无系，陶然天壤问，以足一世”，“然而之子处之，拘拘乎未尝自适也”。“拘拘”出自《庄子?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自适”出自《庄子，骈拇》“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尽管苏舜钦当时正当壮年，胸怀大志，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劝王纬用世，“思发其蕴以耀众者矣”，但他对庄子的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宦途奔波终遭废黜后，舜钦的心中对庄子思想有了许多认同，“时思庄生言，所乐惟髑髅。物理不可诘，此说诚最优”。
庄子思想对苏舜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使他对事物的认识较通脱，如“万物盛衰天意在”“穷达皆常事”《离京后作》“物理吾俱晓，漂流安足惊”，“节物自荣悴”，“顾人生世间，荣悴理亦然”。
其次，影响他对人生的看法。尹子渐死前不久见苏舜钦时曾说“吾未尝死，安知死之不乐也?”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尹洙死时，《哭师鲁》已有“时思庄生言，所乐惟髑髅。物理不可诘，此说诚最优”。《迁居》诗云“吾知人之生，天壤乃蘧庐，其间暂寄寓，一时还须臾”，认识到人生若寄之短暂。“此身亦外物，安用伤羁孤”。庄子所追求逍遥之境界必须屏出一切羁绊，才能无所待，人之身体，亦为羁绊。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外物与我为一”，即自身亦为外物，从而达到逍遥。苏舜钦则通过此身亦外物来化解痛苦。
最后，使他在痛苦磨难前，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不是忧郁以终，而是静静品尝闲适之乐生活之趣。如《答范资政书》中“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圣人之道，又无人讥察而素望之，何乐如是，摄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饮食皆自适，内无营而外无劳，斯庄生所谓遁天之刑者也”。苏舜钦南下吴中，亲友纷纷劝阻，韩维甚至责以“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但他已深厌京中“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赢马蔽仆，日凄凄取辱于都城，使人指笑哀悯，我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决意居于吴中，并认为“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
三、出于中国礼法之外：
苏舜钦与佛家思想
苏舜钦同许多僧人有密切来往，如僧惟俨、释秘演、怀月、则晖、演化、若神等，多次往佛寺游玩夜宿，如华俨寺、蓝田悟真寺、大禹寺、惠山寺等。据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欧阳修“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但细察其诗文，舜钦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很少受佛家思想影响。
《哀穆先生文》中舜钦记穆修“日诵《孝经》《丧记》，未尝观佛书、饭浮屠氏也”，从中也能看出他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同他交往密切的释秘演，“卖药得钱辄沽酒，日费数斗同醉醒”，且“独喜吾儒士之书”，苏舜钦还惋惜他“伤哉不栉被佛缚，不尔煊赫为名卿”。去蓝田悟真寺游玩时，却听到老僧说“近有浮屠于此相枨触，?心宿忿两不解，一乃颠挤死其谷”，这出现在本该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僧人身上，不无讽刺意义。
苏舜钦不喜佛家，原因有三：一是佛与儒有很多冲突之处。“浮屠氏本以清旷远物事，已出于中国礼法之外。”舜钦堂舅王子野的第二个儿子王规信佛，不饮酒，不茹荤，无嗣不再娶，舜钦恐其“索索然趋乎病疠之场而不还”，遂用儒家礼义中庸之道勉之，认为“饮食夫妇之法为之大”，希望王规能“破异俗之迷”。
其次佛教耗费较大，无补于民。《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认为佛寺之宫室饰用过于奢华，不合于度。《顶破二山寺》中称“老农务祈祷，梵呗日不休，常为释徒利，乃作生民雠”。
最后，僧人不关心国事。“二边羌胡日斗格，释子宴坐殊不知”，“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当然，苏舜钦同僧人交往甚多，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如“未知欢戚两忘者，始是人间出世人”，即有佛家思想出世的痕迹。但总体来说，苏舜钦的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基本未受佛家影响。
综上，儒家思想是苏舜钦最主要的思想，是其立身行事的基础，他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一生以康济斯民为己任。同时道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对事物的认识较通脱，面对被贬除名的痛苦时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因为佛与儒有很多冲突之处，佛教耗费较大、无补于民，僧人不关心国事等原因，苏舜钦虽然与许多僧人有交往，但并不喜佛家，很少受佛家思想影响。